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衬纸：关于书籍、战争、逃亡与故乡的家族故事》

本文字数虽多，但故事十分精彩！

商务君按 ： 21岁时，库尔特·沃尔夫放弃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图书编辑；25岁创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出版过卡夫卡等著名作家的作品。看似顺利的开局却被残酷的战争摧毁，在经历了流亡、濒临破产等一系列“上天的惩罚”后，库尔特依旧满怀对出版的初心，选择从头再来，将图书事业进行到生命最后的时光。

一个编辑的生活通常没有多少事情好回顾的，倘你有机会钻入一个做书人回忆的密林，也许只是发现万千带有校对符号的文稿，无尽而枯燥，还有许多滞销书构成的灰蒙蒙的远山。泥泞的地上有诸多残碎的字句，那是从许多庸常的稿件上斫删下来的。

但书做得多了，总有做书人能以这些文稿为自己造丰碑。也许是这些文稿及其作者在日后闻名，也许是做书人的出版理念统领着这些文稿开辟新路。所以，走上出版人的林中路，偶尔抬头，总能看到哪座远山在发光。

在《衬纸：关于书籍、战争、逃亡与故乡的家族故事》（简称“《衬纸》”）这本家族史中，讲述了一个传奇出版人的故事。他叫库尔特·沃尔夫，一辈子办了两个有名的出版社，第一次创业时才25岁。他挖掘了卡夫卡，出版的作家中有帕斯捷尔纳克、君特·格拉斯等如雷贯耳的名字。但这些高光时刻之外，却有许多难熬的日子。

库尔特在纳粹的阴影中度过了多年头顶悬剑的逃亡生涯。他的出版社一度濒临破产，只能卖掉自己的藏书苦苦维持。在与公司高层的斗争中败落，被贬低说他“不是个出版人”。甚至老年时，又从流亡地流亡，故土难回。

《衬纸》对造成诸多苦楚的时代迷雾有详细的记载，诸位读者可以自己细读。下面要说的，只是库尔特的出版故事，以及他如何践行自己出版理念里的一句话——

“保持机敏，常怀一颗年轻的心……在一次次付出努力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抓住机会对世界产生些影响。”

《衬纸：关于书籍、战争、逃亡与故乡的家族故事》

作者：[美]亚历山大·沃尔夫/著，王聪/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1月

“我终究得在图书这块做出一番事业来”

库尔特·沃尔夫出生在德国波恩一个优渥的音乐之家，其先辈与舒曼一家私交甚好，曾与勃拉姆斯同登舞台。库尔特没有在音乐上发展才华，但在一个“教化中产阶层”家庭，他受到良好教育，在书籍、绘画、音乐方面都培养了颇为浓厚的兴趣，对书籍尤甚。

库尔特母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这让他可以专心投入自己的爱好——收藏装帧精美的古籍，数量达到大约1.2万册。他也开始辗转各地大学学习德国文学。21岁时，库尔特决定放弃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留在莱比锡的岛屿出版社（Insel Verlag）做了一个图书编辑。他的理由顺理成章：

“我喜欢书籍，特别是装帧精美的书籍。我那时还是个年轻的学生，藏书于我来说是一个无底洞般的投入。但冷静想想， 我终究得在图书这块做出一番事业来，才无愧我对书籍的这份热爱。那做什么呢？当然是从事出版了。”

他先从自家档案下手，把自己外婆和阿黛尔·叔本华（哲学家叔本华的妹妹）以及奥蒂莉·歌德（作家歌德的侄女）的通信，以及一本奥蒂莉日记汇集整理，编辑为两卷书刊印出来。这样的书只算是一种编辑入门与练手。库尔特年轻气盛，野心何止于此。

1910年，23岁的库尔特加入了出版人恩斯特·罗沃特（Ernst Rowohlt）刚创办的出版社，成了幕后合伙人。恩斯特喜欢外出见客户，谈生意，而库尔特则在办公室做编辑、见作者。1912年的一天，他在冷板凳上等来了两位来访者。这次会面将影响他的出版道路，甚至也要影响世界文学版图。

