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为什么一些后殖民国家能建立持久的民主，而另一些却在脆弱民主和不稳定专制之间摇摆?在国家独立的关键时期，政党在维护稳定和促进民主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为了阐明这些问题，作者分析了
为什么印度和巴基斯坦从相似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却在独立后十年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民主道路
。这十年里，巴基斯坦的宪法制定陷入僵局，全国选举被阻止。两次制宪会议法外解散后，发生了军事政变，开始10多年的军事统治。而印度在1950年批准了宪法，任命了民选行政长官，并在1952年举行了自由公正的全国普选。
作者认为这些差异的解释是主导国家独立运动的社会阶级的利益，和实现这些利益的主要政党的力量。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结构上有多种相似，因此成为近似自然实验，许多替代解释被轻易地排除，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因果推论。table 1给出其他民主化解释，但独立前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社会结构都十分相似，不足以解释两国不同的发展轨迹。
图一为本文argument
阶级分裂推动政治组织
对阶级利益的追求推动了印度政治运动的产生。
印度独立运动由受过教育的少数城市中产阶级发起
，他们把在英属印度的就业视为向上流动的最佳途径。但由于城市新精英的人数超过了现有就业机会，他们游说殖民政府以扩大本土就业。当殖民政府用国会不代表印度来回应对更多本土代表的要求时，新精英群体试图建立一个能使其诉求合法化的新国家认同。他们1885年发起独立运动，寻求更具代表性的政体和选举改革。在1892年以前，殖民政府只提名有头衔的地主进入议会，但在殖民政府通过选举原则后，议会组成发生很大变化，城市工作者大量进入议会。
独立运动的选举政治推动威胁到土地贵族，但却在地理集中的穆斯林土地贵族群体中形成成功的政治组织。在印度独立运动之前，穆斯林拥有大量政府官员。而1892年改革后，穆斯林在联合省政府的代表比例从1857年的64%减少到1913年的35%。因此穆斯林认为在独立之前，殖民政府的特殊保护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改革的威胁，加上殖民政府鼓励穆斯林动员起来作为反对国会改革的壁垒，一场通过特殊保护来抵抗穆斯林政治衰落的运动，最终演变成巴基斯坦独立运动。
他们成立了穆斯林联盟，将穆斯林的特殊政治代表制度化来保持影响力。
一致的同盟，纲领性民族主义和有组织的政党结构
政治运动后来转变为主要政党，继承了独立后的执政责任。政治运动独立前在三个方面发展:核心同盟的分配一致性、国家主义的理念和组织深度。结果是现代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党在解决国家建设关键冲突的能力上有很大差异。
（1）
建立利益一致的同盟。
由受教育的、在城市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教中产阶级领导的
国大党与农村中产阶级建立了同盟。这个同盟形成一致利益
，因为它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他们在通过群众运动从殖民政府获得权力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同时确保不会太过革命。从1920年开始，国大党试图在占主导地位的富裕农民中建立群众基础，因为他们能带来贫穷农民的政治支持。1937年省级选举中的胜利证明了他们成功获得了占主导地位农民的支持。
穆斯林联盟在穆斯林占多数的旁遮普省和孟加拉省与有组织的政治利益结盟
。旁遮普的土地贵族加入联盟是为了维持他们的社会经济控制的等级制度。在孟加拉，穆斯林联盟通过与农民运动结盟而获得支持，后者的政治目标与土地贵族不相容。在巴基斯坦独立后，伊斯兰联盟的核心支持者是旁遮普的土地贵族和孟加拉的佃农，这是一个完全相反利益的联盟。
不一致的利益使巴基斯坦在独立后建立政权的关键十年中的政治决策无力。
（2）
宣传纲领性的民族主义。
两国中只有印度明确了民族主义的原则。独立后，国会的纲领性承诺促进了印度政权的稳定，而这些内容的缺失使巴基斯坦政治陷入瘫痪。国大党试图建立一个平等的身份认同，比如推动废除贱民制度。尽管最初是为了获得群众基础，但民族主义中所拥护的平等主义因为在党内被广泛制度化，最终独立于它推进政治改革目标的目的。等到印度独立时，平等的民族主义是理念支柱，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不容易相抵触。
