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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周报｜金·斯坦利·罗宾森谈科幻与科学家；聪明药、成瘾性及其残酷真相

澎湃思想市场 · 公众号 · · 2024-12-30 12:54

正文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观点文章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科幻与科学家，以及聪明药与成瘾性背后的残酷真相。

文｜ 龚思量，杨小舟

金·斯坦利·罗宾森谈科幻与科学家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重塑世界，一些人认为现实开始变得非常像科幻小说。人们经常提到的一本书是美国当代科幻大师金·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ey Robinson）的 The Ministry for the Future （《未来部》，2020年）。

这部小说以2025年为开端，描写了一场发生在印度的致命热浪——这一主题在今年早些时候被诡异地验证了，今年6月印度面临极端的高温与湿度。在书中，这场热浪引发了社会的反抗运动来保护生物免于气候灾难。

罗宾森以硬科幻风格和对气候变化、社会哲学的深刻探索而著称。他的代表作《火星三部曲》（1992-1996）奠定了他在科幻文学界的地位，并多次获得雨果奖、星云奖等重要奖项。最近，罗宾森在最近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谈到气候危机如何让年轻一代感到焦虑，但同时也赋予了他们生存的存在意义。

金·斯坦利·罗宾森

在谈到为什么《未来部》能够引起关注时，罗宾森认为这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小说试图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拥有避免引发大规模灭绝事件的工具。而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行——科学、外交、条约、民族国家体系，甚至资本主义本身——都可以被用来逃离这场危机。

罗宾森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安心的信息。人们渴望一种感觉——只要我们做对了事情，一切就可能好起来。”

罗宾森将此书献给其四十余年前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2024年初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中，罗宾森以“愤怒的乐观主义”概括其气候小说的创作理念。这部作品写于2019年，之后新冠疫情的暴发让人们认识到生物圈中万物互联的本质，一个微小病毒的传播便能撼动世界秩序，这也促使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意识到：生态风险随时可能演变为切实的灾难。小说通过虚构一个联合国下属部门来整合全球资源应对气候变化，展现了詹明信所说的“乌托邦欲望”，通过批判资本对资源的控制，试图构建一种生态乌托邦的可能。

“小说的开头非常可怕，以至于再现了气候恐惧的那种感受。说实话，我甚至不愿再翻看那些页面。但是故事最终走向了更好的地方。”

罗宾森说，阅读小说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行为。“你必须面对纸页上的黑色符号，然后在你头脑中出现的事件可以像真实经历一样强大。如果一段文字拥有情感冲击力，它会被记住，就好像它真的发生过在你身上一样。”

《未来部》中，在2025年的印度，白天人们把身体浸泡在恒河里降温，晚上则睡到屋顶乘凉。然而恒河的水像洗澡水一样烫，屋顶也不断有人中暑身亡，主要是老人和小孩。“地面温度持续在38摄氏度，湿度则维持在60%。”而印度很多地方并没有空调，或者电力断供。罗宾森写道，“一般在1月到3月，恒河平原比较凉爽和干燥，然后慢慢变热，但仍然是比较干燥的。季风来临后，温度会逐渐下降，遍布的云层会阻挡直射的太阳光照。然而这次热浪却很反常，没有云，只是热，还伴随着潮湿，一种恐怖的组合。”

当书中的情节在现实中发生时，他坦承会感到恐惧和不安。“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如预期般上升，高温和高湿会出现峰值，并且将导致人员死亡。这是科学家研究人类适应热应激能力时得出的结论。他们意识到，在潮湿条件下，世界可能会超出人类通过出汗排除多余热量的能力。这一观点大约在2010年才出现，我是在2017年左右接触到它，这得益于一些敏锐的科学家和记者的传播。”

对那些担忧气候变化以至于产生了“气候焦虑”的年轻人，罗宾森说，他经常和本科生谈论气候恐惧。因为他们是未来的主人，一想到在2050年之前必须完成的所有事情，以避免跨越灾难的临界点，他们当然会感受到气候恐惧。

“因此，我试着告诉他们，这意味着你们的人生有了一个项目，你们拥有了存在的意义。你们没有陷入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所产生的那种无意义的虚无主义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汽车保险杠贴纸上写着‘死的时候谁的玩具最多谁就赢’（he who dies with the most toys wins）。这句标语虽然带有讽刺意味，但也指向了一种意义的缺失：为什么活着？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好吧，现在我们有了答案。”

