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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非暴力日,你如何评价甘地?

单向街书店  · 公众号  · 读书  · 2017-10-02 09:02

正文


1869 年 10 月 2 日,甘地出生了。今日是他的生辰。历史作家曲飞写了一本名为《暗杀局》的书,其中有一章,详细的介绍了甘地的主要贡献和被暗杀的经过。


现在知乎上有一个讨论“怎样评价甘地”,主要围绕着甘地最大成就“非暴力不合作”,究竟是否适合人类反压迫史来讨论,诚然,习惯于农民起义的中国人,恐怕很难理解甘地的立场,当然如何理解,每个人都有其自由。不如我们借由甘地生辰这个日子,以及曲飞的文字,先详细了解一下其人,再来思考吧!


附:文字有删减。

1


1914 年 7 月 18 日,甘地与妻子等在开普敦登船,离开南非,取道英国,返回印度。当客轮驶进英吉利海峡时,欧洲已是一片战火纷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甘地本想参加医疗队,但因胸膜炎发作未果,在英国滞留到年底。


次年 1 月,46 岁的甘地再次踏上故土,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甘地发起纺线运动,自此只穿印度土布服装


接下来几年中,甘地如同一个游侠,在印度大地策杖而行,铲强扶弱,他用的“武器”就是非暴力。他帮助坎巴兰靛蓝种植园的佃农抗议英国的剥削政策;组织阿默达巴德的纺织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在遭受旱灾的科达发动抗税,迫使政府同意暂停课税。


其中,在阿默达巴德领导罢工时,为了鼓舞工人们,甘地采用了绝食。这是他第一次在印度进行有明确诉求的绝食,当斗志涣散的织工们看见这个本来事不关己的瘦弱老人为了他们的权益挨饿忍饥,立刻惶愧无地,纷纷加入绝食,也不再排斥“不可接触者”与他们为伍。三天后,被感化的纺织厂主们向甘地投降,答应将劳资纠纷提交仲裁。事态以双方的妥协而结束。


尽管绝食是非暴力武器中最强的一招,但甘地对其使用十分审慎,他设定了绝食的条件:首先,诉求必须是正义的,符合“萨特亚格拉哈”精神,坚持真理而不掺杂贪念和私欲;其次,绝食必须公开、虔诚,接受监督,并且不能太过轻易、频繁;最后,绝食的目的在于感化对手,激发他们心中的善念,而不能仅仅是道德胁迫。因此,绝食与其说是斗争手段,更像是寻求与对方在人性层面上达成妥协。


此时,全印度都知道了这位当代圣哲,他的思想被奉为圭臬,追随者影从云集。也是在这段时间,另一位印度的骄傲——大诗人泰戈尔赠给甘地一个至高的尊称:圣雄。


甘地童年照片


1918 年,一战临近尾声,英国所在的协约国集团已稳操胜券。甘地本人未能如愿报效,但印度在这场战争中代价不菲,在伊普尔、索姆河、巴格达,8.2 万印度士兵为宗主国捐躯,因此,当胜利来临,印度人有理由期待一份重赏。


然而事与愿违,英国人作为改革方案提出的《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法案》,远远达不到印度人争取自治的预期。面对抗议声,英国于 1919 年 2 月 16 日出台了严酷的《罗拉特法案》,授权殖民当局可以随意逮捕涉嫌“煽颠”的印度人,并不经审判无限期羁押。粗暴颟顸的高压政策势必激起反弹,新德里和孟买等大城市抗议浪潮席卷。甘地领导的“萨特亚格拉哈”运动,是抗议活动的重镇,但也有不少地区不认同甘地的非暴力模式,特别是旁遮普和孟加拉,暴力的抗议活动让这些地区治安恶化。


甘地注意到危险苗头,以绝食呼吁印度人停止过激行为,还准备亲赴旁遮普宣讲非暴力,但迷信武力的殖民地当局没耐心等甘地的呼吁奏效。4 月 13 日,旁遮普的锡克人圣城阿姆利则,作为对之前导致五名英国人死亡的骚乱的回应,英军准将雷吉纳德·戴尔下令向聚集在公园的抗议人群机枪扫射,开枪前未经任何警告。短短十分钟,公园血流成河,至少三百余人被打死,数千人负伤,史称阿姆利则惨案。而公园里的幸存者们,戴尔下令他们通过警戒线时匍匐在地,爬着离开。