穆斯林联盟表达的巴基斯坦民族主义在独立前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937年之前，该联盟一直要求建立主权的穆斯林国家。然而巴基斯坦民族主义只是用来独立的工具，因为联盟在独立后立刻愿意放弃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则。不仅如此，独立前的十年里，巴基斯坦民族主义运动没有具体的计划或原则。他们没有讨论过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也没有明确过宗教在国家中的作用。这与国大党仔细考虑独立后的印度将采取的具体经济和社会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3）
建立有组织的政党。
国大党领导人在独立前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党组织。他们创造了一个负责任但有权力的领导层，并允许一些自下而上的不满表达，从而为印度独立运动提供了凝聚力
。
每一级都由其下组织选举产生，从而深入到殖民印度的70万个村庄。国大党赢得了很多的基层支持。国大党完善的党内基础建设也使其能够有效地约束党员，使各省成员不反对与他们自己的短期物质和政治利益相抵触的政策。
而穆斯林联盟几乎没有政党基础建设。服从党领导人才能升到权力位置。联盟实际上处于Jinnah的垄断之下，领导人对权力的强化加剧了联盟组织深度的缺乏。在旁遮普省，联盟的成员人数很少，很多区没有任何联盟组织。在巴基斯坦独立前，由大地主对小地主和无地农民行使社会经济特权的农村等级制度仍然完全控制着省级政治。缺乏发达的党组织直接影响了它在独立后应对国家建设挑战的能力。
独立后前十年，作者通过研究执政党如何决定形成政体的关键决策 (例如宪法制定和选举权)，来探究他们对民主性和稳定性的影响。印度宪法的迅速实施归功于国大党，其成员占据了3/4的制宪大会。制宪过程是由发达的党组织管理的，当领导们产生分歧时，他们最终都同意妥协。在决定宪法问题时领导力很重要，而领导力是在独立前党内创建的，因为他们都是从党内提拔上来的，也有民族主义的承诺。普选权1930年最初提出是为了动员大众支持，国大党本可以在独立后违背承诺。但设立投票资格会影响支持基础，国大党将普选写入宪法。这反映了制度逻辑，因为当时他们的阶级利益并没有强迫他们这样做。
总之，国大党的程序纪律，它对shared programmatic platform的承诺，以及它的阶级基础支持，都促进了快速且民主的妥协。
穆斯林联盟在巴基斯坦制宪会议上的主导地位与国大党在印度一样，然而穆斯林联盟在地方政治运作中缺乏组织和理念基础。阶级利益战胜了党派纪律，且联盟无法约束地方政客，这就导致联邦中央和地方省之间的宪法权力划分争论激烈。
巴基斯坦的宪法制定停滞不前，是因为其主要政党无法利用共同分配目标、政党纪律或制度化承诺来促进权力分享妥协。
这些问题是其在独立前动员支持的方式的直接结果（利益不一致）。核心联盟的利益分配存在冲突，这意味着在独立后，穆斯林联盟既不能动员支持者支持一个具体的政策，也不能形成制定决策的程序。作为政党软弱的直接结果，巴基斯坦的文职官僚机构和军方慢慢地扩大了权力，最终结束了巴基斯坦的民主实验。
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后政权结果的比较分析，强调了政党在解释后殖民政权稳定和民主化的中心地位，也强调了政党的最初创建取决于当时社会团体的特定利益。当强大的社会团体感到他们的流动性受到殖民政权的阻碍时，他们更有可能动员大众并形成政治组织来挑战殖民国家。相反，当他们到殖民保护了他们的利益时，就很少有动力去建立有计划、组织良好的政党。因此，分配冲突与政权稳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的组织(通常以政党的形式)来调节，改变分配冲突对政权的影响。
和其他地方一样，殖民地独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社会或政治结构，但却改变权力分享的动机。在这些过渡之前，如果政党已经组织起来并使广泛的政治支持制度化，就更有可能出现政权稳定。然而，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在独立前既没有达成分配方面的妥协，也没有制度化的权力分享机制，独立后的政权就很可能不稳定。
编译 | 魏亦佳
审核 | 李致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