他还想告诉年轻人，无论个人兴趣是什么，都可以转化为气候行动。艺术、公共政策、心理学、科学、工程以及人文学科，这些都可以成为气候行动的一部分。只需找到自己的角度。但与此同时也要承认我们正处在一种紧急状态，需要有所作为。

罗宾森分享了他如何研究他作品中涉及的科学内容，这些内容通常很写实。“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我大概每天会阅读一到两个小时的科学新闻报道。这完全是出于好奇心，试图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 但你无法完全跟上……这个世界变化得非常快。我还擅长从书中提取对我有用的内容。而博士论文对我来说尤其密集也更有趣，因为它们通常代表了一个人五到十年的思考成果。之后，我会和我认识的科学家交谈，并且问他们：‘你愿意读一下这段内容并告诉我你的看法吗？’我甚至在《未来部》中用一些帮助过我的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书中的角色。”

正因为对科学家群体的信心和了解，在罗宾森的科幻作品中，科学家常常扮演英雄角色。因为“科学家总是在生成新的数据、新的故事和新的解释。如果你关注这些，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而科学事业和科学思维中的矛盾也能构成很好的故事素材……当你追溯人类文明应该采取行动的理念来源时，你会发现它最终都可以追溯到科学界。比如说，如果政治阶层想要……向他们的幕僚寻求建议，而幕僚会求助于专家。”

罗宾森认为，那些声称自己不喜欢政治的科学家，通常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本身也是政治性的。“有些科学家了解这一点，因为科学教育以及科学界和学术部门之间的激烈政治斗争——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教会他们一切都是政治性的，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领域。而他们却希望它是纯粹的。我认识一些冰川学家，他们花了八年的时间在冰原上的帐篷里研究冰川移动，他们宁愿面对寒冷环境，也不愿参与部门政治。因此，这种类型的科学家让我觉得非常有趣。”

在《火星三部曲》中，罗宾森“派遣”了一位心理学家米歇尔到火星上去。“我非常喜欢塑造米歇尔这个角色，他是第一批殖民火星的100人中唯一的法国人，也是唯一的心理学家。自然地，他最终崩溃了。他还意识到，前往火星是一个巨大错误，并且他非常想念家乡。但当他最终回到普罗旺斯时，他又开始想念火星。我认为这种双重疏离感是一种深刻且重要的情感，非常值得在故事中加以探索。但是怀旧可能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因为你真正怀念的可能是你的青春或过去的日子。由于我们是受时间约束的生物，失去家园的痛苦只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而已。”

《自然》还请罗宾森谈了谈他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在他看来，“人工智能”这个名字是一个公关名词，它掩盖了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它确实是人工的，但至于“智能”——这个词的定义太宽泛，以至于人们很容易陷入混淆。

“因此‘人工智能’是一个拙劣的名字。如果它被称为‘极快速计算’、‘辅助数据分析’或‘认知辅助工具’，那么它就不会强调那些神秘的成分。这样人们关注的将是如何使用它，而不是幻想创造一个人类思维或意识。”

罗宾森批评有太多糟糕的科幻作品把人工智能拟人化到赋予它自主性甚至恶意。“机器无法利用大型语言模型获得意识，因为它们仅仅是优化算法的结果。而且，模仿人类语言比我们想象得更容易——因为我们是可以被预测的。所以，图灵测试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相对较低的门槛。你唯一需要做到的就是欺骗那些很轻信的人类。”

他举了他在2015年的小说《极光》（Aurora）作为例子。故事是关于一艘星际飞船的旅程，主要是从一个人工智能的视角来叙述的。这个人工智能被称为“飞船”（Ship），体现了罗宾森对人工智能的某些有趣可能性的思考。在故事中，“飞船”运行着整艘飞船，而有人对它说：“记录一次旅程报告。”但这台计算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不得不自己摸索如何完成这个任务。

“它也许并不是真正的意识，但在小说结尾，‘飞船’已经非常善于表达，并相当自我意识化了。它的运作模式很像人类的意识，飞船是它的身体，而飞船上的人就像是它的肠道微生物群。但我们谈论的是500年后的事情，那时量子计算可能已高度发达。那时候会发生什么？没人知道。”