两位来访者是布拉格的作家马克斯·布劳德（Max Brod）及其密友弗兰茨·卡夫卡。布劳德此行是要把天才作家卡夫卡介绍给库尔特。库尔特对新人作者非常欢迎，他发现卡夫卡的“眼睛长得倒是非常好看，神情也十分动人”，然而此人神态十分煎熬——“他沉默寡言，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局促不安，就像要参加考试的小学生一样，仿佛担心自己达不到引荐人夸耀的样子。”

卡夫卡局促地说：“如果你不出版我的书稿，能把它们还给我的话，我会感激不尽。”

库尔特没有在意卡夫卡的内向性格，他多年阅读修炼的文学鉴赏力，不会让他放过这位天才作家。

“太初有言，而非营销数据”

见了卡夫卡之后没几个月，库尔特与合伙人罗沃特因行事理念不合，合作破裂。他于是又做出一个野心勃勃的决定，买断罗沃特的股份，并把公司更名为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Kurt Wolff Verlag）。母亲和妻子两大家族为他提供了支持，他自己也拍卖了部分古籍藏书以筹措经营资金。他还做了一个关键抉择：把卡夫卡作为自己的资源留在了公司。

25岁的库尔特踌躇满志，为了拓展业务，他多方寻找作者资源。经人介绍，他见到20世纪早期最著名的奥地利作家之一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首次会面，他的文学修养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当着大作家的面背诵了诗人克劳狄乌斯的《晚歌》，大作家惊喜万分：“你怎么知道这首诗？几乎没有人知道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

两人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不久，库尔特成功签下克劳斯。库尔特还写信给克劳斯，一方面是为了称赞克劳斯作品之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解释自己对出版人的理解——

“地震学家会准确地记录每一场地震。我觉得出版商也应如此。每当时代发生激荡时，我们都应及时地用图文把它们记录下来，一旦发现其中的价值，便将其呈现给普罗大众。”

库尔特的出版雷达最易侦测的是文艺上的地震。20世纪初，表现主义在艺术和文学中流行，库尔特聘请了表现主义诗人兼剧作家沃尔特·哈森克勒弗尔（Walter Hasenclever）做出版社的审稿人，还出版了奥地利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的画作。一方面，柯克西卡以其强烈的表现主义肖像和风景画闻名，值得出版；另一方面，此举标志着库尔特开始对视觉艺术的长期投入。后来，他还出版过法国著名版画家麦绥莱勒的图像小说《太阳》（国内也译作《光明的追求》）的德国版。库尔特的眼光，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也有知音。鲁迅先生酷爱版画，他正是买了库尔特出版的德国版麦绥莱勒作品，一睹之下，赞叹其境界之高，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把麦绥莱勒推介到中国读者手中。

1913年，为了发掘更多新人作家，库尔特创办了表现主义文学杂志《审判日》（Der jüngste Tag），借助这本杂志，他“既要扎根当下，从现实中汲取力量，也要放眼未来，关注生命的持续成长”。

这一时期，出版社的审稿人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告诉库尔特，卡夫卡写了新作品，让他一定要看看。库尔特就给卡夫卡去信：“亲爱的卡夫卡博士，您新创作的中篇小说是叫《虫子》吗？……我想亲自拜读一下，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寄给我？”

这篇叫做《虫子》的小说，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变形记》。1916年，小说登在《审判日》上，后来库尔特又陆续出版了卡夫卡著作的单行本。

《衬纸》内页：收录了《变形记 》 的《审判日》杂志

卡夫卡和许多新人作家的作品并没有很多销量。但这个出版方向库尔特是格外坚持的。出版社审稿人威利·哈斯（Willy Haas）曾回忆： “多数情况下，这家出版社的运作方式，更像是对艺术创作的赞助，而不是追逐商业利益……库尔特可不是那种‘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出版什么’的出版商。”

只要坚持在一个领域耕耘，好运总会在某处等待。1913年，孟加拉诗人泰戈尔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欧洲裔作家，库尔特做的泰戈尔作品集精装本趁势销售了100万册。

库尔特对自己的选书眼光与方向也很自豪，他说：“我只出版让我在临终前都问心无愧的书籍。我要么选择自己信任的已故作者，要么敢于和在世的作者直言不讳……我们可能会出错，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出版每一本书的前题，都是无条件地追求一种信念： 必须做到每个字都问心无愧，必须坚守自己倡导的价值观。”

