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索未 蔡永芳｜儿童抚养与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社会文化调试

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图： 2009年，无锡，随父母进城谋生活的孩子（陈亮 摄）

（图片来源：“纪实影社”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大批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逐渐从分散的、跑单帮的方式向家庭型方式转变，越来越多的人以“举家迁移”的形式进入城市。随着“家庭化”移民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的比例逐渐增多。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样本数据推算，2010年城乡流动儿童（0～17岁）人数约为3581万，其中农业户口的流动儿童占80.35%，约为2877万。

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深受社会关注。尽管中央出台“两为主”等政策，然而，由于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由地方负责以及仍以户籍为主的入学原则，大量流动儿童无法在居住城市享受和户籍儿童同等的教育权利和机会。大量研究侧重考查流动儿童学校教育的可及性、公平性问题及其背后的制度、经济和社会原因。 [1]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家庭育儿对流动儿童发展的影响。尽管经验研究为数寥寥，但大多认为家庭教育缺失和家庭教养不当，进一步导致了流动儿童教育的弱势地位。研究者通常指出：流动人口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较高，教育投入注重功利性；教养方式缺乏民主，教育方法或简单粗暴，或放任溺爱，亲子沟通存在障碍；家庭缺乏学习氛围，在子女教育上过于依赖学校。在原因分析上，研究者指出由于经济资源制约、职业类型限制、劳动时间过长、文化资本匮乏、教育观念落后、社会支持缺乏等因素，流动人口家长无法进行有效的家庭教育。 [2] 个别学者试图跳出单纯“问题化”的惯性思维，发掘流动儿童家庭育儿方面存在的资源和优势，比如，倚赖于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网络，哥哥姐姐或者邻居的孩子成为儿童学业的重要支持。 [3]

社会学的研究提醒我们，儿童教养方式往往带着明显的阶层特质，而那些被标榜为权威的育儿标准隐含阶层前提。比如，美国社会学家黑斯（Sharon Hays）用“高强度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概括当代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育儿意识形态——一种孩子优先、专业知识指导、高情感投入、花费不菲的育儿理念，母亲对儿童的成长和发展负首要责任，并将儿童的需求置于母亲个体需求之上。这样的育儿理念是基于白人的、维持传统性别分工的、中产阶级的家庭结构和资源之上，与劳动阶层的家庭现实相去甚远，并且是一种“理想化”的育儿期待。 [4] 这样的教养方式带来的不仅是优势，也有很多问题（例如，儿童的自我中心倾向）。然而，主流倡导的育儿理念在学校教育系统的支持下，能够将儿童在家庭习得的文化资本转换为儿童系统性的比较优势，从而帮助儿童实现向上流动。 [5]

反观现有的流动人口家庭育儿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者们无形中以“主流”、“科学”的标准把流动儿童家庭育儿“问题化”，并将原因分析停留在家庭缺陷或“资本不足”上，即以“归咎受害者”的方式来解答流动人口家庭育儿的“问题”。这样的论述不能令人满意，也是对布迪厄资本分析框架的误用。

本研究通过对流动儿童家庭的跟踪调查，借鉴美国教育人类学家约翰·奥格布（John U. Ogbu）的文化生态理论，将儿童抚养行为视为进城务工农民对城市的社会文化调试（sociocultural adaptation）的一种表现。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发展出“城市化机会”和“城市化取向”的概念，用以解释进城务工农民在子女教育方面不同于主流的认识、做法和其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表现。