罗宾森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南极洲的非虚构著作。这本书是回忆录和历史故事的结合体。“我尤其想讲述1911年一次科学探险的故事，那次探险是为了在严冬中获取帝企鹅（Aptenodytes forsteri）的蛋，这最早由阿普斯利·切里-加拉德（Apsley Cherry-Garrard）在《世界上最艰苦的旅程》（1922年）中详细描述。我非常自豪能够基于自己在现场的研究，为这个被讲过无数次的老故事赋予新的叙述。接下来也许我会讲的故事是关于一项减缓南极冰川融化的计划。这项计划是通过将冰川下方的水抽出来来实现的。目前，这个想法正在由冰川学家团队以及治理和金融领域的专家研究，以确保它不会只是看起来像一些科学家跳出来告诉大家该如何拯救世界。”

聪明药、成瘾性与残酷真相

近日，NGA论坛上的一则题为“家长群里反映专注达都不好开了”的帖子引起网友讨论。标题中提到的“专注达”与另一种药物“利他林”被人们称作“聪明药”，其主要成分为哌醋甲酯，多用于治疗儿童和青少年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据《央视网》报道，所谓的“聪明药”主要包括哌醋甲酯、莫达非尼、阿德拉等，具有成瘾性大、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等特性，全部属于国家管制的精神药物，极有可能会抑制或损坏少年、儿童的大脑神经发育。

在这则帖子中，用户对于使用“聪明药”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一些网友质疑这无异于“嗑药上课”、“拿命拼高考”；也有网友表示“你不吃，有的是人吃”，更表示在某地区，一堆家长抢着开药，只因没人愿意在竞争中失败，更有网友表示，自己在初中阶段曾服用过该药物，尽管成绩有所提高，但也出现“人发木”的副作用。

早在2012年，《纽约时报》就曾以“美国高中流行‘聪明药’”为题，报道全美多所精英中学中存在学生服用“聪明药”的现象。2018年，网飞公司的纪录片《药瘾》（Take Your Pills）揭露了美国学生、运动员、程序员通过服用“聪明药”来提升表现，应对竞争。2019年，国内多家媒体也曾报道过国内服用“聪明药”的种种乱象。本文试图通过综合对比国内外“聪明药”的使用情况，破除“聪明药”身上的种种迷思，反思人们为什么会青睐“聪明药”，并探寻此类药物背后的残酷真相。

2018年，网飞纪录片《药瘾》（Take Your Pills）海报

“聪明药”的聪明迷思

《人物》杂志2019年的报道《高三那年，父亲给我买了“聪明药”》中，有以下描述：“聪明药”，在英文世界里被称为“study drugs／smart drugs”，这些药物并不像名字听起来那样神奇，它无法让人变聪明，而是一种用来治疗少儿多动症的处方药。这类药能帮助多动症患者分泌多巴胺、肾上腺素，让他们集中注意力。

在这篇报道中，受访者卢琴琴（化名）谈到自己刚服药时“没有太大感觉，吃完去上课，还是会走神，试了几天没有效果”，直到开始加量后，感觉“上课精神比较集中，老师讲什么我都感觉挺简单的”。在她一再加大药量后，她开始在夜里完全睡不着觉，背完单词背课文，然后大半夜地收拾房间，不停擦地板，直到精疲力尽。

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做过一组对照实验，他们将未患多动症的大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吃“聪明药”，另一组吃安慰剂（没有任何治疗效果的药剂），每周测试学习情况，结果显示，两组学生在学习效果上并无明显区别。2015年，对证据的评估报告发现，此类药物对智力的影响“不大”。大多数人服药并不是为了提高智力。相反，他们用它来提高精力和工作动力。

在美国，最受欢迎的药物是安非他命和哌甲酯，它们作为处方药的名称是阿德拉（Adderall）和利他林，服用这些药物的一大后果，是能够坚持繁重的脑力任务。另一方面，服药也会显著提高服药者的竞争意识。在一则采访中，营养公司HVMN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杰弗里·胡（Geoffrey Woo）表示，“在硅谷和华尔街，越来越多的脑力工作者在服用‘聪明药’。他们就像是比拼脑力的职业运动员，赌注和竞争都很激烈。我认为‘聪明药’只会让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与高校内，“聪明药”会受到青睐，而服药又刺激了使用者的竞争意识，形成恶性循环。