这一时期，库尔特声名远扬，甚至在卡夫卡的家乡布拉格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卡夫卡在写给未婚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位“出版家”，不过因为自己的书销量并不大好，所以天才作家显示了一些“毒舌”之言，他在信中说：“库尔特年方二十五岁，长相俊美。上天眷顾他，赐予他娇妻和万贯家财。 他虽然对出版事业有着一腔热情，但在出版生意上天资平平 。”这显然不是实情，彼时，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生意还是不错的。

而且，在库尔特的销量/品质天平上，销量显然不是他首要关注的。多年后，库尔特改编了《约翰福音》里的一句话，以表达自己对图书销量的看法：

“太初有言，而非营销数据”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not the number）。

“战争结束后，我们就要立刻出版它，用它庆祝停战……”

1914年，库尔特的事业发展正迅猛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德国出版业遭受了巨大冲击，库尔特·沃尔夫社出版也不能幸免，社里13名员工，11人被征召入伍，库尔特也在其中。

库尔特成了“沃尔夫中尉”，被编入西线的一个炮兵团。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本来很兴奋，自诩“非常喜爱自己的武器”，也相信“以战止战”的说法。但参战只几周，他就直面了战争的残酷。战争僵局持续之久，厮杀的程度之惨烈，令年轻人的所有好战想法都幻灭了。正如战争一结束，库尔特出版社旗下的一位作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对战争作出的评价：“ 巨大的毁灭性的虚无 。”

但战争并没有使库尔特的出版社业务停滞，这得益于库尔特得力的市场总监乔治·海因里希·迈耶（Georg Heinrich Meyer）。库尔特在西线时，迈耶离得近，就经常去军营找库尔特商量公司事务，后来库尔特被调往东线，迈耶就按既定出版方针独自支撑。至库尔特两年后结束兵役回归出版社，库存书目已超过400种，其中还包括畅销书作家古斯塔夫·梅灵克（Gustav Meyrink）的小说《泥人哥连》（ The Golem ）。

战争对库尔特的出版理念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成为德国唯一一家拒绝出版好战文学作品的较大型的出版社。其次，“一战”结束后，库尔特找出了部分因反对战争狂热而被禁止出版的书籍底稿，最引人注目的是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小说《臣仆》（ Der Unterran ），该书反对战争和君主制，战时遭到了封禁。该书手稿是库尔特在西线服役时读到的，读后他立即给迈耶写信：“我简直被这本书迷住了。 战争结束后，我们就要立刻出版它，用它庆祝停战……愈是军方宣传机构向我们大力施压的时刻，《臣仆》的出版就显得愈发迫切与必要 ！”

1918年，库尔特实践诺言，《臣仆》一经出版，大受欢迎，六周内便售出十万册。

而库尔特对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 In the Penal Colony ）的态度却不同。这本气氛阴沉的小说描写了一场恐怖的酷刑，围绕一个古怪的“杀人机器”展开叙述。这部小说库尔特也是在战时看到的，但他反对在当时出版此书，他给卡夫卡的说法是，他觉得这个故事主题过于恐怖，担心读者内心过于“痛苦”，承受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心里明白，这本书根本无法通过当局审查。

这一阶段，库尔特颇感世事无常，对出版这份职业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1917年，时年30岁的库尔特给诗人里尔克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深化了的出版理念：

“我们出版人的职业生命其实只能活跃短短数年，而且是在我们真的用心活过的前提下……所以，我们的使命是， 保持机敏，常怀一颗年轻的心，这样那镜子才不会过快地失去光泽 。我还年轻，这些年是这么过来的：热衷于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想要做的事情中，在一次次付出努力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欣喜地看到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工作中的合作与让步， 抓住机会对世界产生些影响 ，这些总令我乐此不疲。虽然我可能会出错，但我觉得，凭自己能力做成的那点好事，足以弥补我弄出的差错。”

在1918年的出版目录中，库尔特印上了新的出版社宣言，要 摒弃一切“文学、政治与种族偏见” ，发誓 “只关注书籍自身质量的好坏” 。

“公司的经营状况已让我身心俱疲”