二、文化—生态理论的启示

奥格布的“文化—生态理论”（cultural-ecological theory），是集微观和宏观民族志为一体的一种多层次的理论架构，试图解释弱势群体（minority）的社会处境。 [6] 奥格布的具体研究侧重种族／族群的纬度，聚焦不同社会中的少数族群的学业成就及内部差异。该理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制度”（the system）层面，要求全面考察主流社会对少数族群的对待方式，构成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障碍或“集体性难题”（collective problem）。这些障碍包括工具性歧视（如就业和工资待遇）、交往歧视（如社交和居住隔离）以及符号歧视（如诋毁少数族群的文化和语言）；二是“社群力量”（community forces）层面，考察少数族群对自身环境的认识和回应方式。少数族群通常发展出集体性方案回应集体性难题，形成自身的社会文化调试方式。比如，面对经济歧视，他们发展出一套关于如何“成功”的民间理论；面对交往歧视，他们对主流人群及代表其利益的社会机构充满不信任，进行“集体抗争”；面对符号歧视，他们发展出一套对抗主流的文化和语言参考体系，或者选择性地采取主流群体的行为方式。 [7] 少数族群在教育上的遭遇是其在社会上遭遇的一种体现，然而，结构性障碍或者歧视因素，无法解释不同少数族群之间在学业表现上的差异，因而必须考察“社群力量”的差异。例如，奥格布根据不同族群移民原因和主导族群介入其群体形成的方式将美国的少数族群分成三个类型：自愿／移民群体、难民／客居工人／非法移民、非自愿／非移民群体。这三个群体，在对历史和对自身境遇的理解、应对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发展出不同的社会文化调试模式——即对自身处境的理解以及由此衍生的行为方式。 [8]

2010年，无锡火车站，暑假来无锡与父母团聚的孩子返乡（ 陈亮 摄 ）

（图片来源： “纪实影社”微信公众号 ）

奥格布的文化—生态理论指出，理解弱势群体的教育行为，需要把制度性、结构性的因素和弱势群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分析，尤其需要关注弱势群体面对制度性障碍的社会文化调试行为，因为正是这种调试把结构性、制度性的因素，转化为行动者内在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尽管奥格布的研究着重关注学校教育，但其理论框架可以用于分析弱势群体其他的教育相关行为，包括家庭对子女的养育活动。

本文认为，我国的进城务工农民，总体上处于“客居工人”的状态；如何养育随迁子女，是其对城市社会文化调试的体现。近十几年来，中国城市流行的儿童早期教育以西方儿童发展心理学为指导，强调学校、家长、专业培训人员和机构全方位参与。在“家庭教育”等新概念的包裹下，家庭育儿被界定为独立的教育实践，家长须在专业的科学知识指导下，对子女进行身体、品德、情感和智力的全面培养。城市提倡的科学育儿观在素质教育的旗号下与学校教育接轨，从而有助于将家庭育儿方式转化为儿童教育系统性的比较优势。素质教育的推行与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优势关系密切，而在处于教育弱势位置的农村，学校教育更多围绕应试目标展开，新兴的早教理念也缺乏现实的吸引力。在学校教育的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化的背景下，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的学业前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接受正规教育的场所也在城乡间变动。在此情形下，家庭对自身和子女社会流动前景的判断、对教育工具性价值的认识以及对城市生活的评价，构成其育儿方式的重要基础，影响其以何种方式抚养子女。

三、城市化机会和城市化取向

本文提出“城市化机会”和“城市化取向”两个概念，着重讨论进城务工农民在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方面与城市的衔接，即“人的城市化”。 [9] “城市化机会”指的是，农民工及其后代成为城市居民的结构性可能，体现在就业形态、收入水平和居住空间等方面。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化机会，与国家对待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家庭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相关，构成了农民工城市化的集体性难题。“城市化取向”则反映其应对城市处境的社会文化调试，强调进城务工农民家庭对家庭成员成为城市居民的预期和判断，以及由此进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准备。

“城市化机会”和“城市化取向”这两个概念，与学者常用的“市民化”的概念既有重合又有差异。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用来描述农民在生活形态和社会意识方面向城市居民的转变，而差别在于市民化包含农民（或外来移民）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即市民权），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在中国，市民化首先涉及获取所在地的城市户口。 [10] 然而，本研究发现，对经济资本丰厚的流动人口而言，即便没有户籍，他们依然有在城市定居的可能。这是因为，一方面市场的出现为富裕家庭提供了大量的商业化服务，从而克服了缺乏户籍带来的福利缺陷；另一方面，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分级而治”，经济优势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城市生活权利、保障和便利。这种情形也正体现了国家对进城农民实施“围堵”策略的意图——让少部分进城农民留在城市生活，而把大部分人疏导回农村进行包括子女抚养、教育在内的再生产活动，进而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渐进式变革和城市优势福利体系。 [11]

