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starbucks一起喝咖啡吗？不会，肯定不会。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从我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与你有了天壤之别，因为我只能报农村户口，而你是城市户口。如果我长大以后一直保持农村户口，那么我就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甚至连选举权都不如你们多。
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非要到城市来？农村不很好吗？空气新鲜，又不像城市这么拥挤。”可是农村没有好的医疗条件，03年的sars好像让大家一夜之间发现农村的医疗保健体系竟然如此落后；物质供应也不丰富，因为农民挣的钱少，贵一点的东西就买不起，所以商贩也不会进太多货。
农民没有职业发展规划，因为农民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类似种族一样的天生的阶层。农民没有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因为绝大多数人还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奋斗，那时候春节联欢晚会中买得起等离子彩电的农民毕竟是个别现象。
于是我要进城，而且要摆脱我的农民身份，我要通过自己的奋斗获得你生下来就拥有的大城市户口，考学是我跳出农门唯一的机会。我要刻苦学习，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我在独木桥上奋勇搏杀，眼看着周围的同学一批批落马，前面的道路越来越窄，我这个佼佼者心里不知是喜是忧。
激烈的竞争让我不敢疏忽，除了学习功课，我无暇去顾及业余爱好，学校也没有这些发展个人特长的课程，进入高中的第一天起，校长就告诉我们这三年只有一个目标―高考。于是我披星戴月，早上5：30起床，晚上11：00睡觉，就连中秋节的晚上，我还在路灯下背政治。
而你的升学压力要小得多，竞争不是那么激烈，功课也不是很沉重，你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个人爱好，去读课外读物，去球场挥汗如雨，去野外享受蓝天白云。如果你不想那么辛苦去参加高考，只要成绩不是最差的，你可以在高三时容易地获得保送名额，哪怕成绩最差，也会被”扫”进一所本地三流大学，而那所三流大学我可能也要考到很高的分数才能进去，因为按地区分配的名额中留给上海本地的名额太多了。
我们的考卷不一样，如果考卷一样我们的分数线就不一样，但是当我们都获得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所交的学费是一样的。每人每年6000元，四年下来光学费就要2万4千元，再加上住宿费每人每年1500元，还有书本教材费每年1000元、生活费每年4000元（只吃学校食堂），四年总共5万元。
2003年上海某大学以”新建的松江校区环境优良”为由，将学费提高到每人每年1万元，这就意味着仅学费一项四年就要4万元，再加上其他费用，总共6万6千元。6万6千元对于一个上海城市家庭来说也许算不上沉重的负担，可是对于一个农村的家庭，这简直是一辈子的积蓄。
由于剪刀差、地少人多不成规模经济等众多原因，农业仍然是不赚钱的行业。我的家乡在东部沿海开放市份，是一个农业大市，相比西部内陆市份应该说经济水平还算比较好。可是现在的农产品收购价太便宜了，除去各种农业种植成本和名目繁多的税费，一年辛苦劳作剩不了几个钱。以供养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为例，除去各种日常必需开支，一个家庭每年最多积蓄3000元，那么6万6千元上大学的费用意味着22年的积蓄！前提是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不能生大病，而且另一个孩子无论学习成绩多么优秀，都必须剥夺他上大学的权利，因为家里只能提供这么多钱。我属于比较幸运的，东拼西凑加上助学贷款终于交齐了第一年的学费，看着那些握着录取通知书愁苦不堪全家几近绝望的同学，我的心中真的不是滋味。教育产业化时代的大学招收的不仅是成绩优秀的同学，而且还要有富裕的家长。
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在大学校园里汲取知识的养分！努力学习获得奖学金，假期打工挣点生活费，我实在不忍心多拿父母一分钱，那每一分钱都是一滴汗珠掉在地上摔成八瓣挣来的血汗钱啊！
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我发现与我的同学相比我真是土得掉渣。我不会作画，不会演奏乐器，不认识港台明星，没看过武侠小说，不知道什么是walkman，为了弄明白营销管理课上讲的”仓储式超市”的概念，我在麦德隆好奇地看了一天，我从来没见过如此丰富的商品。
我没摸过计算机，为此我花了半年时间泡在学校机房里学习你在中学里就学会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我的英语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我的发音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听不懂，这也不能怪我，我们家乡没有外教，老师自己都读不准，怎么可能教会学生如何正确发音？基础没打好，我只能再花一年时间矫正我的发音。
我真的很羡慕大城市的同学多才多艺，知识面这么广，而我只会读书，我的学生时代只有学习、考试、升学，因为只有考上大学，我才能来到你们中间，才能与你们一起学习，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目标。
