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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569个故事

作者供图：铜镇纸

蹉跎岁月-祖辈沧桑：一把铜镇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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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拂晓晨星

这是一把看上去极其普通的铜镇纸（上图），宽不过2厘米、长不到20厘米，上面刻有阳文“书山有路”四个大字，上下的边角处隐隐约约似乎还有些花纹，但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几乎看不清了。

这把铜镇纸，从我的外公传到我，至少经历了三代人，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了。

我的外公蒋继尹，生于光绪15年（1889年），广西全州人氏，自幼饱读诗书，12岁就获州试案首，传为神童；14岁（光绪30年，1904年）考上清末公派留学生，就读于日本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外公去日本的时候，根本不懂日语，临出国之前才突击了两个星期，轮船上又学了几天，就靠这点日语进了日本帝国大学听课，四年之后居然以优异成绩与日本同学一道从帝国大学毕业。

这把铜镇纸是否曾跟随外公漂洋过海，就不得而知了。

民国八年(1919年)，外公放弃在日本的优越生活、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国，到济南大学当教授，成为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第一批大学教授之一，并娶了一个山东大家闺秀单氏做我的外婆。据外婆说，自从她嫁给外公，就知道这把铜镇纸一直不离外公左右，是外公的心爱之物。

外公后来又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民国十六年（1927年），应当时广西省长马君武博士之邀，回广西创办广西大学，出任广西大学第一任教务总长兼教授。

民国十八年（1929年），我母亲刚满四岁，外公于暑假携全家乘船从梧州沿水路返回老家全州，在蒙山遭土匪打劫，全家被绑。说来也冤，土匪原来打算劫持的并不是我外公，而是外公的兄长，时任广西省参议会议长、两广财政厅长的蒋继伊。

蒋继伊大我外公七岁，曾中清末举人，并同时与我外公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从政，也是广西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连蒋介石都尊称其为“叔”。我外公蒋继尹，名字与兄长蒋继伊仅仅相差一字，不，仅仅相差两笔，不但字形相似，连读音也相近，极易混淆，加上土匪文化程度不高，又把满船一箱箱的书籍误认为是金银财宝，于是阴差阳错抓了我外公全家。

谁说名字不影响命运？这就是一例！

土匪以为抓住一个两广财政厅长，可以换回大把银子，谁知道抓的却只是大学教授，好不气恼！土匪眼中的大学教授不过是不值钱的穷书生，但这位穷书生好歹有个两广财政厅长的亲哥，想必多少也能诈回一些银两，于是把外公一家扣为人质，要挟蒋继伊拿钱赎人。蒋继伊与土匪多次谈判，还不容易将赎金由一万大洋降到了四千，却不料掌管广西军政大权的李宗仁、白崇喜不肯答应，认为用钱赎人是助长了土匪的气焰。

李宗仁与白崇喜行伍出身，只知道用枪杆子说话，立即派了军队前去围剿。大兵压境，土匪被逼“撕票”，外公一家的男丁，几乎全部惨死在土匪刀下。说是“几乎”，那是因为母亲的大哥、我的大舅命大，脖子上被土匪连砍三刀，昏死过去，土匪以为死了，没想到他居然死而复生，从死人堆里爬了回来，后来一直活到八十六岁，但落下了终身歪脖的毛病。

还有一个男丁——我的小舅，是在襁褓中吃奶的婴儿，也免一死。土匪也有土匪的规矩，只要钱能到手，绝不“撕票”；钱不到手，就别怪他杀人不眨眼，但只杀男丁而不杀女眷，所以外婆与母亲得以死里逃生。做为堂堂大学教授和两广财政厅长的亲弟，外公竟被土匪“撕票”，成为当时轰动整个广西的一大要案。

外公不幸英年早逝，这把铜镇纸就与外公其它的遗物（主要是一些书籍）一起，搁置在全州老家外公曾经的书房，一待就是十几年。

我母亲蒋朝渊，外公去世时年仅4岁。外公去世以后，母亲家中日益没落，但并没有耽搁孩子的前程，母亲曾在桂林女中读书，是女中有名的校花。后来，母亲不知什么原因去读了“桂林俄文专科学校”。那可不是一般的大专院校，据说由共产党秘密资助，校长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处长张冲中将，主任是顾问事务处俄国组组长孙亚明上校（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人）。中将当校长，上校当主任，该校的地位与重要性便可想而知。那时，我父亲曾定之正在桂林俄专读书，还没毕业就在俄专当了助教，并深受学生欢迎，母亲就是当时崇拜父亲的学生之一。所以，父母亲的结合也可以说是一场“师生恋”。

