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里的村庄》——一名退休省部级官员镜头中的城中村

熊盛文，江西樟树市人，生于1951年，文革结束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学习，毕业后一直在江西党政机关工作，曾任江西省副省长多年。退休后，决心“不过问”业务的熊盛文，为自己找到新事业，扛起相机，由寻找治理方案的官员，成为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

2016年，客居广州期间，城中村及居住在其间的形形色色的外来人口，吸引了熊盛文的注意。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深入他们的生活，拍摄了几千张照片。2017年7月，摄影集《都市里的村庄》出版。

熊盛文将镜头对准“人”——他称他们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建设者。翻开这本影集，一张张热腾的面孔现于眼前。他们是正在应聘的外来务工人员、操作着机器的工人、过年回家前给家人准备礼物的女工、相聚的同乡好友、逛街的姑娘们、时髦的农二代、无忧无虑的孩子们、约会的情侣等等，形成一份生动的城中村生活志。

满是工厂的街道 图片来自 熊盛文

他写道：这些村庄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包围，与周边的环境似乎格格不入，这是城市吞噬农村的过程，是城市化、现代化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成千上万的外来者，在这里找到了条件简陋但价格合理的栖身之所，找到了进城的第一份工作。这里承载了他们走出农村、摆脱贫困、融于城市、逐步富裕的梦想。

为什么拍城中村？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城中村和城中村中的外来人口有哪些观察和思考？财新记者特专访了熊盛文。

财新记者： 你曾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官至江西副省长，退休后却开始用镜头聚焦城中村。你觉得城中村吸引你的是什么？看照片，你非常关注在城中村生活的人。你怎么看待这些人在城中村的状态，以及城中村对这些人的意义？

熊盛文： 其实拍摄城中村并不是我一开始摄影就选择的主题。我从岗位上退下来，就有一个想法，对工作上、业务上的事少关心，不过问。因为毕竟曾经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不在其位，应当不谋其政，不干扰在位同志的工作。因此，当朋友建议我一起摄影时，我欣然接受，开始了自己的摄影生涯。

刚开始摄影时，我也和大多数摄影爱好者一样，到处去热点景区拍风景。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似乎不是一个较好表达自己的办法，于是转向纪实摄影，进而专注于拍摄专题。我拍专题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量不重复别人的劳动。我认为，摄影的主要功能是记录，特别是要把一些有历史意义的东西留存下来，把老百姓平凡的生活记录下来，若干年后会是很有意义的资料。不能认为平凡中没有美，在平淡中发现美，是摄影人的责任，是更艰巨的任务。在拍摄城中村之前，我拍过四个专题，都是国内没有人拍过的。去年因为要在广州接送外孙上学，我住的小区附近有几个城中村，因此选择了这个专题。在拍摄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拍这个题材的人不少，但他们的关注点大都在城中村的环境、建筑、街道，当然也涉猎到人，但在他们的作品里，人不是主体，只是陪衬。于是我把拍摄的重点聚焦于城中村里的人，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外来务工者。外来务工人员是城中村活动的主体，是城中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正是城中村使外来务工者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在城市生活下来，他们也因此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建设者。正如我的同学施炜在书的序中所说，他们是中国＂比较优势＂和＂人口红利＂的载体，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动力。

背着三个月大的娃来上班 图片来自 熊盛文

财新记者： 你将城中村影集的名字命名为《都市里的村庄》，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名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城中村作为“都市里的村庄”的角色？

熊盛文： 城中村虽然在一、二线城市都有，但从业态来说，一线城市的更典型。取名《都市里的村庄》主要想突出两点：一是我镜头反映的是都市里的城中村。虽然现在不少城市都自称是大都市，但在我的认知中，只有一线城市和少量二线城市才有资格称为大都市，因为不仅从人口，而且从产业集聚和特色来说，它们才是真正的大都市。在可见的未来，它们仍然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增长极，是外来人口的重要接纳地。二是虽然城中村从外表上看，完全不像村庄，但从体制上看，它仍然保留了农村的很多东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可以称为村庄。可惜我拍摄得太晚，很多能体现村庄特色的外表都拍不到了，只能通过文字来弥补。将来恐怕更难拍到这种二元结构共处的景象。今年我拍的城中村进行＂三线改造＂，蛛网式的电线恐怕今后也不会再有了。这种独特的二元结构是城中村区别于其它城区的突出特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阶段的特色之一，也是城中村的魅力所在。

老板亲自招临时工 图片来自 熊盛文

财新记者： 从摄影师的角度看城中村，和从官员角度看待城中村的，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你又是如何看待这其中的差异呢？

熊盛文： 作为从公务员岗位退下来的摄影爱好者，也许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定势，我没有感到两者在视角上有什么大的不同。如果说有点区别的话，在工作岗位上可能更多地会思考管理问题，如何兴利除弊。从摄影者的角度，更多地考虑的是真实的记录、艺术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