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3丨马铁浩：《刘知幾以“例”论史》

《史通》书影

刘知幾以“例”论史

马铁浩

河南理工大学传媒系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史学要求的很好概括。自有史籍以来，不论记言还是记事，纪传或者编年，皆悬实录直书为最高鹄的。相对而言，经学则以义理为旨归。《孟子·离娄下》曰：“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义即义理，这是孔子改编《鲁春秋》的目的。唐代史家刘知幾在《史通》中“以史论经”，以实录的标准衡论具有褒贬大义的《春秋》，后世经学家多致不满，特别是今文学家，往往群起而诘之，斥其不明经学义例。近现代以来，经学衰微，西方科学体系传入，刘知幾以“以史论经”得到了一致赞誉，甚至将其主张实录与德国史家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相提并论。实际上，刘知幾所谓“实录”并不是要写下完全客观真实的历史，而是与“名教”观念纠结在一起。史学脱胎于经学，尤其是《春秋》家（《汉志》即以《史记》附入《春秋》家），其宗旨义例不能不与经学息息相关。刘知幾史学深受《春秋》学影响，在“以史论经”之外，他又不免“以经论史”，把经学中的“义例”引入史学批评中。

《史通·惑经》篇论证的基本方式是“以史论经”，在“十二未谕”、“五虚美”之前，刘知幾明确指出《春秋》为史：“孔氏之立言行事，删《诗》赞《易》，其义既广，难以具论。今惟摭其史文，评之于后。”这里的“史”与篇名中的“经”恰相抵牾，是“以史论经”的一个绝妙说明。但刘知幾既然同时承认《春秋》为经，便不能不纠缠于经学义例。如“其所未谕五”曰：

诸国臣子，非卿不书，必以地来奔，则虽贱亦志。斯岂非国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阳虎盗入于 ，拥阳关而外叛，《传》具其事，《经》独无闻，何哉？且弓玉中亡，犹获显记；城邑失守，反不沾书。略大小，理乖惩劝。（《惑经》）

如传经儒生所言，《春秋》不仅有记事的问题，更有义理的问题，其旨归在于以书法义例施以褒贬黜陟之功。“《传》具其事，《经》独无闻”表明刘知幾是在以传疑经，以记事阙略批评《春秋》，结论是《春秋》“略大存小”：然而，这“略大存小”的效果却是“理乖惩劝”，从史学一下子又回到经学的准则中去了。由此可见，义例在刘知幾的史学批评中依然占据重要位置。

以“例”论《春秋》在《史通》中在在皆是，明确言及“例”字者便有多处。下面看看刘知幾如何理解《春秋》之“例”，藉此以探讨刘氏言“例”的学术渊源。

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为别。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模拟》）

“卿亦呼为大夫”，这一“例”本自杜预注。如《春秋·隐公二年》经云；“无骇帅师入极。”杜注：“无骇，鲁卿。”此下便多以大夫言卿，孔疏曰：“《春秋》之例，卿乃见经。今名书于经，传言司空，故知无骇是鲁卿。诸书名于经，皆是卿也。故于此一注，以下不复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则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

”案诸侯世嫡，嗣业居丧，既未成君，不避其讳。此《春秋》之例也。何为般、野之殁，皆以名书；而恶、视之殂，直云“子卒”。（《惑经》）

“诸侯世嫡，嗣业居丧，既未成君，不避其讳”，此“例”似本《公羊传》，而与《左传》不合。《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冬十月己未，子般卒。”《春秋·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春秋·文公十八年》：“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台下。……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按：子乃文公太子恶）。”这里的问题是旧君死之当年，如何称新立之君。刘知幾以为《春秋》之例是称名（不避其讳）而不能称“子”。按《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曰：“此其称子般卒何？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知之说正与此同；而他批评的“恶、视之殂，直云‘子卒”’，《左传》的解释则是：“书曰‘子卒’，讳之也。”杨伯峻先生云：“《春秋》之例，旧君死，新君立，不论已葬未葬，当年称子，年称爵”，所申乃《左传》义，刘知幾不以此为例。

凡在人伦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谓之弑，卿士已上通谓之杀。此又《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书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当为杀，而称及，与君弑同科。苟弑、杀不分，则君臣靡别者矣。（《惑经》）

