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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文为CCSGR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周玉桥的《在不断探索中建构新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全文。
本文认为，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离不开一代代新闻学学者的努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建院90年以来，一代代新闻人在探索和求真中，为中国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不断努力着，力图建立新闻学的复旦学派。本文试图回顾这一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脉络，并对探索实践中产生的经验进行总结。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2019）。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在总体上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如果中国不能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的学术在世界上就无法有立足之地；同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员，新闻学如果不能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也将面临无立锥之地的窘境。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院系，建立90年以来，一代代的学者们自觉地为建立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不断努力着，力图建立新闻学的复旦学派。本文试图回顾和梳理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脉络，并对探索实践中产生的经验进行总结。
1949年前，在全国范围内，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新闻学话语体系。
这些话语体系受到不同阶级、不同政党、不同经济利益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异性。
在这些话语体系中，为新中国的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奠基的，莫过于陈望道先生在复旦新闻系提倡的办系指导思想“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以及他提出的“好学力行”新闻系系铭。
在这些思想指导下，陈望道先生修订课程设置、建成“新闻馆”、举办“第二次世界报纸展览会”、支持“新闻晚会”的开办，为新闻学吸收多学科的营养养分、建立“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格奠定了前期的思想基础。
1942年夏，陈望道先生正式接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他首先进行了课程改革，将学生按照兴趣分成不同小组，如文史哲组、财政金融组、政治外交组等，学生根据分组要求，选修不同课程；与此同时，陈望道先生邀请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学术流派、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前来新闻系开讲座、授课，在兼容并包的精神引领下，让真理上台，为其自身张目。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陈望道先生(前排左三)和新闻系师生合影于陈望道题名的新闻馆前。
从1943年秋到1947年，复旦新闻系在重庆北碚夏坝每周六晚上举办的“新闻晚会”成为各学科学术理论思想碰撞与交流的一个平台。一周一期的新闻晚会选取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主题，是全校性的盛会。邵嘉陵教授曾在《穿长衫的陈望道》一文中，回忆夏坝“新闻晚会”的盛况：“晚会上，我们讨论过历史‘有情’还是‘无情’‘二次大战的欧洲战场’‘哲学史’‘日本为什么投降’等专题。人少时几十人，多时达三四百人。当时的复旦不过五六百人啊。”（邵嘉陵，2006：143）
新闻晚会是“追求真理、改革社会”办系理念落实的一个范例。
借用“新闻晚会”这一形式，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的专业知识被引入进来，让新闻学可以从其他学科当中去汲取营养。
晚会虽然是新闻系主办，但是“真理”是没有学科边界的，这种追求真理和跨学科融合的精神也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以后学者们的探索中。
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步入新阶段。在这一阶段，王中被誉为“新中国理论新闻学的奠基人”。
50年代初期，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深受战时革命斗争经验的影响。复旦新闻人延续前一阶段“追求真理、改革社会”精神基调，试图将新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从政治术语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探索一条研究新闻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
1956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学术思想的自由讨论。在这一背景下，“新闻界开始有人提出自己对于新闻传播原理的一些看法，开始突破传统党报理论的某些固有观点和苏联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模式。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童兵等，2010：314）同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7至8月，王中率领新闻系部分教师赴无锡、南京、济南、青岛等地考察和探讨新闻改革的经验与问题。9月，王中草拟了《新闻学原理大纲》，共18章，短短1000余字，却涵盖新闻学专业性话语体系建设的各个方面，勾勒出一幅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全景地图。这是我国新闻学走上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轨道的里程碑式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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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先生《新闻学原理大
纲》是我国新闻学走上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轨道的里程碑式的纲要。