直到此前,虽然致力于为印度争取权利,但甘地仍以英国子民自居,直到血案发生后,甘地明白了,他的非暴力武器,已到了向大英帝国亮剑的时候。


2


半裸的甘地席地而坐,摇动身前的木头纺车,几缕粗糙的麻线片刻间织成。这就是甘地对大英帝国的回击——仍然是非暴力,但后面加了一个新词,Non-cooperation——不合作


而此时英国的暴行证明他们已变成一个邪恶政权,印度人应该停止合作,从英国人手中收回权力。这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理论,他呼吁不要为惨案寻仇,要以非暴力方式,抵制英国在印度的一切:公务员辞职、雇工停止为英国雇主服务、军人放弃英国授予的荣誉(他本人就退还了因在南非布尔战争期间组织医疗队而获得的勋章)、学生离开英国人的学校、商人抵制英国货,尤其是英国向印度倾销的纺织品。为此他提倡印度人使用传统的手摇纺车,自己纺线织布。


这个看起来异想天开的提议,竟一呼百应。甘地在 1920 年 3 月发起纺线运动后,一时间从城市到乡野,整个印度纺车飞转,纺线似乎成了修行与救赎,无论习惯西化生活的城市人口还是身居闭塞农村的乡民都投身其间,彼此距离也因之拉近,印度的反抗力量如线绳越拧越粗。最终,连起初不以为然的国大党政治精英们也都换下西装革履,穿着印度土布织成的白袍。


甘地和巴基斯坦国父真纳


这就是甘地的武器,“英国人想逼我们和他们比机关枪,但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想打败他们,必须用我们拥有而他们没有的武器”。是年 9 月,国大党的加尔各答年会上正式通过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斗争纲领,甘地的思想成了整个印度的思想,他也乐观地宣称,一年之内就能实现自治。


1921 年,甘地在印度四处宣讲非暴力,当印度人表现出暴力倾向时,他以绝食来加以规劝,后来认识到时机尚不成熟,甘地叫停了全社会范围的不合作运动,只保持抵制英国纺织品。甘地在这一年宣布,今后放弃一切西式服饰,只穿土布织的腰布,礼仪场合在上身搭一块乡村式的披肩“恰达”,他为世人熟知的“半裸的苦行僧”形象就此诞生。


可惜,人情有所不能忍者,非暴力武器并非人人都能掌握。1922 年 2 月 5 日,发生了乔里乔拉村事件,警察在该村镇压示威游行开枪伤人,村民愤而火烧警局,导致 22 名警察身亡。事件让甘地深感挫败,他知道,自己推行的非暴力运动已经异化为暴力抗争,他的主张失败了。随后,已在酝酿的新一轮不合作运动取消,印度声势大挫,英方 3 月 10 日逮捕甘地,判处 6 年监禁。


1924 年,甘地因健康原因提前获释,此后几年著书讲学,蛰伏于政治第一线之外。1930 年,这个瘦小老头重返公众视野,并再次震惊世界。在甘地的家乡古吉拉特邦,总督为保证政府垄断的盐业利润,禁止人自行从海水中提取盐。甘地就选择以此为突破口,他宣布要步行到古吉拉特的丹迪海滩,捞取一块海盐。


甘地拄着竹杖只身上路,很快他身后就聚集了无数自发的追随者,最终队伍浩浩荡荡,经过  241 英里的跋涉,4 月 5 日开抵海滨。甘地掬起一把海水在太阳下晒干,粗糙的盐粒留在他手上,这个简单的动作让印度为之震撼,英国人惊恐地发现,甘地可以这样将他们的法令视若无物。英国人急忙将甘地关回监狱,但很快就再次把他放出,与之谈判。


接下来 10 余年间,甘地 4 次入狱,7 次绝食,6 次取得成功,其中两次绝食时间达到 21 日。而在他频繁出入监狱的时候,视他为导师的尼赫鲁等新一代国大党领导人走上前台,甘地也渐渐转型为精神领袖。


身在南非时期的甘地


1939 年,二战爆发。这或许是几百年来最正邪分明的战争,但泥守于“非暴力”的甘地同样不赞同对法西斯政权的抗击,他曾表达对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看法:纳粹固然邪恶,但犹太人不应反抗,必要的话他们应该全体自杀,以唤醒敌人的良知。因此,在二战中甘地对英国人发出“撤离印度”的要求,以此作为支持英国的条件。但“支持”也仅限于非暴力,甘地反对印度以一切形式参战,即便当 1942 年日本人打到印度家门口。