母亲是典型的百里挑一的美人，追求母亲的人自然很多，可是母亲与外婆偏偏就看中了家境贫寒的父亲。

大概是1942年秋天，父亲得了伤寒，就住在全州母亲家中。那时候父母亲的婚姻关系还没有正式确定下来。伤寒在当时是人人谈虎色变的恶疾，父亲也差点因此丧命，连看病的郎中都说生死由命了。母亲的家人也不同意这样一个像女婿又非女婿的病人住在家里，多亏母亲与外婆一再坚持，才让父亲在母亲家中慢慢康复起来。康复之中的父亲，每天都到外公的书房看书，外公的书一多半是日文书，为了看懂这些日文书，也是当时抗战的需要，原来专攻俄文的父亲居然自学起了日文，后来竟达到可以做日文教师的水平。外婆见我父亲如此刻苦学习，便将外公生前喜爱的铜镇纸赠给了我父亲。

大约是1942年底，父亲因为“亲俄亲共”与“共党嫌疑”坐了大牢，全靠我大伯花钱打通关节，加上俄专孙亚明主任亲自出马，才得以保释出狱。孙亚明把我父亲营救出来以后，知道桂林不是我父亲的久留之地，便把他派往柳州，到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长官部，当了苏联军事顾问与苏联飞行员的俄文翻译，挂少校军衔。

不久，父亲又被派往昆明国民党龙云部队，官升一级，以中校军衔文职官员身份，任昆明《评论报》编辑。《评论报》由龙云出资，表面上是龙云控制下的云南舆论喉舌，实则掌握在地下党手中，该报主编杜宣、副主编孙启梦都是地下党的负责人。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远征军回国途径昆明，父亲以远征军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的中校秘书身份，随廖耀湘部从昆明辗转到达重庆。由于与父亲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关系因意外事故而中断，父亲被迫自谋生路，在重庆当过一段中学教师，还在辽宁阜新煤矿当过一段报社编辑，最终与我母亲等一帮革命青年，于1948年投奔到华北解放区去了。接着，父亲随解放军南征北战，直至进京，亲历和见证了北平和平解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解放后，父亲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先后在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大学当苏联专家的俄文翻译，也是中国统计学的开创人之一；1958年从北京回到广西“支援边疆建设”，从此定居桂林。

这把铜镇纸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诞生与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直到1987年65岁的父亲光荣离休。

2015年4月，俄罗斯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与广西电视台曾专程来桂林采访已经93岁高龄的父亲，目的是为了联合拍摄一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型纪录片。其中有一集名叫《寻找巴布什金》，巴布什金有两位（其实俄文并不同名，只是翻译成中文因发音相似而误译为同名），都是当年来过桂林支援中国抗战的苏联军人，一位是陆军军官，在中国部队中任军事顾问，不幸染病在桂林病逝，安葬在桂林西山公园，父亲曾当过他的俄文翻译，还为他守过灵；另一位是空军飞行员，父亲曾在柳州空军基地当过他的俄文翻译。摄制组采访父亲之后，就远赴俄罗斯进行拍摄，当时说好从俄罗斯返回以后，还要到桂林继续采访父亲。

不幸的是，还未等摄制组回访，5月底父亲就病危住院，尽管医生几次宣布父亲已经濒于死亡，可是父亲几次都顽强地挺过了医生宣布的时限，我们不得不猜测父亲心中是不是还有什么放不下的？父亲在弥留之际顽强地挺着，莫不在一直等待着电视台的后续回访？摄制组远在俄罗斯，父亲还能等得到吗？

6月29日傍晚，终于得到消息，说是俄罗斯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与广西电视台联合摄制组已经从俄罗斯返回，刚下飞机，将于晚上20点左右来医院继续采访。

电视台联合摄制组如约而至。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聚光灯下，父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眼不能睁、口不能开、手不能动，但一息尚存，紧锁的双眉已经舒展开来，表情安详……

两位远道而来的俄罗斯抗战老兵的后裔，把一枚金光灿灿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勋章轻轻地放在父亲胸前（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普金总统曾授予习主席同样一枚勋章）；俄罗斯抗战老兵的后裔还为弥留之际的父亲唱起了父亲所喜爱的俄罗斯歌曲，伴随着俄罗斯歌曲的旋律在耳边回荡，亲人们分明看到一滴晶莹的泪珠从父亲的眼角缓缓落下……

采访结束后20分钟，父亲在儿孙的簇拥中溘然长逝。

2015年9月，俄罗斯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与广西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寻找巴布什金》，在中国与俄罗斯同时开播，其中有不少父亲与母亲的珍贵镜头。

铜镇纸并不是作为父亲的遗物传给我的。早在父亲离休之后不久，父亲就郑重其事地把跟了他一辈子的铜镇纸交到了我的手中，讲述了这把铜镇纸带有传奇色彩的来历，希望我能以“书山有路”为座右铭刻苦钻研学问，干出一番事业。

我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从教几十年算是小有成就吧；但比起祖辈们的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我仍然感到汗颜、羞于启齿，只想把这把铜镇纸一代一代继续传递下去。

   作者：拂晓晨星，男，汉族，1948年生，湖南邵阳人。高级讲师，特级教师。1973年起从事中小学教育。2008年退休，现居广西桂林。1994年获“广西教坛明星”称号。1995与1998年两次荣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中师教师奖”。1998年获“特级教师”称号。1999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责编：糖糖（微信号：49150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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