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指导案例？

作者：翠杰

这是一个不缺案例的年代。

“中国裁判文书网”裁判文书过亿，《刑事审判参考》出版120余集，精选案例早已千余，两高定期发布，各地期刊登载┈┈真可谓“广泛、灵活、及时“。在诸多案例中，有一类较为特殊，即两高分别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2010年至今，两高已经分别发布二十七批指导案例，这些案例经各级检、法遴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开对外发布，权威性不容质疑。

但是，指导案例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在众多案例中，指导性案例有何不同？指导性案例是判例吗？有刚性参照的效力吗？

毫无疑问，我们是成文法国家，判例不具有约束力，更何况指导案例与判例衍生不同，存在根本区别。但是，如果不具有判例的约束力，除了发布程序权威，指导性案例与众多参考案例有何不同？

的确，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适用依据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法律规定往往因一般、抽象而模糊，依赖司法解释界定模糊空间也可能缘木求鱼。

但是，法律模糊性也是法律的生命力所在，司法适用恰恰是让法律清晰化的过程。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案例指导制度符合实务期待，具有实践基础，而最高司法机关通过案例作出解释，形成裁判规则，正是指导法律适用，维护法治统一的作用实现。所以，指导性案例的价值，非其他可参考案例可以比拟。

特别随着司法改革深度推进，司法官负责制取代案件审批制，司法权分散行使，司法官能动性增强，公众自然能聚焦还能否“同案同判”“异案异判“。

统一法律适用，维护司法公正，需要配套机制，指导案例制度并非为此诞生，但也应当并且可以协同共担此责。

所以，司法实践中对指导性案例应当“刚性参照”，而不仅仅是“柔性指引”，实践中应当着力打造指导案例参照系。

案例指导具有事实约束力不难达到共识，但如何切实发挥实质的参照效力，单纯依靠行政推行，可能增加实践负担、适得其反。如果从案例指导的适用机理出发，倒可寻求破解途径。

近年来，指导案例编排体例逐步调整。以检察指导为例，基本案情呈现案件事实，指控犯罪和证明犯罪阐述诉讼过程，关键词和要旨助力案例指导方向，而指导意义则又在此基础上增加案例的法律政策价值和法理含金量。

分析指导案例体例编排，要旨和指导意义是侧重要点，目的在于指导实践中把握要旨、防偏纠错、规范履职。而观察实践适用的思路，也往往重在针对要旨和指导意义抽象类比。但上述思维仍然符合成文法适用的演绎逻辑。

在案‐案类比中，判断案例是否与“先例”类似，应当侧重对案件事实的细查比对。不可否认，指导案例适用与判例法相关思维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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