英国首相丘吉尔,嘴上说着“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的漂亮话,心里却知道印度作为战略大后方的作用,对甘地等人的“作乱”,断然施以重典。1942 年 8 月,甘地等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被全体下狱,这一回甘地付出了惨重代价,他的夫人因声援他而被捕,1944 年病死狱中。同时,甘地对“非暴力”近乎迂腐的坚持,也让他和国大党错过了在二战中争取政治筹码和道义资源的机会。1944 年 5 月,当重病的甘地被释放,他很快发现印度的很多事情已脱出他的掌握。


3


英国人终于同意让印度人自己建国——而且还不只建一个国,除了印度,这片土地上还将诞生一个叫作巴基斯坦的新国家。


印度国大党一直坚持世俗原则,不以宗教划线,党内也包含了很多穆斯林成员。但并非所有穆斯林都觉得印度是他们的前途所系,如前所述,印度精英分子的早期政治活动带有太明显的印度教色彩,让被排除在外的印度穆斯林感到担心。1906 年,在孟加拉的达卡成立了全印度穆斯林联盟(以下简称穆盟)。1915 年,这个原本的少数族裔政党迎来了改变其命运的重要人物——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真纳的人生轨迹与甘地很相似,他比后者小 7 岁,同样出身印度西北的商人家庭,同样留学英国攻读法律,后来又同样回国从政,但较之甘地,真纳更西化,也更心高气傲,他不太看重传统与宗教,也从不是一个像甘地那样笃信精神力量的理想主义者。甘地一直倡导超越种族与宗教的统一的“印度民族”,真纳也一度服膺这种“一个民族论”,主张穆盟与国大党合作。在一战后甘地的第一次不合作运动中,正逢印度穆斯林发起“基拉法运动”,抗议协约国处分名义上的伊斯兰世界领袖、由土耳其苏丹兼任的哈里发,于是在甘地和真纳的协作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联手斗争。


分割前后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处灰色分别为土邦克什米尔和海德拉巴,浅黄色为葡萄牙殖民地果阿。


但真纳与甘地、穆盟与国大党的蜜月期没有保持多久。真纳的核心诉求是保障印度独立后穆斯林的权益,而这显然不是国大党的首要议题,加之双方阵营都不乏传统的敌意,因此难以长久和衷。乔里乔拉村事件后甘地宣布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整个印度独立斗争陷于低潮,真纳也退出政治圈,到伦敦重操旧业当了律师。但印度政坛并没忘记他的存在,1934 年的中央立法会选举上,身在英国的真纳缺席当选。此时英国已开始考虑印度的自治地位,并实施了穆斯林单独选区制,敏锐嗅到风向的真纳赶回印度,希望借此扩大穆盟的影响,对国大党待价而沽。当穆盟在选举中仍未获得他预期的足够席位,真纳决定,改走另一条路线。


此时印度的穆斯林中已有一种呼声,主张在印度西北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一位旁遮普的穆斯林政治家拉马特·阿里,从旁遮普(Panjab)、阿富汗省(Afghan Province)、克什米尔(Kashmir)、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信德(Sindh)几个地理名词中抽取字母,生造了一个新词 Pakistan——巴基斯坦,上述各地就是他设想的穆斯林国疆域。


侨居伦敦时真纳接触到了“巴基斯坦”说,当时他并不喜欢,但此刻为了政治抱负,他决定将其付诸实施。原本对传统不屑的真纳举起了民族和宗教的旗帜,凭借他过人的政治天赋,很快将印度各省的穆斯林团体收编麾下,如同甘地的“圣雄”称号,真纳也被穆斯林称为他们的“卡伊德·阿扎姆”——伟大领袖。


1944 年,出狱后的甘地与真纳有过数次谈判,尽管对国家分裂的前景疾首痛心,但现实面前甘地只能低头默认。1945 年,二战结束后,英国已无力继续控制印度,印度总督魏斐尔爵士尝试组建由印度人掌管的政府,真纳反对。次年英国派来印度事务大臣领衔的内阁使团协商,提议印穆双方以及印度各土邦组建联邦制政府,真纳仍不肯让步,提出除非保证他当首届联邦政府总理……终于,印巴分家成为定局。


