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物工程学的进步，研究者不断解密人类基因组，但仍然很多问题依然有待回答，如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的一生多少是先天就被基因决定好的，有多少是受后天环境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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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npr.org 译者：zhenzhen2743
肿瘤学家悉达多·慕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在接受“新鲜空气”（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脱口秀频道）特里·格罗斯（Terry Gross）的采访时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的。“生物学不能决定人的命运，但生物学的某些领域受到基因的控制。”
慕克吉在新书《基因》中主要探讨了生物学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我们的生命。他重新解释了遗传学的历史，说明了基因在个性、性情、性取向和患病风险中的影响。
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基因（遗传因子）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部分病毒如烟草花叶病毒、HIV的遗传物质是RNA）。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环境和遗传互相依赖，演绎着生命的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衰、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它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
然而，慕克吉指出遗传学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对疾病的理解，包括精神分裂症和癌症。“我们过去总认为疾病是飞来横祸，但遗传学让我们开始认识到，疾病其实是我们的身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我指的是大多数疾病，并不是所有疾病，大多数疾病都是在基因与外界环境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基因和环境对疾病的影响。
疾病的遗传性有一个谱系。我会从谱系的一端向另一端开始讲述。首先是囊包性纤维症或亨廷顿舞蹈症，这两种疾病受遗传学的影响特别大，几乎是一定会受到影响。如果你继承了决定这两种疾病的非正常基因，患病的几率会特别高。在遗传学里，我们有个专有名词叫作“外显率”。这两种疾病就有很高的外显率。
在谱系的中部是糖尿病和心脏病。这两种疾病受基因影响也很大。我们目前已经了解了一些致病基因，但这两种疾病是在环境的影响下和基因共同致病的。
在谱系的另一侧，我们都能想到的其他疾病，比如传染病，它们受到基因明显的影响，但身处的环境也是决定发病率的重要因素。如果你有某些遗传组合或者继承了某些基因，你就会有不同的艾滋病毒或流感病毒易感性，即使这些病毒都是感染性的病原体。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疾病在不同地区的感染率并不一样，你的身体和病原体或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越强，疾病也就更严重。
改变致癌基因。
遗传学也让我们对癌症的认识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如果你观察癌症患者的基因突变，你或许会发现肺癌患者携带的突变基因可能和乳腺癌患者一样，也可能和白血病患者一样。
总体上来说，我认为不同类型癌症的解剖学的划分不会渐行渐远。解剖学决定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比如，有些基因是乳腺癌特有的，有些基因是肺癌特有的，这会越来越精确，遗传学一直都是如此。所以我们会说，“肺癌虽然和白血病不同，但某些致病基因或者说遗传学上有共同之处。”一般来说，我们会用相似的方法来治疗这两种疾病。
我想做个简单的类比，从癌症我们可知，单个基因突变基本不会引发癌症。当然这并不绝对。在同一个细胞中多个基因突变才会具有致癌性，这些突变的基因制造蛋白质和其他物质，干扰细胞常态，干扰细胞表达，使细胞开始异常表达、异常分裂、异常代谢，最后变成癌细胞。
如果你把这些突变分开看待，你会认为它们可以用无尽的方式进行无尽的组合。一个人有一种组合，另外的人有另外的组合，但是重要的是我所说的“耳语行动”，不同人的基因突变，在人体内部网络上是相同的。所以我们不必拘泥于单个的突变，这些突变太多，让人眼花缭乱，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核心的问题上，核心的网络上，因为它们导致了癌细胞的异常表达，我们应该对这些核心网络有目的地用药。
改变细胞基因一般都非常复杂。我们过去常用病毒来改变细胞基因，或者放一些新的基因进去。我们过去常把细胞暴露在X光下使其突变。但如果你在10年前问我能否改变细胞中的某个特定基因，我会告诉你，“我可以，但是难度很大。”
然而在过去五年里，新技术让我们可以进入正常细胞或癌细胞，甚至可以进入胚胎干细胞，也可以定向或有目的地使单个基因发生某种突变。我想打个比方，你可以想象人类的基因组就是一个很大的百科全书。新技术可以让我们进入全套《大英百科全书》中，辨认某个单词并改变它。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其他大部分内容不发生改变。我说“其他大部分内容”是因为一个单词的改变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
想象一下你可以擦掉一个单词并换上另外一个稍微不同的单词，这就是新技术的威力所在。你现在就可以问我一个以前不可能问的问题，“定向或有目的地改变一个细胞容易吗？”我会回答， “比以前容易得多。”
通过人类利用遗传学治疗癌症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基因逐渐从不可动摇的神坛上走下来，进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基因已经不是那个决定你一生的遗传因子，而成为了可以被人类所改变的事物。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伦理学思考。
最大的伦理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对人类基因组还知之甚少，是否应该来改变它？我们应该改变人类基因吗？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什么是疾病？什么是基因病？
在《基因》这本书中，我简单列举了一些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你或许也在思考，“我们能够改变基因材料。但是我们能确定改变的好处会大于坏处吗？需要基因治疗的疾病真的给人带来了极度的痛苦吗？”
“极度痛苦”的定义是什么呢？一个人的极度痛苦也许并不是另外一个人的极度痛苦，但是强调“极度”，我们是想说这个技术不是随便就可以用的，我们不能把它用在改变眼睛形状或头发颜色上等。
在隔离“同性恋基因”上新技术取得的成就。
如果你观察同卵男性双胞胎，你会发现他们性取向相同的几率比其他非双胞胎的兄弟姐妹高。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性取向也可能是有遗传定子的，因为同卵双胞胎有相同的基因组，所以遗传定子可能决定性取向。当然他们的基因组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换句话说，如果一对双胞胎中有一个是同性恋，这并不能说明另外一个也一定是同性恋。我们知道基因或子宫内暴露或其他因素如外部环境——社会文化等，也对性取向有很大影响。但是我们也知道至少有一些基因是会影响性取向的，如果你认真观察，你会发现事实上并没有单个的“同性恋基因”，而很可能是多个基因共同作用。虽然这个基因确实会影响性别偏好。当然这些研究都是针对男性，几乎没有证据是针对女性的。
我们知道有一些基因定子涉及其中。人们开始寻找那些遗传定子，但结果并不明朗。结论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所谓的“同性恋基因”，我很讨厌这个词，我们也很可能不会发现这样的基因，就像人的生命中遇到的其他现象一样，性取向是多基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要明确这些概念，这非常重要。因此，性取向也并不是完全被基因所操控的东西，生长环境和周围事物也对此有着关键的影响。
（本文根据情况有所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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