我国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以维系城乡二元结构为前提，进城务工农民在城市面临工作歧视、居住隔离、教育资源排斥等制度性障碍，城市化机会小。多数人难以形成有行动意义的城市化取向，与城市文化、生活方式、观念意识保持距离，甚至更加诉诸地方性传统来满足个体生存和群体认同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围堵”机制的包容性（即吸纳少量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进城务工人员有可能通过经济积累创造在城市定居的机会，进而形成成为城市人的主观意愿和做好行动准备。

本文将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化取向视为连续性的光谱，而非互斥的两极。在下文分析中，笔者将选取“强城市化取向”和“弱城市化取向”的典型家庭案例各一则进行深描及比较分析，以便更好地呈现其差异化的城市化取向如何影响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抚养行为。

四、案例分析

本文的分析基于“大众儿童观的社会阶层比较研究”课题中对流动人口家庭的参与观察和访谈资料。调研在2010年2月～2011年1月及2012年2月～9月进行。研究团队主要由本文两位作者和一位硕士研究生组成，重点收集了10个有学龄前儿童的流动人口家庭案例。其中6个家庭居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个城中村，父亲多从事装修业，母亲多在家带孩子，兼做零工。另外4个家庭居住在北京北五环外的回龙观地区，父母从事个体买卖、销售、建筑等工作。研究团队对每个家庭的跟踪调查时间不少于6个月。为保护受访者，文中出现的人名和村落均为化名。

（一）弱城市化取向与“顺其自然”的育儿方式

1. 案例：“俺们的孩儿哪有那么金贵？”

38岁的郑大姐和40岁的陈大哥老家在山东农村，居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的牛家村。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院子里住了8户人家，共用1个厕所。郑大姐一家住一间厢房，月租280元，大约十二平方米的房间被隔成了大小两间，一进门是杂物间，也可以做饭，里屋不到十平方米，大炕占了大半间，是全家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邻居们大半是同乡，爱过来串门，一屋谈笑声，一地烟蒂和瓜子壳。

“生个儿子”是郑大姐自述来北京的首要目的。在老家连生了两个女儿后，夫妻俩来到北京，靠陈大哥做木匠为生，在第三个女儿出生后两年，他们终于如愿得了儿子。目前，12岁的大女儿在老家上小学，7岁的二女儿、4岁的三女儿和1岁多的幺子都带在身边。在北京生活了5年，郑大姐并不认为城里的生活比老家好：

人说城里这有钱的人多，你就说跟这一般的，跟这边儿工人们啊，没有大钱光上班的这个，差不离都。到俺们家里，哪家都有几间新房，姑娘们也有，儿子也有，哪个都宽敞，一出来那空气，大院儿。

他们这边人不跟俺们那边那人和气，不行，这房东们，都是老霸道似的……牛家村的人们，俺们说了，没一个好的（笑）。俺们也不爱搭理他们。俺们打工的这些，他瞧不起咱们，咱还瞧不起他来，俺们住这儿，你不让俺们租房子，你能得钱吗？

夫妻俩想着挣点钱以后回老家，盖栋楼，再留点钱，孩子能念书就供，不能就留着给儿子娶媳妇。郑大姐说：

俺就想着孩子健康，没病没啥的，以后打个工，挣点钱，过日子，就可以了。上学么的，没啥大的想法。孩子爱念到什么时候就念到什么时候。初中念完了还想念，那就念，不想念就不念……他要想念，成绩就会好。

对郑大姐而言，当妈的就是要照顾好孩子、吃好喝好、身体好、不生病。然而，孩子不生病并不是容易实现的目标。调研期间我们共去了郑大姐家八次，其中只有一次三个孩子都没生病或受伤。

陈大哥跟着包工头做木匠，有时候离家远，就留宿工地。他不在家时，郑大姐和孩子们常就着剩菜、咸菜喝粥，“平时就随便弄点，不怎么吃荤的，孩子爸回来了才做几个菜。俺们的孩儿哪有那么金贵？”郑大姐平时不准孩子们吃零食，“费钱又不吃饭”，孩子们实在馋极了也给买点儿。但每个月都有几天，陈大哥会带着孩子们去超市，随便挑。逢年过节或孩子们生日，爸爸也会带着大家去采购。