印度与巴基斯坦,以及后来成为孟加拉国的东巴基斯坦,被从地图上圈出来,雷德克利夫知道,这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果然,被硬生生裁为三截的印度,很快陷入了浩劫。


4


1947 年 8 月 15 日,新德里。印度人狂欢庆祝祖国独立。在这之前一天,巴基斯坦人已提前感受过这种喜悦。


但幸福持续得非常短暂。直到这一天,英国人才向印巴双方告知了雷德克利夫的裁决,8 月 16 日,当尼赫鲁和巴基斯坦总理阿里·汗从蒙巴顿手中拿到自己国家的地图后,这两个一天前还在相互道贺、相约永为兄弟的国家元首立刻翻脸。


这张被割裂的地图上,最严重的一刀割在了旁遮普,双方以及锡克人在该省都有大量混居人口,以及重要的宗教圣地,因此,分割方案激怒了所有人。当居住在旁遮普西北的印度教徒惊觉自己的家被划到了一个伊斯兰国家,周围的昔日邻居都变得目露凶光时,只能抛弃一切逃奔印度;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印度这边,被愤怒的印度教徒和锡克人包围的穆斯林,战栗地变成了待宰羔羊。


甘地和尼赫鲁


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挪移开始了。每天,从旁遮普逃难而来的印度教徒一下火车就向同胞哭诉自己的家破人亡之惨,愤怒的印度教徒则将怒火发泄在身边与此无关的穆斯林身上,继而,族群间丧失理智的仇杀大爆发,八、九月间,双方共有超过一千万人被赶出家园,至少一百万人死于相互屠杀。无论尼赫鲁、真纳还是阿里·汗,都无计可施。


此时的加尔各答。这里是英属印度的旧都,孟加拉湾最重要的港口,21 世纪初刚被从孟加拉割离划归印度,地位重要历史敏感,印穆混居彼此仇视,仅仅在一两年前,双方还都试图杀光对方,以使己方占到人口多数。但此时,席卷印度的暴力浪潮中,本该是风口浪尖的加尔各答,竟成了一个避风港。


这是因为,甘地正在这里。


一个多月前,应蒙巴顿和孟加拉方面的穆盟领导人之请,甘地来到加尔各答,他没有任何行政职务,他也不是任何政党或宗教的领袖,他的公众身份只有一个——印度的良心。


每天黄昏时分,甘地主持的晚祷会上,数以十万计的加尔各答人来瞻仰圣雄风采。甘地借机呼吁团结,除了印度教的经典《薄伽梵歌》,他也念诵《古兰经》和锡克人的《锡金圣典》,以及基督教的赞美诗,在他强大的感召下,各族群间相安无事。8 月 15 日的独立日,甘地在住所独自向隅,他不认为一个被割裂的印度有什么值得庆祝。果然,屠杀和暴乱接踵而至,甘地仍坚持在晚祷会上讲道,努力驱散人们心中的戾气,一连九天,印度人头滚滚,加尔各答却保持着平静,欧美报纸惊呼甘地创造了“加尔各答奇迹”。


但种族仇杀的浊浪终于涌进加尔各答,印度教极端分子从各地赶来,煽动仇恨,一次街头冲突成为导火索,8 月 31 日,加尔各答奇迹破灭,印度教徒袭击了穆斯林聚居区。甘地满怀悲愤,祭出了终极法宝——绝食。


虽然此前他曾有过两次绝食 21 天的纪录,但现在他已 78 岁,因为素食,常年营养匮乏,身体早不如前,绝食对他来说,是以命抗争,并且,这次是绝食手段中最决绝的——绝食至死。


9 月 1 日晚上甘地开始了绝食。2 日,一切如故。3 日,甘地的支持者们重到他的居所外游行,呼吁尽快恢复和平,以挽救甘地。4 日,中午,27 名此前袭击穆斯林聚居区的暴徒来到甘地床前伏地痛哭,表示忏悔并请他责罚,甘地给他们的惩罚是,去向被他们伤害的人乞求原谅。当晚,几乎所有参与过暴力行动的加尔各答市民都来向甘地请罪,交出了装满几卡车的枪支弹药和砍刀。随后,印度教、锡克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一起当着甘地的面,宣誓坚守和平。