我可以忍受城市同学的嘲笑，可以几个星期不吃一份荤菜，可以周六周日全天泡在图书馆和自习室，可以在周末自习回来的路上羡慕地看着校园舞厅里的成双成对，可以在寂寞无聊的深夜在操场上一圈圈地奔跑……我想有一天我毕业的时候，我能在这个大都市挣一份工资的时候，我会和你这个生长在都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做一个上海公民，而我的父母也会为我骄傲，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大上海工作！
终于毕业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辛辛苦苦读出来的大学文凭，竟然很难找到工作，在上海工作难找，回到家乡更没有什么就业机会。能幸运地在上海找到工作的应届本科生很多只有每月2000多的工资水平，也许你认为这点钱应该够你零花的了，可是对我来说，我还要租房，还要交水电煤电话费还要还助学贷款，还想给家里寄点钱让弟妹继续读书，剩下的钱只够我每顿吃盖浇饭，我还是不能与你坐在starbucks一起喝咖啡！
现在舆论号召我们大学生创业，真不明白我们这些既没钱也没经验的刚毕业的学生有什么资本去创业，为什么那些人浮于事却能旱涝保收的单位里的职工不去辞职创业？也许所有的这一切都怪我投错了胎，为什么我不降生在上海！
写到这里，我需要声明：我不是来自农村，我来自一个小城市，在上海读完了硕士，现在有一份年薪七八万的工作。我奋斗了18年，现在终于可以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我已经融入到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中了，与周围的白领朋友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我无法忘记奋斗历程中那些艰苦的岁月，无法忘记那些曾经的同学和他们永远无法实现的夙愿。于是我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下了上面的文字，这些是最典型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平民子弟奋斗历程的写照。每每看到正在同命运抗争的学子，我的心里总是会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
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怨天尤人，这个世界上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是绝对的，不公平已经存在，这并不可怕，但是对不公平视而不见是非常可怕的。
我在上海读硕士的时候，曾经讨论过一个维达纸业的营销案例，我的一位当时曾有3年工作经验，现任一家中外合资公司人事行政经理的同学，提出一个方案：应该让维达纸业开发高档面巾纸产品推向9亿农民市场。
我惊讶于她提出这个方案的勇气，当时我问她是否知道农民兄弟吃过饭后如何处理面部油腻，她疑惑地看着我，我用手背在两侧嘴角抹了两下，对如此不雅的动作她斥之鄙夷神色。
在一次宏观经济学课上，我的另一同学大肆批判下岗工人和辍学务工务农的少年：”80%是由于他们自己不努力，年轻的时候不学会一门专长，所以现在下岗活该！那些学生可以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嘛，据说有很多学生一个暑假就能赚几千元，学费还用愁吗？”我的这位同学可能永远都不会相信我本科时有个同学是每天拿着饭盒到学校餐厅里捡别人吃剩的饭菜来熬过四年的大学生活的。
他可能没有研究过中国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的变迁，我们的父辈年富力强时候所创造的财富中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在高积累低消费政策下变成了国有资产，留给已经老去的父辈只是下岗失业和生活无济。
我是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我的同龄人正在逐渐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的决策将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把这篇文章送给那些优越环境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和很久以前曾经吃过苦现在已经淡忘的人，关注社会下层，为了这个世界更公平些，我们应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特别是在做关乎众人命运的决策的时候，让这份社会责任感驻留我们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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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5日，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互金专委会)正式启动“全国互联网金融阳光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互联网金融企业透明化运营、阳光下发展。 在该计划开启的互金企业运营指数测评中，目前洋钱罐平台以71.4的分值，在首批参加测评的15家企业中位列榜首。同时洋钱罐还成为首批两家自愿将运营数据实时接入国家技术平台的企业之一，洋钱罐平台上的投资人均可在技术平台上查验自己的投资情况。 有国家互金专委会负责人表示，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风险主要来源于互金企业的不透明，包括资产不透明、运营不透明和实力不透明。