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春夫东大讲座实录：世界的东亚及其中的中国和日本

（译：储陈城，校：刘明全）

1.虽然不知道在中国怎么样，但是在日本几年前，先在经济学家之间，后到一般社会当中已经开始讨论了“资本主义”是否终结。

契机所在就是，经济学家水野和夫出版的《资本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危机》（集英社2014年）这本书。根据该书，资本主义本质在于，投入资本、产生利润（剩余价值），由此使资本增值。但是，第1，最近日本，当然也是世界范围，利率降低、已经接近零。也就无法产生利润。第2，虽然为了产生利润需要有投资目标，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波及世界，投资目标变得越来越少了。这样一来，可以说资本主义不能维持了。

那种现象确实正出现在日本。银行普通存款利息，1991年是1.83%（100万日元就是18300日元），而2016年则变成了0.0056%（100万日元就是56日元）。虽然储户也感到困惑，银行也必须改变创立当初的业务内容。

投资目标在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日本国内，但是80年代高度经济增长结束时，国内已经无法找到，而是已经朝向周边发展中国家了。最近，由于这些国家也完成了经济发展，逐渐不再是优质的投资目标，不得不谋求于其他地方。

说到资本主义，数百年从欧洲扩张到世界，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根基。如果真要迎来终结，这就很麻烦了。不能简单地找到代替它的新的经济模式。

如果有人认为，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就可以安心，那就错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中国伴随邓小平的带领，完成了大转变。我现在还记得邓小平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基于这个思想，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政策，转眼间就成了富裕国家。那种方式不外乎是资本主义。因为容忍了形成其根基的股份公司以及股票投资市场等制度。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投资目标减少”这种现象，不是在中国也有所显现吗？

2.最近，在日本引起关注的问题是，AI（人工智能）一旦发达，就不再需要哪种职业。这通常是伴随机器人发达而被讨论。截止目前，工厂生产的相当部分已经被机器人所取代。因为能够比手工更加准确地生产大量产品。单纯劳动领域中的这一现象，伴随AI发达的同时，不得不说也进入到精神劳动领域。

根据某研究人员的估算，其结果是，现有职业的49%存在被AI替代的可能。如果极端地来说，AI完成发达十年后，一半劳动者将要失业。人类即便不工作也没事，这乍一看是理想的，但是问题是，供养不工作劳动人口的一半的经济体制，能否仅凭AI确立；如果不能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中国也不例外。

3.反过来想的话，引领这数百年间人类历史的“西洋近代”的支柱是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虽然这产生各种弊端是事实，但是不能否定它也使得人类变得富裕、幸福这方面。正因为如此，它作为有力的指导理念，给人类历史带来了很大影响。

那样考虑的话，资本主义或将终结，那就意味着西方近代整体已经开始动摇了。我自己现在还处在不能断言资本主义终结的状态。我觉得，通过AI或机器人等开发，资本主义反而可能得以恢复，并改变形式而存续。

但是AI并不是人类单纯的道具，很明显，迎来了代替人类来运转经济机构的时代，所以那种经济政治机构已不靠以人类才智和理性为中心的“西方近代思想”来支撑，难道不是吗？

4.这已经表现在支柱之一的民主主义。目前日本所采用的议会制民主主义，虽然原本是以不选举就无法体察民意为前提的制度，但是，伴随互联网发达，其根基正在崩溃。而且最近，已经暴露在民粹主义风暴之中。但是，该问题实际上并不仅仅是民主主义国家，在西洋近代以扭曲的形式下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不是也正在受到冲击吗？我深深意识到，洋近代所产生的科学技术正在威胁到作为创造者的西洋近代，这就是现状。

我一直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有下面的想法，如果西洋近代动摇并迎来转折期的话，作为西欧以外文化圈的东亚，不是应当认为其被赋予某种历史使命吗。这很艰巨。

1.不过，为了理解人类历史的大趋势，一起来思考有着21世纪世界特征的globalization现象。这个用语具有很多个意思。一般是指，市场经济扩大到世界规模，所有经济活动超越国境广泛开展。

但是，如果说经济活动为什么那样，因为所有活动都能够轻易地大规模地超越国境广泛开展。最初是人。接着是物、资金、技术、信息，直至现在的国际犯罪，人即使不活动也能犯事。经济正是其中一环。

为什么变成那样呢？其理由很简单。科学技术发达的结果是，发明出了大规模地使得所有事物都能轻易地超越国境的“道具”。轮船、电话、机动车、飞机以及电脑。这样看来，只要科学技术发展不止，globalization现象可以说是不可避免。即便不喜欢，也不会停止。