加尔各答奇迹得以延续,甘地又成功了,但这次代价惨重,他的脏器已在绝食中严重受损,尤其是肾脏。但甘地顾不上调养将息,他要亲赴水深火热的旁遮普,在第一线展开非暴力的战斗。9 月 9 日,甘地抵达新德里,首都的局势让他无法继续西行。


其时,在蒙巴顿的帮助下,尼赫鲁总算稳定了新德里的局面,但比移民潮更严重的问题又摆在面前: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本是半自治的土邦,土邦主是印度教徒,但居民多数是穆斯林,故而印巴都将之视为自己应得的领土。土邦主哈里·辛格本想自己独立,既不加入印度也不加入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的激进派组织了“志愿军”开进克什米尔,辛格被迫倒向印度,印度也出动伞兵,双方对峙,局势危急。为了随时可能开打的战争,印度扣留了本该移交巴方的 5.5 亿卢比资金,这让双方关系雪上加霜。


对此,甘地却有不同看法。首先,他坚信可以以非暴力手段化解争端,同时,他要求印度政府立刻如约向巴基斯坦付钱。面对近乎不可理喻的昔日精神领袖,国大党政府未予理睬,甘地只能使出他最后的一招。


1948 年 1 月 13 日,在新德里的比拉尔府,甘地宣布无限期绝食。条件除了印度政府支付款项,还有要新德里乃至全印度的各宗教和政治团体签署和平协议。此时他尚未从加尔各答绝食的影响中恢复,以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再次绝食意味着随时可能送命。对此他却毫不挂怀,甘地对苏西拉·纳亚尔说,只有神能决定他的生死,若神意如此,他甘愿为真理而殉难。


或许此时甘地还想不到,即将让他成为殉道者的那个人,已经准备动身了。


5


新德里向南 1200 多公里,马哈拉施特邦,浦那。


几年前,甘地曾被英国人关押在浦那的阿迦汗宫,当时,浦那人也和其他印度人一样,将他视作为民族受难的圣徒,而如今,这座城市有了新的偶像——维纳雅克·达摩达尔·沙瓦迦尔。


印度国家党领袖沙瓦迦尔


他已经 65 岁,他的早期履历又与甘地、真纳相似,也是在伦敦学过法律的海归,回国后投身政治,并为印度独立而斗争,所不同者在于,他选择的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暴力革命思潮。


1942 年,沙瓦迦尔将印度大会党中的核心组织印度国民志愿团改组为听命于他个人的印度国家党,建立了党内独裁地位,所有党徒都须向他宣誓效忠。


沙瓦迦尔的核心学说是“印度人至上论”,主张罢黜百家,建立单纯的印度教国家,并提出以武力实现这一目标。不同于甘地反对种姓制之弊,沙瓦迦尔推崇婆罗门精英主义,为此甚至吸纳了一部分纳粹观点,认为婆罗门作为“古雅利安人”后裔,先天高人一等。确实,甘地的恕道并非人人都有足够的慧根去领悟,简单粗暴的沙瓦迦尔式斗争哲学,也很快吸纳了一些拥趸。1948 年 1 月 14 日,甘地在新德里发起绝食的次日,就有几位来自浦那的信徒赶到沙瓦迦尔位于孟买的别墅求见。


其中一个身材矮胖,方面阔口,脸上表情严峻似乎随时都会激动起来;另一个西式打扮,神色市侩;第三个留着印度教修行者的长发和大胡子,捧着一面手鼓,像个流浪艺人。前两者被保镖带上二楼,大胡子身份不够,只能把手鼓交给他们,自己候在一楼客厅。


获得接见的这两位,分别叫做纳斯拉姆·古德斯、纳拉扬·阿普特,都是印度国家党成员,也是最根正苗红的“切特帕乌安婆罗门”,他们在浦那经营着沙瓦迦尔投资的《印度国家报》。


他们在报上强烈抨击甘地,指责他应为“印度分裂”负责,而当一天前听说甘地绝食要求向巴基斯坦付钱,古德斯出离愤怒,认为甘地是讹诈政府,背叛民族,他和阿普特决定要有所行动,阻止甘地,必要的话,杀死他。故而他们来孟买,求教于领袖,同来的大胡子叫迪迦巴·拜奇,是印度大会党外围党员,经营杂货店,暗地里从事武器走私,古德斯通过他搞到了一支自制手枪,就藏在那面手鼓里。