不透明则无法分析风险，可能导致自融、自保以及虚假项目等重大问题。国家互金专委会依托于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对互金企业的透明性进行了长期跟踪与巡查。而此次“全国互联网金融阳光计划”也是基于此而开展。 根据阳光计划的设计，将有三大方案用于推进互金企业运营情况的透明度。 首先，国家互金专委会将定期组织全网巡查，由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按照客观情况如实反映其资产透明性，并向社会公开。如资产不透明，则无法分析其重大风险。 其次，国家互金专委会将鼓励互金平台自愿将运营数据实时接入国家技术平台中来，投资人可在技术平台上查验自己的投资情况，校验企业上报数据是否真实。同时国家互金专委会根据企业接入的数据，计算相关运营指标，每日向社会公布，从而提升企业的运营透明度。目前真融宝、洋钱罐两家企业已作为首批试点企业，自愿接受社会监督，并公开其运营情况。 最后，在互金企业自愿参加的前提下，国家互金专委会将依据“全客观、可验证”原则对企业进行测评，并公布测评指标。互金企业需按照指标提交材料，如验资报告、股东构成、审计报告、存管合同等，由专委会组织第三方专家审核公布。 洋钱罐CTO耿博表示，互金行业阳光化自律的同时还需要接受阳光化监督，接受第三方客观的全面的评估。尤其是来自权威部门专业化技术化的监管和评测，才是让互金企业在自身制度建设上越来越系统和正规的长期推动力所在。作为一家技术驱动性的互金企业，洋钱罐很早就加入到与国家互金专委会的合作中来，也希望通过“阳光行动”来推动互金行业的规范发展。 新华网北京6月5日电（闫雨昕）在金融扶贫的攻坚战之中，商业银行无疑扮演者着中坚力量。近来，许多商业银行致力于兼顾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协调发展，加紧探索出一套“脱贫而不返贫”的可借鉴方案。 立足小微、三农 众所周知，小微、三农是金融扶贫的重点领域，也是难点所在。为了更好地做好扶贫工作，许多银行每年都会单列小企业信贷计划，在授信审批、贷款限额等方面优先保障小微、涉农等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支持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弱势群体的创业就业。 记者了解到，2013年以来，浙商银行开始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进一步拓宽小微金融和精准扶贫的资金渠道，为其提供长期、稳定和低成本的资金来源。数据显示，截止今年一季度末，该行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10亿元。此外，还提高小企业不良贷款率容忍度，对小企业从业人员差别化问责免责。 扶贫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在金融支持外，更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多方参与，共建扶贫系统生态圈。 近年来，金融机构携手地方政府及第三方机构，通过成立扶持基金、产业基金等，扩大扶贫的信贷投入、提高扶贫的精准度。例如帮助贫困地区通过产业引进、劳务输出实现脱贫；积极支持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等发达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转移；支持优质企业“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布局，带动相关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和人员就业等等。 浙商银行此前曾为红狮集团提供了8.4亿元授信，通过购买债券、中期流动资金等支持其在四川、甘肃等地建立水泥生产基地；给予盾安集团授信40亿元，支持其在内蒙古等地区进行投资，在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 从“救济”到商业可持续 并非简单的施舍救济，金融扶贫更要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就商业银行而言，在能力所及之内履行社会责任，把握信贷投放的实质风险成为构建金融扶贫长效机制的关键。 近年来，围绕贫困地区客户需求，许多金融机构都在探索结合互联网金融从担保方式、期限、提还款方式、细分客户群等维度加快产品创新与开发，推出“民宿贷”、“农村电商贷”等产品，主动支持当地旅游扶贫、电商扶贫。 在兰州，浙商银行与甘肃陇西县人民政府合作，推出“精准互助贷”、“精准惠农贷”、“精准助企贷”等三款金融精准扶贫产品，目前已与11户农户代表签约，共投放扶贫农户贷款102万元；在重庆，他们又主动对接重庆市巴南区的“青锋计划”，推出“青年创客贷”产品，支持缺乏资金积累的巴南籍或在巴南创业青年，累计发放“青年创客贷”金额2000多万元，累计支持优秀创业青年60多名。 扶贫既需要“大水漫灌”式的财政扶贫，更需要“精准滴灌”式的金融扶贫。越来越多的银行都通过制定个性化的扶贫方案“精准施策”。如：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对金口河区大杠村的贫困户采取一户一策、一户一法、扶贫扶智并重等方式，力争用3到5年时间，有效提高被帮扶贫困户的劳动技能，使被帮扶的贫困户有自我发展和稳定收入的主业，并实现逐步脱贫、致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金融扶贫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