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注：本文节选自《易中天中华史》第3卷《奠基者》

1、生于忧患

忧患伴随了周公一生。

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这就需要解释、说明、论证，用令人信服的说法，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

从周公到召穆公，以及他们的后人，说来说去，主题却只有一个—— 天命 。

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 得到授权就叫“奉天承运”。

既奉天又承运，当然是天子，当然该治天下。

相反，如果皇天上帝收回成命，不让某人或某族再当天子，就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

商汤灭夏桀，就是“商革夏命”；周武灭殷纣，则叫“周革殷命”。

可就算“革命有理，天命无常”，改朝换代也理所当然，但为什么是你们周人来革呢？

必须证明世界非变不可，而且换对了人。

周人当然最终证明了这一点，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

同为合法政权，周与商有什么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商和周都讲“天”，但态度不同。

周人对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观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商人的态度则是仇恨和揶揄的。

他们甚至有一种仪式或游戏，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挂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义不同。

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们的祖宗帝喾。

他们对“帝”的理解，也只是取其“缔造者”的本义。只不过，因为祖宗已经宾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现任商王则是“下帝”，即人间的帝。

这样的上帝当然偏心眼，只保佑商人，甚至只保佑商王。

周人的上帝则是自然界，即笼罩四野的天。

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天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

更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

天来为人民选择君主，不是比“帝”选得好吗？

那好，周天子就是万民之神选出的万民之主。

2、定音鼓

西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但在世界范围内，他们却又是一个特例。

实际上，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 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就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独周人说自己的政权是天授，岂非出格？

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

有。

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

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或天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这伟大的父母还是天下人的，全人类的。

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

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

此间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

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可靠性；可做的，则是用真天子替换假皇帝。

君权天授，是忧患的产物。

想当年，有一个问题一定困扰过武王和周公：胜利为什么来得这么快？

《尚书》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御敌部队到了前线，就掉转枪头反过来攻打他自己。

为什么前徒倒戈？

当然是因为殷商人心大失。

殷商又为什么不得人心？

因为不把人当人，证据是人殉和人牲。

殷商的祭祀极其频繁，送上祭坛不仅有奴隶和平民，还有贵族。因为贵族价钱更高，一个顶一万个。

新生的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殷商垮台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当人”，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这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

孔子不但反对人殉，就连用俑（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都反对。

他甚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

跟活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因为在孔子看来，人殉不仁，人殉非礼。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

用俑殉葬，等于承认人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不过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开了这个口子，活人殉葬就仍有复辟的可能，岂能不坚决抵制？

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也是孔子和儒家最宝贵的思想。

正是它，后来发展为“仁”的概念。

“仁”的本义是“人其人”，就是“把人当人”。

但，这跟“君权天授”又有什么关系？

天人合一。

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原本就是 一个正面而立大写的人。

天，原本指人的脑袋，也就是天灵盖，后来才引申为苍天，再后来才引申为老天爷。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权（天命）是看人心的，叫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

老百姓拥护谁，天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

君权天授已经被偷换为“君权民授”，这是“伟大的谎言”。

就算政权来自天与民的双重授权，天也好，民也罢，为什么要授权给周呢？

周人的说法是，他们的君王有德。

周王有德吗？

据说有。

在两周文化人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谦谦君子和道德楷模，从来就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

结果天下归心。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就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直到西周晚期还在讲。

难怪周公说，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延续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

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

说白了， 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

又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就是 “以德治国” 。

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

以德治国，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也是他们的一大发明，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民族的观念。

但道德在心里，怎么治国？

唯一的办法，是把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物，让它看得见，做得了，也行得通。

看得见的，是圣人。

从此，被尊为圣人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无一不是道德高标。

改朝换代要有依据，以德治国要有榜样，榜样的力量据说是无穷的。

但禹汤文武，只是统治者的榜样；后来的孔子，也只是读书人的楷模。

教化大众的“平民圣人”还没出现，在此之前，实施以德治国，就不但要靠“看得见的力量”，还得靠“行得通的手段”。

答案是 礼乐 。

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那为什么还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把夏商的祭礼和乐舞重新编排一遍，而是要实现质的飞跃和变化，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变成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商的礼乐是仪式，周的是制度。

祭礼和乐舞都是有序的。

在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有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

至于乐舞，也必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起承转合，井然有序，才能斐然成章。

秩序，是礼的本质，礼的精神。

礼既然是秩序，那就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

它的意义，不再仅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这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

因此必须被确定为制度，这就是 礼制 ；必须被应用于政治，这就是 礼治 ；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这就是 礼教 ；必须成为类似于法律的东西，这就是 礼法 。

但有问题。

问题在于不平等。

所谓礼乐制度，说到底就是“以等级定秩序”，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不平等。

也正因为不平等，才有秩序，叫“尊卑有序”。

这就无法让人心理平衡，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周公的办法，是用“乐”来调和。

乐是音乐，也是快乐。

换句话说，音乐是让人快乐的，要想快乐就得像音乐。

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乐音的特点就是差异。

不同的乐音，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很好听。可见不一样或不平等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组织。