会面很简单,叩拜教主后,阿普特汇报了他们的计划,沙瓦迦尔不置可否——不能留下与事件有关的证据,这位伦敦法学院毕业生深谙此理——只是检查了一下他们准备的枪械,随口嘉勉几句,就打发他们离开了。


在浦那,还有几个同谋等着古德斯一行,分别是高佩尔·古德斯,纳斯拉姆·古德斯的亲弟弟;韦什努·卡卡雷,一位旅店老板,激进印度教徒,常借开店之便窝藏暴徒;马丹拉尔·帕瓦,刚从旁遮普逃到印度的难民,家人被穆斯林残杀,因而痛恨甘地包庇穆斯林;桑加尔·吉斯塔亚,拜奇的仆人。


1 月 15 日,拜谒沙瓦迦尔的次日,几人分头出发赶往新德里。途中,拜奇主仆才被告知了行动目标,他们本来不在计划之内,但鉴于拜奇是这伙人里唯一会用枪的,也被许以重酬拉来入伙。


新德里,比拉尔府。甘地躺在简陋的床榻上,对迫近的危险并无察觉,他此时面对的更大敌人,是他自己的身体。


度过前两天的饥饿期后,体内脂肪早已耗尽,得不到食物摄入,身体的能耗,将只能从体内蛋白质中走账,这是真正的蚕食生命。


更令他难受的是,他感到印度正在背离他的非暴力理想,尼赫鲁和财政部长瓦拉巴伊·帕特尔强烈反对向巴基斯坦付款,14 日,两人曾率政府高官们来向甘地解释,听着他们满口利益之谈却罔顾他强调的信义,甘地悲愤落泪。而一向是他坚强后盾的印度人民态度也起了变化,同在这一天,比拉尔府外游行队伍里响起了“让甘地去死”的呼声,圣雄听罢,怆然无语。


但接下来,加尔各答奇迹的一幕在新德里重演。随着甘地陷入垂危,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像以前一样被感化,15 日,新德里五万人游行要求政府拯救甘地,尼赫鲁也召集紧急会议,号召他的阁员们不要再顾眼前之利,“挽救印度最伟大的灵魂”。当天下午,印度政府宣布,将马上向巴方付款。


16 日,这个消息传遍印巴两国,心系甘地安危的印度人、为财政危机而头疼的巴基斯坦人、担心局势恶化的英国人,无不长出一口气。甘地的第一个回合胜利了。


但这不是终点,甘地依旧拒绝进食,他还有第二个要求:印度所有党派和宗教社团签字的和平协议。这个难度甚至大于第一项。17 日,上百万的新德里人走上街头,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人挽手并肩,呼吁教派和解,每位宗教领袖门前都聚集着大批信众,要求自己的领袖接受甘地的条件。18 日,各派代表共同签署的和平协议送到了甘地床前,签名者中也包括印度国家党在新德里的代表。


甘地的第 18 次、也是最后一次绝食,持续了 121 小时 30 分钟,又以胜利告终。


此时是中午 12 点 45 分,消息传出后,新德里一城欢腾,直至次日,来向甘地祝福的市民仍排成长龙,充盈着比拉尔府前的街道。


在这座巨大宅院的背后某个人迹罕至的角落里,却聚着几个面露愤恨的人——正是古德斯一伙。18 日,他们在新德里聚齐,听说政府在“甘地胁迫下”付钱给巴基斯坦,古德斯怒火中烧,发誓要处决这个“民族叛徒”。现在他们有两支性能糟糕的枪,以及若干炸药,但除了外围成员拜奇,谁都没摸过枪,突击练习的效果很不理想,谁都没把握担当击毙甘地的大任,最终只能制定了一个协同作战计划。


行动时间定在次日黄昏,甘地的晚祷会上,帕瓦将最先发难,在比拉尔府门口处引爆炸药以吸引警察;高佩尔·古德斯和拜奇提前混进比拉尔府,埋伏在仆人房间,那里的窗子正对着甘地布道台的背后,他们将从那里开枪和投出雷管;卡卡雷混在接受祝福的人群中接近甘地,待拜奇二人动手后,伺机从正面掷炸弹;古德斯和阿普特负责联络指挥。