2.然而最近，出现了抵制这种现象的举动。第1个是英国脱欧的历史事实。第2个是自己任命自己为世界警察的美国，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中心、鼓吹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成了总统。不得不说它们都是同注重国际关系的globalization唱反调，将舵转向了国家主义的方向。

看到这个动向，可能有人会认为历史主流从globalism转向了nationalism。但是，我认为那是目光短浅。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回到刚才讲的全球化根基部分。那是历史必然现象，是历史的坚定主流。如此的话，不得不说最近欧美的动向是历史逆流。

3.那么，如果说为什么欧美是在历史的逆流，其原因也很清楚。他们弄错了面对globalization的应对。

欧洲为了应对globalization，通过以EU形成这种形式推进了地域统合。我认为这是顺应潮流的正确态度。然而，或许由于他们对统合操之过急，出现了一些失败。例如其中之一就是，布鲁塞尔行政机关变得过于强势而没能确立民主主义，没能吸纳自豪的英国。原因并不在globalization自身当中，而是在于弄错了应对。

美国的话，金融资本主义太强大的结果就是，为了推进globalization，采取了全方位强调规制缓和的所谓“新自由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其结果是，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国境规制放松的结果就是移民难民增加、美国人职场被侵占，爆发国民不满，可以说这就成为了特朗普现象。这不也是globalization应对的失误吗。

问题是，我们东亚人能够从中学到什么呢？如前所述，globalization不可避免，这也适用于亚洲。因此，东亚基本上也必须推进这种动向。这是无法抵抗的。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还好欧美发达国家留下了积极消极两方面的很好的教训。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

1.问题是，为了应对globalization，如何考虑地域统一活动的框架、何处去谋求。最近的中国打出了“一带一路”、“AIIB”这样宏大构想，向西描绘出从中亚出发跨越阿拉伯各国、直至欧洲的巨大版图。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其中包含着，发展阶、价值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政治上也尚未安定的国家也在其中，即使是中国，当然也不把它看成地域统合机构，而是为了加深经济相互关系的框架。

2.问题在于，是否有稍微密集的地域统一机构与其并行存在的必要呢。越推行globalization，就会产生超越国境的种种共通问题。对其的应对，已经无法通过目前的一国对应一国来解决，应当通过一定地域统合来处理。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的是一种超国家的政治组织。

世界上最具备地域统合条件的欧洲，形成了EU这样的超国家的政治组织。虽说在产生问题，但是基本上是顺应历史趋势的先驱。

对此，亚洲并不具备欧洲那样的统合的条件。但是，正如刚才所言，在亚洲也需要一些超国家的政治组织。我同样考虑与EU在形式上不同的政治组织。

3.那么，能够在何种地方寻求那种框架呢？如前所述，“一带一路”这样的框架并不适合。因此，如果再稍微缩小这个框架，“亚洲”这个概念就浮现出来。

但是，请大家试着想一下亚洲奥林匹克的组成国家。让世界陷入混乱和不安的各种激进派正在活动的国家，不也是并行存在吗？并不是作为伙伴关系很好地来讨论问题的解决的地域。

那么，如果把那种框架再进一步缩小的话，就会浮现出“东亚”这样的范围。其包括了东北亚和东南亚。对于我们来说，“东北亚”确实最近的“近邻”，但是在那里，至今仍然保留着过去，即使战后过了70年，也还没有出现地域统合的动向。

跟它相比，东南亚勉勉强强还是形成了东南亚联盟这样的集合体。并且，正是由于有这样的集合体，2003年以来，产生了东盟+3的构想，各自分散的中日韩3国被纳入到东亚的框架。不仅如此，这个框架内的各个国家也在经济上有着紧密的关系，作为“近邻”的组织，可以说最具有现实性。

当然，“东亚”并不只限于这些国家。其中也有被国际社会所隔离的特殊国家。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如果东盟+3共13国能够展示出各自集合体的话，就是作为东亚，应对超越国境的共通问题就成为可能。务必缔造出这个集合体。

1.1945年，包括中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战败而告终，那时，我还是一个17岁的青少年。在战争之时，对于一直受日本的偏激思想的影响，作为爱国少年、军国少年培养的我来说，战争结束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尤其是战后，了解了在战中，日本军队对于周边各国所为的暴行的真相，这种冲击达到了顶点。从那以后我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这种仇恨会波及三代人。日本人必须通过三代人来持续补偿。第二，绝对不能再有战争。这也决定了横贯我一生的行动方向。

