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摆在案头的这部越洋而来的学术专著《南宋江西士人社群与地方社会研究》，是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江西省宋史研究会会长、南昌大学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邹锦良教授所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结题成果，近日他特地从江西南昌邮寄过来，让我一睹为快。
想来与锦良相识也有十余年光景了。锦良二〇〇七年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李昌宪教授，我与昌宪教授相识甚早，学术交往亦不算少，尤其在宋代相关制度考证、宋金历史地理研究等方面从昌宪教授处受益良多。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锦良相见并深度交流是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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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八月，当时他在他的家乡江西井冈山大学举办“周必大诞辰888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我和近藤一成先生前往江西吉安参会。因我的既往研究中涉及宋代庐陵士人甚多，我和近藤一成先生便商量提前两天赶到庐陵。锦良热情地接待并安排我们到文天祥、杨万里、胡铨、罗大经等当地宋代闻人故里参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在杭州的南宋史研究中心会议和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中时常与锦良相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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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月，锦良邀我在南昌大学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进行了一场线上学术讲座，分享“宋元变革的江南儒学”的话题。
应该说，近几年我和锦良接触交往日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都高度关注南宋的一位名相周必大。周必大既是锦良的庐陵乡贤，又是他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他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周必大的学术论文，在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而我在整理周必大文集时，也与锦良有过较多的交流。二是我和锦良都关注南宋士人与地方社会。他以南宋江西士人为例，关注南宋江西士人与地方教育、地方灾害、地方建设等问题，这部书稿就是他此项研究的集中体现。我近年来一直关注“宋元变革”议题，研究对象也是南宋士人与地方社会，我们的研究有许多交集，如杨万里、周必大、文天祥、罗大经、曾安止等，都是我们的文章中常常提及的士人。
翻阅锦良新近出版的《南宋江西士人社群与地方社会研究》，我认为这是他从周必大的个案研究转向南宋江西士人群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同时也是江西宋史研究领域值得推广的一部研究成果。众所周知，江西在宋代步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举其大者，如交通便利，赣江航运留下了多少名士的足迹，承载着多少举子的梦想，也印刻着多少商人的行旅；如经济发达，《宋史·地理志》记载：“（江西）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秔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如名士辈出，宋代江西涌现出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李觏、黄庭坚、杨万里、胡铨、杨邦乂、周必大、文天祥等灿若星辰的名士，在宋代各方面均留下了深刻影响；如教育兴盛，宋代江西进士达一万余名，占两宋进士的十分之一，书院有非常著名的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叠山书院、濂溪书院等。总之，如何展现宋代江西的发展成就？如何描绘宋代江西的巨大发展面貌？尤其是如何从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角度去关注并回答这些问题，这是之前学界关注甚少的。锦良的专著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从地方士人及其社群参与的角度去探讨并回答上述问题。
全书分为绪论、四章八节和余论。绪论长达二十六页，详尽地介绍了迄今为止海内外关于宋代士人与地方社会、宋代江西的研究情况，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士人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溯源，对士人社群的概念也有很好的界定与阐述。第一章向我们描述唐宋时期士人角色的演变，从唐宋的历史转型出发，分析了唐宋历史转型视野下的士人角色变化。第二章细致考察了南宋江西士人社群所身处的国势与地域，进而分析了国势与地域对南宋江西士人群体特征的影响。第三章分析了南宋江西士人社群构建的重要因缘与多种方式，因缘方面如家族姻亲、地缘身份、业缘纽带，构建方式如文学唱集和会社义集。第四章则深入分析江西士人社群如何参与地方社会、如何推动地方社会等问题，并从地方事务中的士人社群，基层社会中的士人社群两个大维度阐述士人如何推动地方社会的发展。余论中，锦良结合他的研究内容对学界有关唐宋变革论、宋元变革论的讨论进行了评述。同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南宋社会情境以及中国历史发展逻辑，得出了他的结论，认为宋代士人在“立君行道”受阻的情况下，被动地选择处江湖之远。或者可以说，宋代的士人们并没有主动选择“地方化”，而是“被地方化”。南宋士人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和转型既是区域社会中的现象，也是南宋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对明清地方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士人“被地方化”是“宋制”影响元明清时代制度的一个重要例证。自从美国学者郝若贝提出了南宋士人地方化的议题之后，引起热议，也受到不少质疑。锦良“被地方化”的表述，则准确而鲜明地传达出南宋士人流向地方的无奈。这一提法，是本书最具特色的亮点。
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倡导宋元变革论的议题。我提出的观点是，唐宋变革论的重点是考察从唐中期到北宋的社会变化，而宋元变革论的重点则是论述从南宋至元的社会转型。唐宋变革论诉说的是中国历史从中古走向近世的变化。而我则是向后看，从南宋历元，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联系来观察得出的认识。观察的矢向不同。靖康之变，北宋遽然灭亡，不死鸟在江南涅槃，政治场的位移，开启了下一个变革。靖康之变是一个促因，许多变革的因素已酝酿于北宋时期。这些因素伴随着时空的变革而发酵。偶然与必然汇合，从而造成宋元变革。这一变革，由南宋开始，贯穿有元一代，成为中国历史走向近代的滥觞。
应该说，我和锦良的学术关注点有相当契合之处。他书稿所聚焦的是南宋时期，随着国势变化，士人发展空间、文化氛围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士人角色由此发生转变。士人如何适应这样的转变，如何积极调适，进而找到可以发挥自身价值的空间。迄今为止，关于南宋士人与地方社会的研究，单篇论文间或可见，论著偶及亦不乏，但如此全面系统地考察论述，尤其是能与国内外宋史学界针对唐宋、宋元社会转型问题进行学术对话，实属难得。
《南宋江西士人社群与地方社会研究》一书的结论和我近年来所提倡的“宋元变革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宋元变革社会转型在南宋开启，士人流向呈现出多元化的势态。较之走出乡里，向上流动，士人更注重在地方上的横向发展，他们根植于地方，经营于地方。关于这方面，这部专著中考察的大量个案，与我的书适成互补。同时，锦良还指出，“面临时势变化，南宋江西士人对国事的关切更甚于前，但南宋君权强化，权相辈出，控制朝政，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士人的上升空间，士人被逐步推向地方社会”。所以，他一直在解答“他们（士人）是如何选择地方的呢？在地方社会他们是否能绝对主导呢”等问题。书稿稍显不足的是，锦良对南宋江西士人社群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但是士人社群背后的人际关系梳理得还不够，不少论述点到即止，尤其是士人结群背后的诸多网络关系，包括士人与地方官府，家族与地方的深层次关系，这是我们观察士人社群互动的重要视角。
总的来说，锦良从史料文献的搜集爬梳，历史情境的深入分析，士人心境的细致剖析，尤其是古今历史逻辑的相互对照，给我们很好地展现了南宋士人走向地方社会的图景，以及他们的角色的快速转变，他们的地方社会实践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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