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要共建共享，打造合作平台。我们应该继续加强二十国集团机制建设，确保合作延续和深入。广纳良言，充分倾听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声音，使二十国集团工作更具包容性，更好回应各国人民诉求。”国际政治学者曾把国际机制分成正式和非正式两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朱杰进表示，非正式国际机制，如G20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成员可以保留更大的自主性，且官僚化程度较低、行动速度快；但另一方面，这种非正式国际机制在执行力和监督机制方面存在“先天不足”。G20随着这些年的发展，逐渐形成目前协调人、财金两个渠道。财金渠道，主要集中在财政金融方面，即经济政策领域；协调人渠道，议题要更为全面，包括能源、农业、发展、反腐等议题都属于协调人渠道，反映的是领导人关注的重点议题。在部长和副部长级层次，G20有财长和央行行长、贸易部长、农业部长、能源部长、就业部长、旅游部长会议等，还有相关副手会议；在工作组层次，G20框架下成立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投资和基础设施工作组、发展工作组、反腐败工作组、能源工作组、增长框架工作组、贸易和投资工作组、就业工作组等研究和执行机制。黄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尽管G20并没有秘书处之类的实体机构，但是这并不代表G20的机制化程度低。G20目前所采取的以议题导向的合作机制，既具有议题讨论的连贯性，也具备相当高的灵活程度。黄薇进一步表示，如果G20要设立秘书处，就会引来一系列问题：秘书处的人员构成，选址，秘书长设置，机构运作机制等。这些问题不仅可能引发国家间的争夺，浪费G20领导人对话的宝贵资源，而且实体机构的建立可能会带来官僚作风和制度上的僵化。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时期，在G20伙伴关系仍在夯实的时期，这样做代价高昂。当前G20机制比较灵活，没有固化的模板，创新空间很大。当然，这灵活的机制也对当年G20的主席国提出较高要求，如果G20主席国议程设定和落实能力有限的话，G20可能就乏善可成了。G20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机制建设。有不少学者都提到要借用已有的国际机构，以及增加成员代表性。从今年G20会议来看，G20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非常密切，如财金领域多项成果中的结构性改革等，OECD、IMF都提供了很多技术支持。中国作为当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G20杭州峰会尤其突出“发展”议题的讨论，广泛邀请发展中国家参与，杭州峰会成为与会发展中国家数量最多的一次G20峰会。潘基文评论说，这次峰会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黄薇表示，目前国际机构已经在G20的治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世行、IMF、WTO、UNIDO、OECD等组织也承担了G20布置的作业。希望未来G20能够更好地发挥G20自身配套机制的作用，通过B20、T20等配套机制成为政府与民众、官产学共同参与治理活动的桥梁。就G20自身而言，尽管G20当前机制灵活，成员间合作的空间很大。但是，G20的机制化建设仍有提升空间，或许在中国引入创新议题之后，我们也会看到科技部长会议的机制化。合作机制本身就扮演着重要的稳定联系和构建伙伴关系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确需要更加广泛的全球合作以顺应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编辑 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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