2.2014年6月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受到邀请，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和平论坛”的分会场——“东北亚的安全保障的对策”中做一个报告。这也是时至今日，我所做努力的出发点。

我在报告中指出，“为了确保东亚的安全，只能确立非通过武力，而基于国际法的对话来解决纠纷的意识。”其前提是，“必须确立在东亚能够现实地发挥机能的国际法秩序。”为此，我主张“有必要创设一个东北亚国际法学者的研究磋商组织。”

回国之后，碰巧我在早稻田大学法学部的学生在日本外交部担任要职，因此和他谈到创设这样的组织的想法，也获得了他的支持和肯定的回复。

 我于2015年首先在国内召集了权威的国际法学者和包括中国研究者在内的区域研究人员、国际政治的研究者在内的20人，成立了“东亚国际法秩序研究磋商会”。

然后，在和各位委员先生的协商的基础上，一边观察政治局势一边对中国的国际法学者做工作，正在此时，去年8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秘书处，决定成立了由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10名国际法学者构成的组织。并且在今年的6月10日在上海成功召开了第一届中日国际法学者的论坛——“首届东亚国际法论坛”。并且决定在今年的11月于东京举行第二次会议。

另外，我也开始努力创设一个中国以外的东亚主要国家国际法学者的协作组织。现在确定了包括韩国、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在内的，应该成为关键性人物的权威的国际法学者。对于其他国家，将视资金情况计划进一步扩大。关于这一组织全体的名称，决定采用中国学者的建议，起名“东亚国际法论坛”。

3.最让我费心思的是，如何创造条件让因南海问题而受到来自国际社会议论的中国（学者）安心参加。

第一个条件是，因为不是以诸如南海问题这样的事实作为（论坛讨论）的出发点，所以（论坛）是从东亚理想的国际法秩序到底是怎样的，这样的规范层面进行讨论。

第二个条件是，关于理想的国际法秩序，尽可能地努力扩大能够达成共同认识的范围，对于剩余的无法达成共通一致见解的部分予以接受。但是关于其理由，清楚地以学术化的，将正反两方观点都记录的形式予以公开发布。

第三个条件是，关于无法达成一致见解的部分，不试图在现阶段予以解决。但是要以较近的未来比如3-4年、中长期的未来比如30年左右，以及较远的未来比如22世纪的时候能够预想到的状态为前提。关于问题的解决，集思广益尽可能地尝试提前提出方案。如果有可能将最终的报告书提送给各国政府予以建议。

第四个条件是，只是通过大规模会议的形式进行讨论，很难得出解决问题的对策。那么我们将伸缩自如地举办少数关键人物的会议，采取交流真实声音的方式。

考虑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来应对。这种想法或许可以说是，在30年来推进中日刑事法学交流过程中所得出的经验性成果吧。

1.如前面已经谈到的那样，东亚各国作为邻国，是具有可以跨越国境解决共同问题的具有地缘性的区域。虽然无法组成如欧盟那样坚固的组织，但是我认为成立一个统一体来起到共同活动组织作用还是有可能的，并且这也是很有必要的。从这一意义处罚，我们“东亚国际法论坛”的形成和活动，是不是具有一种先驱性或者说示范性的意义呢？

2.我一直向中国的研究者们提道，“东亚的各国具有较强的多样性。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种多样性。同时也必须要重视一个事实，即中国显然具有大国的属性。但是，在形式上，我们必须将所有的国家平等地对待。日本虽然是提案的发起国，但是不能作为会长国。然而因为必须要有运营管理，所以可以作为秘书处来发挥功能。希望作为大国的中国也能够作为管理者的角色共同活跃在东亚的区域一体化中。”只有这样，东盟各国才能够安心参与其中吧。

3.创设东亚这样的区域一体化，还有其他的意义。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因为近代西方的动摇，人类的生存方式自身如果迎来大的转变的话，那么和近代西方不同的文化圈就必须要创设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那么东亚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呢，尚不可知。但是在理论上，东亚具有这一使命是无法否定的。至少我们必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这样考虑的话，作为核心国家应该付出努力的，必须是一个大国，且自古以来就能够孕育高度文明的中国。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因为要背负成为下一个时代国际模范的伟大国家的课题，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另外，尽管只有中国能够担负起这样的重任，却仍然有一些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前还需要继续发展国际上各种关系并完善。

考虑这一点的话，在亚洲最先跃进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一直与中国并肩合作，努力参与策划是不是有必要呢。如果能够如此，周边各国参加的积极性也将会大大提高。不仅如此，我想这也无疑会为保障东亚的和平与健全发展做出贡献。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我对此确信无疑。

非常感谢各位来听我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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