组织的原则就是和谐，和谐则是多样统一。

这也正是礼和乐必须构成同一个制度的原因所在。

礼辨异，乐统同；礼讲多样，乐讲统一；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能巩固。

有圣人崇拜，就有了“看得见的力量”；有礼乐制度，就有了“行得通的手段”。

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就这样建立起来，而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就是中华礼乐文明。

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

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

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

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 井田、封建、宗法、礼乐。

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

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

3、天下为家

宗法制的核心，是 嫡长子 。

与嫡相对的，叫庶。

嫡子的母亲是妻，只能有一个；庶子的母亲是妾，可以有若干。

按照西周婚姻制度，贵族男子都可以有妻有妾，叫“一夫一妻多妾制”。

结果，是她们的儿子也不平等， 不但庶子与嫡子不平等，嫡子与嫡子也不平等。

地位最高的是“嫡长子”；其次是“次子”，也就是妻的其他儿子；再次是“庶子”，也就是妾的儿子。

如果父亲是周王，他们就是王子；父亲是诸侯，他们就是公子；父亲是大夫，他们就是君子。

王子、公子和君子，也要分三六九等？

要的。

原因，在继承权。

天子、诸侯、大夫，遗产很多，有权继承的，当然是他的儿子。

财产和领地可以分，但爵位和权力分不了，只能传给一个儿子，就必须立规矩。

周人立的规矩，叫“嫡长子继承制”，这是宗法制的核心和关键。

族的第一代叫祖，第二代叫宗。祖是开创者，只能该谁是谁。宗是继承者，必须有继承之法。宗法制就是规定谁为“宗”的，所以叫“宗法”。

按照这种制度，不但父亲的爵位和权力，就连父系家族的血统，原则上都只能由嫡长子来继承。

这就是宗法三要素——

一、父家长制；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

三、嫡长子继承制。

这跟封建又有什么关系？

依照宗法制，天子、诸侯、大夫，都只能传位于嫡长子。

但其他公子王孙，毕竟都是“贵二代”，总不能撒手不管，让他们流离失所吧？

只有一个办法： 分封 。

天子的嫡长子做了天子，他嫡出的弟弟和庶出的哥哥，就分出去做诸侯，或留在王国做公卿。

诸侯的嫡长子做了诸侯，他的弟兄们就封土立家，分出去做大夫。

宗法制与封建制，严丝合缝，合二为一。

结果是什么？

天下为家。

天子是“天”的嫡长子，所以叫“天子”。

诸侯则是天子的兄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兄弟。

大夫和诸侯，跟天子既然是这种关系，岂能不“四海之内皆兄弟”？

天子与异姓诸侯，以及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之间，还有婚姻关系。

比如姬姓与姜姓，秦国与晋国，就长期通婚，所以婚姻也叫“秦晋之好”。

这样一来，天子、诸侯、大夫，不是兄弟就是叔侄，要不就是翁婿、郎舅、连襟、亲家。

说到底，还是“一家子”。

子女也要成家立业，这些家庭也都有祖宗。以祖宗为统绪，家庭构成家族，家族构成宗族。

宗族从属和依附于大夫构成氏族，大夫是族长。

氏族从属和依附于诸侯构成国族，诸侯是族长。

国族从属和依附于天子，就构成民族。

这个民族在西周叫夏，春秋叫华，后来合称华夏，周天子是总族长。

4、 根本所在

当周人创造出井田、封建、宗法、礼乐的时候，世界上许多民族还迷迷瞪瞪。

可以比较的，只有埃及和亚述。

埃及中央集权的时间最早，比西周建立国家联盟还早两千年。

公元前3100年，纳尔迈兼并上下埃及，建立“第一王朝”。

如何安定人心，巩固政权？

纳尔迈的办法是两次加冕。

纳尔迈原本是上埃及国王，头戴白色王冠，以鹰为保护神，百合花为国徽。

下埃及的国王则头戴红色王冠，以蛇为保护神，蜜蜂为国徽。

于是纳尔迈便在上下埃及各加冕一次，然后在不同场合戴不同的王冠，表示他既是上埃及的君，也是下埃及的主，只有保护神仍是神鹰荷鲁斯。

这当然很聪明，但武王和周公更智慧。

他们不但给自己加冕，也给各路诸侯加冕，还授予诸侯们分封大夫的加冕权。

结果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弹冠相庆，冠冕堂皇。

相比之下，纳尔迈只给自己加冕，就收买不了那么多人心。

更何况，这种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的事，谁不会做？

最后，那王冠便戴到了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头上。

再看亚述。

到我们东周时期，亚述突然空前强大，先后征服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和巴比伦尼亚，后来又侵入阿拉伯半岛，征服埃及，毁灭埃兰，成为不可一世的帝国。

一个国家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如此辽阔的领土，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亚述面临的挑战，不亚于周。