孩子们的玩具多是就地取材，郑大姐常说：“俺们是打工的，哪有钱买玩具啊？”一次郑大姐把两块旧毛巾拼起来缝成一块枕巾，身边的儿子要她手上的针，郑大姐顺手给了他。我们担心孩子受伤，她笑着说：“没事，他经常玩。”果然，儿子玩了一会儿就把针还给妈妈，郑大姐继续做活。大人用完锤子放在地上没收拾，儿子就提起木柄在地上拖来拖去，一会儿兴奋地大叫一声。孩子们也互相打闹着玩，老二和弟弟特别亲，常趴在炕边，抱起躺在炕上肉嘟嘟的弟弟，姐弟俩咯咯地笑。调皮的老三则爱和弟弟抢“玩具”（比如塑料包装纸），惹得弟弟大哭，听到妈妈生气呵斥，忙跑出家门，不一会儿又回来继续和弟弟玩耍。

家里有一台19寸的旧彩电，大家都爱看。孩子们爱看动画片，郑大姐爱看电视剧，陈大哥爱看新闻。问起怎么协调全家的偏好，郑大姐说：“跟孩子商量，白天看动画片，晚上看大人电视。”孩子们也跟着看大人电视，并不避讳很多城市中产阶级家长认为“儿童不宜”的情节。孩子们看无聊了跑到门口玩，赶上节目结束就央求父母换台。

孩子们上幼儿园，也得协调全家人的作息。老三快4岁了，一直没去幼儿园，郑大姐想着送她去，但原来家门口的幼儿园关门了，其他的离家稍远。冬天天冷，儿子又小，早上起不来。四月开春了，老乡介绍了一个幼儿园，走路10分钟。郑大姐领着老三去看了看，也是个农家院，有露天的小院子，能看到太阳，母女俩都满意，就报了名。在郑大姐看来，把老三送幼儿园后，就只用照看儿子，还有时间做点零活，挣点小钱。另外，幼儿园也能教点英语、算术、画画，认点儿字。“要不送幼儿园，一年级他也不收啊。（问：为啥不收呢？）上一年级还得考试，考20以内的加减法，考上才能上一年级。”

制衣厂里的读书娃（魏前程 摄）

（图片来源：中国摄影报网站）

老二一年前就通过了入学考试，进了牛家村中心小学。因为是公立学校，夫妻俩都挺满意。 [12] 为了老二上学，全家还特意回了趟老家，给她上户口，办齐借读手续。老二学习不错，一回家就趴在大炕上写作业，还能帮别的孩子补功课，是邻居们眼里的好孩子。但郑大姐不爱去学校，因为老师“老训人”，所以家长会一般都找侄女儿代开。一次老二在政治课上和邻桌说话，老师撕了她的书，郑大姐却跑去学校说理：“孩子不对你说她就是，撕她书做么？她没的书，怎么学？”在班主任的协调下，政治老师跟郑大姐道了歉。

2011年1月最后一次去牛家村调研时，夫妻俩已打算9月份送老二回老家。牛家村一直传闻要拆迁，夫妻俩担心搬家后孩子上学成问题。他们也盘算着老二回家后，再把老三和儿子送去幼儿园，这样郑大姐在白天就能找点儿活干。陈大哥认为，老二大了，留给老人带比较放心，而且孩子还在上小学，转校回家对她的学习影响不大。唯一的担心是老二长在北京，没在老家常住过，以前春节回老家，总嚷嚷着要回北京。不过夫妻俩都认为等她上学认识了同学，就没问题了。

2. “顺其自然”：融入家庭生活的儿童抚养

在郑大姐家中，夫妻俩采取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育儿方式，生儿育女是家庭生活中自然的组成部分，不需要特殊知识或准备，养儿育女依赖于传统的经验和习惯。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生儿育女的意义在于家族繁衍，“生儿子”对延续香火至关重要，而保障孩子们顺利长大是父母的责任；第二，儿童养育活动嵌入家庭日常生活中，既不对儿童的活动做特殊安排，也没有太多限制；第三，家庭成员的需求互相协调，孩子的需求是家庭决策的一部分，但没有被优先对待；第四，维系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和地位，在具体实践中，为父亲保留满足孩子消费欲望的特权成为维护其地位的重要方式；第五，随遇而安的教育期待，教育是学校的事情，家长力所能及为子女入学做准备；对子女的教育成就持开放性态度，接受子辈延续父辈的生命轨迹。