战争过后，焦土遍地，德国社会遭受重创，背负了巨额战争赔款，国民经济陷入萧条。图书行业不可能独善其身。到了1919年，出版社供应链中断，员工宿舍紧缺。库尔特做了两件事情来应对。

其一，他在慕尼黑路易斯街（Luisenstrasse）上的一间新巴洛克风格的别墅内开设了一家书店以增加收入，目的之一是让自己数目庞大的藏书有个存放地（此时他举家搬到了慕尼黑）；其二是定期举办读书会、音乐会和展览，将此处打造成文化殿堂，以吸引读者。

他的出版选题策略不再强调作品内容的先锋性，停办了曾让卡夫卡崭露头角的《审判日》杂志，开始选择“更为迎合中产阶级品味的作品”，并向整个欧洲的作家征稿。这期间他非常忙碌，“整天都被出版社的事务缠身，根本无法放手”。

因为忙过了头，他忽略了一封来自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用蹩脚德语写给他的信，寄信人自称詹姆斯·乔伊斯教授（Professor James Joyce），想把一部作品的德语版权授权给库尔特的出版社，库尔特没有理会这封信。直到四十年后，他回忆道，如果他当年出版了这部作品，那么日后肯定能够获得《尤利西斯》（ Ulysses ）的版权，库尔特懊悔地说道：“那可是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英文小说。”

此时，库尔特·沃尔夫 误判了 德国的出版形势。1919~1920年，德国已经出现了超过一般水平的通货膨胀，但图书销量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库尔特和其他书商一样，仍然不断雇佣员工，扩张业务，公司到1923年逐渐壮大到100名职工的规模。这一年，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德国经济陷入瘫痪，库尔特给岳母写信说：“世事艰难，出版生意也跟着吃瘪。 ” 库尔特慌忙调整经营策略，转向了全面收缩。

第一，他开始定期裁员。第二，他减少了新书出版，押注在“那些经历了时间考验的作品”，包括左拉、莫泊桑、高尔基、契诃夫等。第三，生意不能在德国这一根绳子上吊死。他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创办了首个专注于艺术书籍的跨欧洲公司，取名为万神殿出版社（Pantheon Casa Editrice），这样就可以赚欧洲其他国家的钱。他还把一些书用五国语言出版为多卷本，这样可以和外国出版社达成合作、分摊成本。但当时民族主义日盛，这种国际合作模式的根基也逐渐被瓦解了。

一切努力都抵挡不住出版社在德国大本营的财务危机。1923年7月，通货膨胀到了极严重的时候，库尔特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我们出版社一本小说的定价居然达到了500万马克。”

形势还在继续恶化，到了11月，一磅黑麦面包的价格来到了1000亿马克，而且“上午买面包的钱，下午连面包渣也买不起了”。此时，库尔特改为按日给员工结算工资，“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赶在第二天物价暴涨前抓紧把钱花出去。”

1924年，公司资金难以支撑运营，库尔特的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他拍卖了一批古籍藏品，总售价约37.5万帝国马克（价值约为现在的126万美元）。这笔钱一直支撑他度过了未来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1929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库尔特的出版社几乎陷入绝境。他没有宣布破产，也尽力留下那些与他共度了经济危机的员工，但他已经开始抛售资产来偿还债务。

1930年6月，他写信给出版社审稿人韦尔弗表达了自己的绝望：“ 恕我无能，我不愿再继续维持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运转……公司的经营状况已让我身心俱疲 ……我感觉自己慢慢地灯尽油枯。”

“被时代抛弃”

除了经济形势，导致大量库存图书滞销的还有公众口味的变化。在1910年代，作为一名以标新立异为卖点的书商，库尔特以往出版的新鲜的作品——如表现主义等流派作家的作品、泰戈尔的诗作，总是一上市就被读者抢购一空，而到了1920年代，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单行本作品仅印800册，“竟有半数滞销”。

《衬纸》的作者亚历山大·沃尔夫认为，公众口味变化与纳粹政权的“一体化”浪潮有关。这种政策将个人生活与政治一体化，建立协调机制并加以绝对控制，即所有德国人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组织都要根据纳粹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加以控制和管理，反对意见难以见光。库尔特这样的出版社的作品，多半是不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