此条以宋华父督、晋里克弑君二例，指出《春秋》以弑、杀辨别君臣名分。实际上，若严格按照刘知幾所言的标准，《春秋》及《左传》此二处皆有不合义例之处。此亦可见刘氏对名教观念的固执。桓公二年《经》：“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左传》：“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刘知幾所言乃据传驳经。僖公十年《经》：“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因所依历法不同，《左传》记此事在上一年，曰：“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荀息自杀乃迫于奚齐、公子卓之死，故《春秋》言“及”；刘知幾严辨弑、杀之别，不知《左传》记卓之死言“杀”不言“弑”即有违于例（卓父虽死，但其乃逾年为君），或于《左传》有所回护欤？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以“例”论经是《春秋》学固有的传统，这一传统是以辨明君臣伦理、维护礼教秩序为核心的。刘知幾对这一传统近于苛刻的固守，甚至比前代学者更甚。然而，过犹不及，刘知幾对义例过分的执着，反致后世经学家批评他不明义例；现代学者又称“知几明义例而不泥于经师义例，其所守者乃史法、史例、史义”。总之，在《惑经》篇中，刘知幾并未丧失完全经学的立场，他一方面“以史论经”，一方面又“以例（经）论经”，传统与反传统纠结在一起，其中蕴涵的复杂性，在不同时代必将会得到不同的解释。

《春秋释例》书影

义例之学是《春秋》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无论今文学家还是古文学家，都对《春秋》义例有所阐发。《隋志》经部《春秋》类著录言“例”之作凡十五种，多为古文家释“例”之书。实际上，从产生先后来说，以“例”论《春秋》，原本始于今文家，古文家不过是沿袭了今文家的传统。刘知幾对《春秋》义例的认识，主要得自古文家杜预的影响。

在今文学家义例说的基础上，晋代杜预结合《左传》，归纳了《春秋》义例，发挥出具有古文学派特色的“例”的理论。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杜预概要阐发了他对《春秋》之“例”的理解。杜预认为，《左传》解经，对经文体例的阐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为周公垂法的旧例，其标识是“发凡”，即以带有“凡”字的句式表达《春秋》之例，这样的句子在《左传》中共有五十句，亦称“五十凡”，此例可视为“正例”；二为孔子在继承周公之志的基础上，为了“指行事以正褒贬”新创立的一些条例，像《左传》中总结的“书”、“不书”、“先书”、“故书”等，此可谓“变例”；三为“正例”、“变例”之外的无义例可循的部分，此可谓“非例”。在三例之中，杜预与今文家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正例”与“非例”之中。杜预所谓“变例”，出于孔子之手，是今文家着力加以解说的，因为他们认为《春秋》完全是孔子的制作；杜预所谓“正例”，则把“例”的创制追溯到了周公，而孔子只是根据周公之例对鲁国旧史作了一番整理，这便削弱了孔子的地位；杜预所谓“非例”，则部分否定了一些经文有义例存在，认为只是备述始末的记事文字而已。“正例”和“非例”大多是今文家不能认同的。可以看出，杜预对“例”的认识，主要是强调了《春秋》作为史的倾向，这正是古文学派的旨趣。

与杜预相同，刘知幾亦视《春秋》为史，《史通》以“例”论《春秋》与杜预“例”的理论多有相通之处。杜预对“例”的实践，集中体现在《春秋释例》一书中。从《史通》对《春秋释例》的征引和发挥，可以看出杜预所谓“正例”、“变例”、“非例”对刘知幾的影响。

首先看《史通》对“正例”和“变例”的理解。《申左》篇曰：

《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原注：杜预《释例》云：《公羊》、《梁》之论《春秋》，皆因事以起问，固问以辩义。义之□者，曲以通□。无他凡例也。左丘明则□周礼以为本，诸称凡以发例者，皆周公之旧制者也。）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

“始自姬旦”者，“正例”也；“成于仲尼”者，“变例”也。刘知幾提到了周公和孔子对《春秋》的贡献，但他引《释例》为说，明显强调“正例”，言《左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而对孔子之“变例”则仅以“传孔子教”一笔带过。对孔子在《春秋》上的贡献，杜预已有所否定，而刘知幾则走得更远。杜预还承认孔子有笔削之功，刘知幾则言所有笔削“皆得周典”，孔子无与焉。《申左》篇论《春秋》，亦曰：“盖是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所谓“仲尼修《春秋》，逆臣贼子惧”，“《春秋》之义也，欲盖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劝焉，淫人惧焉”，（《申左》）在刘知幾看来都是名不副实的谀辞－－－孔子既未有笔削之功，在义例上自然不会有所发明，因此对人事亦无法加以褒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