3. 弱城市化取向与传统家庭育儿的延续

郑大姐一家居住在地理空间上位于城市边缘、社会空间上以同乡、同业者为主要交往对象的城中村。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流动人口亚文化圈，在文化规范和习俗上具有高度的地方性和传统取向，个体通过社会空间上的再地域化和回归传统，以应对都市文化的排斥，并在都市漂泊中获得某种安全感和归属感。 [13] 比如，郑大姐建构新的评价标准（房子大、邻里关系好等）来突出农村的优越性，以此抗拒城市文化的挤压和排斥。在流动人口亚文化圈中，进城务工者对包括教育观念在内的城市流行观念既缺乏了解途径，又缺乏接纳意愿，因此在育儿行为上一般沿袭原先积累的手头知识库行事。在郑大姐和邻居们看来，家庭生活与学校教育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家庭生活的目的是让包括孩子在内的家庭成员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同时维护家庭秩序和传统（比如父亲的权威）；而教育是学校的事情，家长的责任是把孩子送入好的学校，包括打听学校、办好手续以及做好其他的准备工作；在流入城市接受学校教育，并非因为当地的教育好，而是为了配合孩子以后回农村上学。

郑大姐夫妻把回归农村当作自己的未来取向，也没有对孩子的向上流动抱有高期待，延续父辈的生活轨迹是可接受的选择。他们在城市的境遇没有使他们产生扎根可能，反而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感受到与城市的距离及被排斥。他们对子女未来的期盼，是基于自身在城乡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以及未来社会流动机会的模糊认识而做出的实际判断。她对自身流动轨迹的表述也由此呈现出内在一致性：从一开始为延续农村传统价值观（“延续香火”）来到城市，在城市感觉还不如农村，到回归农村的未来打算。在这样的叙述中，农村传统作为一种可依赖的“反城市文化”的符号资源为这个群体在城市中安身立命、自我定义提供可能，他们没可能也没必要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育儿行为作为流动农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必须放到流动过程中农民对于城市—农村关系重构和流动人口亚文化圈的情境中去理解。

我们调研的牛家村的流动人口家庭，尤其是丈夫务工、收入微薄的家庭，育儿行为与郑大姐夫妻很类似。尽管一些家长不如郑大姐这般认同农村，或者对“成为城市人”表现出某种自我否定式的憧憬（“要能留在北京当然好了，哪有可能啊？”），农村的传统失去了符号意义上的制高点，但依然是日常行事的核心知识技能库。务工者群体在其城乡流动的过程中，无论在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上都处于城市的边缘，即便有城市化意愿，也难以通过个体努力克服制度性束缚，从而难以萌发有行动意义的城市化取向——像城市人那样生活。相反，他们更多希望在城市通过身体劳动换取经济资源，用以建构在农村社会空间里（包括流动人口亚文化圈）的地位和尊严。大多数的务工者家长对于自己和子女的城市化预期都比较低，对于城市主流意识形态有距离感甚至产生抗拒，在子女教育上延续传统。

（二）强城市化取向与“精心培养”的育儿方式

1. 案例：“现在就一个两个孩子，能给都给孩子最好的。”

37岁的薛明智和30岁的杨天美在回龙观的某批发市场工作，在市场附近租房居住。这是一片新建的六七层高的简易砖混结构的楼房，专门租给外地人。杨天美的房东就有三栋六层楼的房子，住着大约600户，多数在附近市场做生意。房东住在院门口的一楼，看到进院的陌生人都要盘问几句，确定认识自己的租户才放行。

虽然每月650元的房租比之前他们租的（三公里外）城中村的房子贵了一倍多，但是用杨天美的话说：“那里是平房，厕所是公用的，做饭也是在房子外面，什么都不方便，周边环境也不好。这边虽然贵一些，但卫生间、做饭都是独立的，离上班的地方也近。”杨天美的单间大约二十平方米，门上贴着女儿写的红色“福”字，进门的小桌上放着电脑，电脑桌面是女儿和儿子的照片。靠床的内侧和床边的柜子上整齐地叠放着上百条新做的被子，是一个打工子弟幼儿园的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