综合看来，所谓的“聪明药”并不能提升智力。尽管这类药物可以为使用者提供“4到12小时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但作为代价，使用者在服药后的24至48小时，往往难以维持日常的专注力。其他的副作用包括紧张、焦虑、失眠、胃痛，甚至脱发等。最为重要的是，这类药物具有成瘾性，许多学生和上班族都在“不知不觉”中药物成瘾。两种“聪明药”的缺陷也不容忽视，安非他命在结构上近似冰毒，后者是一种效力强大、高度成瘾性的毒品，它毁掉了无数人的生活，甚至可能致命。

“聪明药”的吸引力背后

2012年《纽约时报》题为“美国高中流行“聪明药”的文章，报道了在全美多所精英中学中存在学生服用“聪明药”的现象。这些服药的学生有着形形色色的理由：需要开夜车学习、在考试时提高注意力、想在课堂上更加专注......但大多数学生都有着相同的最终目的：考入一所优秀的大学。

据一名受访者玛德莱娜（化名）估计，在她所在的那所中学，班上同学约有1/3使用兴奋剂以提高学习成绩，而他们都没有处方。所有人都强调说，服用药物并不是为了体验神魂颠倒的感觉。使用者主要是一些刻苦用功的学生，为了满足日益提高的升学期待而不得不出此下策。

令人更加不安的是，服用“聪明药”已经成为某种校园文化，一些本不打算服药的学生也难以抵挡诱惑。归根结底，使用药物越来越常见，为了争夺班级排名和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些不想服药的学生可能会被迫加入这一行列。一名曾经向同学出售“聪明药”的学生表示：那些不吃药的学生“会觉得自己吃了大亏”。
在界面新闻的报道《“聪明药”造就“尖子生”背后：副作用大滥用成瘾，监管是难题》中写道：购买药物的人群包括高考生、考研党和亟待升职的年轻公司职员。在一个名为“阿莫达”的贴吧里，许多人记录下了服药的“奇效”：“我表弟用了之后，半学期名次从25名提高到了前5名。”、“服用到法考结束，顺利上岸”……

这让很多人难挡诱惑，QQ群里，除了学生，还有许多家长为孩子购买药物。这些家长多是从其他家长那儿听说此类药物，他们认为“如果别的孩子服用了这种药物，自己的孩子不服用，可能会输在起跑线上。 ”一名高考生的母亲在购药QQ群里抱怨： “本来想去医院开处方药，但被医生拒绝了，只能找代购买高价药。 ”

在《人物》杂志的报道中，曾接诊过60多位“聪明药”成瘾患者，北京高新医院的戒毒科主任徐杰表示“吃这种药基本都跟家庭有一定的关联性”。据他观察，这些患者的父母基本上对小孩比较溺爱，又缺乏真正的关心，要求很严厉，希望孩子成绩好。这些家长通常有医学背景的朋友，一开始买一些补药、维生素，吃了没太大用，后来听说有所谓的“聪明药”，就尝试了。

徐杰医生说，”好像没有看到有多少家庭和谐的这样一个情况，多多少少家里面都是，父母干预太多了，对孩子期望值太高了，你就必须得给我达到什么样的成绩，否则的话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混乱的药物源头与缺乏监管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作者写道：学生们会从朋友那里拿药，或者从学生药贩子那里花钱购买，甚至在家长和医生面前伪装症状，以骗取处方。对于许多人关心的直接控制药物源头，这篇报道中写道：许多青少年在与医生的面谈中骗过医生、拿到对方开出的ADHD药物处方。他们或是自己使用这些药物，或是将这些药物卖给其他学生。也有一些家长和孩子一样急于得到处方。他们直接找到医生表示，“我的孩子在学校里表现不佳。我知道有种药物吃下去就能让他变聪明。”

当文章作者试图联系受访学生所在高中，告知他们有该校学生声称校园中普遍存在兴奋剂滥用问题。校方通常表示，校方对于一些青少年使用药物的问题十分关注，但情况并未像学生表示得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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