20 日,几人依计而行,分头从宾馆出发。比拉尔府门庭若市,数以万计的新德里市民排队等候在晚祷会上接受圣雄赐福,在甘地的坚持下,府门口不设安检,携带枪支弹药的几名刺客顺利混入。仆人们正纷纷离开房间去准备晚祷会,拜奇和高佩尔·古德斯趁乱潜入既定的房间。拜奇在他准备藏身的房间门口,与房间主人迎面碰上,后者的造型让他心头大震:那是一个独眼人,在印度教中,肢体不全者被视为大凶之兆,独眼更尤为不吉。拜奇为人迷信,一种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他没有古德斯那样的政治诉求,此行只为求财,无意干犯不祥,气馁之下,说什么也不肯进入独眼人的房间,径自开溜了。


新德里的甘地陵园与雕像


其他诸人还不知道这个变故,仍按原计划行事。晚祷会刚开始,心浮气躁的帕瓦就引爆了炸药,果然现场大乱,而高佩尔·古德斯和卡卡雷等不到拜奇的枪响,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帕瓦很快被人群中的便衣警察抓获。见大势已去,诸人只能各自趁乱逃走。


拜奇和仆人吉斯塔亚自顾自逃回浦那闭门不出,其他几人也连夜逃往孟买。一路上古德斯满怀懊丧,某种意义上说,他和甘地是同一类人,都怀有殉道情结,对于自己信奉的主义不惜生死以之,此次行刺他已对沙瓦迦尔立誓,实在不甘半途而废,加上帕瓦的被捕让他们担心已被供出,回到孟买也不会安全,商议之下,他们竟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返回新德里,将刺杀计划进行到底。


刺杀甘地的主凶那斯拉姆·古德斯


本来,这将是自投罗网,警方已通过帕瓦的口供锁定了古德斯和阿普特两位《印度国家报》人员,循着这条线索,其他人的身份也渐渐明晰,但印度警界叠层架构的复杂关系和官僚积习,竟让疑犯从网眼间漏过。被派往浦那办案的警察选择乘火车,耽误了整整一天时间,而孟买方面,政府碍于沙瓦迦尔在当地的影响力,不准警方碰他,得益于他们的低效,古德斯等人在孟买郊区兜了一圈,又分头返回了新德里。


27 日傍晚,人声嘈杂的德里旧火车站,古德斯、阿普特、卡卡雷再度聚齐。他们费尽周折,总算从附近的难民营搞到了一支性能可靠的手枪,这回古德斯决定亲自上阵,时间定在三天后。


甘地本人的固执与疏忽,也帮了大忙,20 日的袭击事件后,他仍坚拒警方的保护。新德里最干练的警察、副警长梅赫拉只好每天便装暗中保护。30 日偏巧他又重病缺席


一切都像是注定,这天的早祷上,甘地念诵《薄伽梵歌》中关于生死无常的诗句,事后想来,竟像是提前交代了后事;白天,他还会见了来访的尼赫鲁和帕特尔,调节他们的政见分歧。会谈耗时漫长,甘地为此错过了晚祷开始的时间,当他在摩奴搀扶下尽可能快地挪动脚步来到会场时,已是下午 5 点 10 分——迟到了 10 分钟。早已等候的人群涌上前来,对他致以问候。此时摩奴看见“一个穿着卡其布衣服的矮墩墩的年轻男人”,正拼力挤过他身前的人,向讲台靠拢,很快来到近前,俯下身子,似乎是想向甘地鞠躬。


朝拜者的这种热情,摩奴并不陌生,她只是伸臂想将此人拦下,同时温和地请他先退下,毕竟甘地已经来迟,不能再耽误时间。但话未说完,忽然她面上的表情僵住了,来人直起身子时,她看见他合十的双手中,夹着一把手枪。


来不及惊呼,电光石火间摩奴被一把推开,刚摔到地上,就听见三声脆响,再看讲台上的甘地,胸前雪白的恰达已是一片殷红,但他的面色仍保持平静,手臂抬起,似是伸向开枪者,口唇微动,用最后一丝力气说着什么,摩奴听见,那是——“啊!罗摩……”


距离弥补了古德斯射术的欠缺,他的三枪全部击中甘地胸腹,风烛残年的老人当场无幸,非暴力者,死于暴力。




《暗杀局》

作者: 曲飞 
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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