然而他们的办法却似乎只有一个：杀人。

亚述国王的残暴令人发指，屠城和虐俘的记录则不绝于史书。

结果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文明连同他们的帝国一并灭亡，而且不再复活。

延绵不绝的是中华文明，起死回生的则是希腊—罗马文明。

没有翅膀就不能飞向远方，但怎样飞翔，却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翅膀。

中华的翅膀，是 忧患心理 和 乐观态度 。

从《诗经》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几乎贯穿整个中华史。

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政权，忧患则生，安乐则死。

但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

我们相信“天遂人愿”，相信“善恶有报”，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即便有了坏事也“焉知非福”。

因此，我们“不改其乐”，哪怕“苦中取乐”，也总归“乐在其中”。

既忧患又乐观，就有礼有乐。礼就是理，讲伦理，讲秩序，体现忧患；乐就是乐，讲快乐，讲和谐，造就乐观。

礼和乐，是两只翅膀。

希腊的翅膀是什么？

科学精神 和 艺术气质 。

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

有科学这只翅膀，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达米亚妈妈，成为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也是人类童年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

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

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统一的，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一个互补结构。

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希腊与中华，却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 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

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

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

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

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原因在“文化内核”。

西方是个体意识，中华是群体意识。

人，是“个体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没有个体，不可能构成社会；离开社会，个体又不能生存。

区别只在于，以谁为“本位”？

“个体意识”，就是“以个人为本位”，叫“个人本位主义”，简称“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唯我独尊，更不是损人利己。

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倒有可能利他，至少不会损害他人。

因为他很清楚，我是个人，别人也是。我有个人利益，别人也有。我的个人利益不想被损害，别人也会这样想。

既然如此，那就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不是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而是没有涓涓细流，就没有大江大海。

因此， 即便为了集体利益，也得先保护个人。

“群体意识”，就是“以群体为本位”，包括在思想意识和观念上，认为先有群体，后有个体；先有社会，后有个人。

族群、社会和国家在个人之上，个人则是其中一分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此，个人的价值，首先体现于他所属的群体，比如家族和单位；个人的功过，也影响到甚至决定着整个群体的荣辱。

希腊人和西方人既然是个人本位，组成社会就只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约，这就必须理性，而且得是科学理性。

他必须像看待数学题一样看待社会问题，像遵守运算法则一样遵守社会规范。

但同时，又必须有一个出口，以便在被规范和压抑之余，感性冲动也能得到宣泄和释放，这就有了艺术。

所以希腊人有两只翅膀：科学与艺术；罗马人也有两只翅膀：法律与宗教。它们都是互补结构，都体现了个体意识。

我们正好相反。

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 道德理性 或 伦理理性 。

这种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先于个体，也高于个体。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就算存在也没有价值。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贡献。

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

是啊，想那天下原本属于圣上，它的兴亡干我等草民屁事，为什么要事事关心？

只因为家国一旦沦亡，就没了安身立命之本，也就会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才性命攸关。

我们最担忧的，就是群的解体。

因此中国人的忧患不是忧天，而是“上忧其君下忧其民”。同时也乐观，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也不能塌下来。

老天爷其实靠不住，宗教和神更不靠谱，必须“以人为本”。天下的太平和社会的稳定，落到实处还得靠士农工商军民人等，靠大家心往一处想。

中华文明的第一种精神产生了，这就是 “人本精神” 。

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是“人本”，却在中世纪变回“神本”，这才需要文艺复兴，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人本”。

我们的人本精神则是相对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

但更重要的，是“人”不同。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

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所有人也都“未敢忘忧国”。

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

任何时候，稳定压倒一切。

然而《周易》说过，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何况长翅膀原本为了飞翔，岂能不动？

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

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

至于那“二极”，可以是礼与乐、儒与道、官与民、出与入……

总之，是人不是神。

也因此， 要礼乐，不要宗教。

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原始时代的图腾和巫术都得变。

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在中国变成了礼乐。

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

只不过，这一变化绕了一个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

因为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

因此，我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 “无神的世界” 。

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只要这些神灵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

背后则是中华文明的第二种精神—— “现实精神” 。

所谓“现实精神”，就是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

因此，杞人忧天一直传为笑柄，清谈则被认为会误国。

难怪魏晋玄学只能昙花一现，还要在后世备受诟病。

总之，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什么天堂，什么来世，什么末日审判，什么极乐世界，这些空头支票才没人当真感兴趣，只能哄骗愚夫愚妇。

我们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哥们义气，天地良心。

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我们真想要的，也是世俗的生活。

他们主张的是“心动不如行动”，是“说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也是一种乐观。

于是，中华文明就有了第三种精神—— “艺术精神” 。

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是维稳的手段和结果，是一种陶冶和教化。

因此在我们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变成艺术，比如领导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即便不能变成艺术，也能把它们艺术化。

艺术化的境界是达成和谐，底线是糊住面子。

有这样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遮掩，哪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枪暗箭，专制独裁，都不至于太难看。

实际上，艺术就是“以最独特的形式，传达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独特，就引人入胜；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鸣。共鸣，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团结友爱，就同心同德。

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群”。

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礼乐合一成于乐。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

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实际上，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

因此，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后来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