在1956年《新闻学原理大纲》中，王中提出了“社会需要论”“读者需要论”“报纸的两重性”“按经济区域办报”等重要的新闻理论观点。“报纸的两重性”，是指“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是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商品就是要使人买后有用，改进报纸工作，主要是解决如何把报纸变成为群众所需要的东西。报纸要先为群众所喜爱，然后才能发挥指导作用。”（王中，2004：16）“社会需要论”认为，“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报纸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包括了新闻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涵义。”（王中，2004：72）“读者需要论”认为，“办报要根据读者的需要，报纸的作用，不完全在于指导人们工作，而且在于增加人民群众的知识，培养人民群众的生活兴趣。”（王中，2004：6）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理论观点，现今大部分已成为常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因为这从根本上颠覆了学界、业界对媒体的固有观念。而正是这种石破天惊，王中被划为了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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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先生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延伸到了新闻界。1979年7月，《复旦学报》第4期发表文章《重新评价王中的新闻理论》，为王中新闻思想平反。在这样的背景下，王中重新回到复旦大学新闻系，主持新闻系学科的重建工作。
王中复出以后，致力于从学理和思辨的角度完善新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他接续了50年代中断的研究，接连写下了《论新闻》《论宣传》《论传播工具》《论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新闻学的第二课题》等论文，从理论上澄清了关键的新闻学概念，为新闻学研究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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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先生
《论新闻》一文，探究了新闻的物质基础，对新闻进行了再定义：“社会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人类的新闻活动”“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王中，2004：226）。《论传播工具》一文，将新闻活动视为客观存在现象，论述了传播工具的产生、发展、功能以及特点（王中，2004：232）。《论宣传》一文，认为“既要供给新闻，又要进行宣传，这是报纸的两大基本功能”。同时提出，“我们不但要逐步建立我们的新闻学，还要建立宣传学”（王中，2004：243）。王中对宣传艺术也很关注，他曾经分析过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戏剧中的宣传艺术，重申宣传要尊重其自身规律。在《论新闻事业的阶级性》一文中，他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回顾了阶级和政党产生的历史，对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闻事业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选择事实、解释事实上。……新闻却不是这样。……它（新闻）可以附有社会意识，也可以不附有社会意识，因此，并非全有阶级性。”（王中，2004：297）在《新闻学的第二课题》一文中，王中提出两个“新闻”概念，即用“新闻（一）”解决“什么样的事实是新闻事实”的问题，用“新闻（二）”解决“报纸上要选择什么样的事实”的问题（王中，2004：277）。这一系列高产且高质量的文章，是王中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和思考后，重建新闻学原理性框架的努力。
1985年，王中指导的研究生李良荣出版了全国最早的新闻理论教材《新闻学概论》，把王中等老一辈所阐述的新闻学原理思想系统化，基本完成了王中在1956年提出的《新闻学原理大纲》的构想。
随着新闻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媒介环境的变化，新闻理论越来越丰富，《新闻学概论》不断修订，
200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的《新闻学概论》到2018年已再版6次，近50次印刷，覆盖全国85%的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是全国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一本新闻学教材，凝练了中国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成果。
▲2019年11月2日，在复旦新闻学院庆贺九十华诞之际，老系主任王中先生的半身铜像在学院图书馆一楼大堂落成揭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序曲。
在80年代，中国的新闻改革以新闻功能的重新定位为标志。
其中，新闻功能的重新定位以信息概念的引进为先导，而信息概念的引进又以“新闻与宣传”大讨论为中心话题。长期以来，宣传被认为是中国媒体的主要功能，甚至唯一功能。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媒体又成为“阶级斗争工具”。
1983年，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的学生在上传播学课的讨论中提出了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两种不同的概念，新闻媒体的第一功能应该是刊登新闻、传播信息。
由此开始，这场讨论由复旦大学传到上海新闻界，然后迅速扩大到全国。
当时，几乎所有的新闻学术期刊都参与到了这场论争之中。然而，这场论争绝不仅仅是学术之争、概念之争，而是改革开放向传媒业提出的全新命题（李良荣，2009：11）。
▲改革开放初期的新闻报纸
1984年9月，邓小平为新华社创办的《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新华社新闻研究所，1998：12）。这极大地启发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师生。他们名正言顺地把信息概念引入新闻学，并引进美国学者香农的“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定性的东西”作为信息定义，撰写出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的基本观点是：信息能消除人们的随机不确定性，人们才能有行为的预期，才能展开决策。这是新闻媒体基本价值所在。如此一来，
长达五年的新闻与宣传的大讨论终于有了定论——“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第一功能”，获得业界、学界的基本共识。
新闻与宣传大讨论，对新闻媒体功能的重新定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学学术话语的讨论。
这一场学术讨论，更新了新闻学的观念，极大地解放了新闻学思想和新闻界的生产力。
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
新闻媒体逐步从宣传本位转向新闻本位（李良荣，2009）。
对中国媒体功能的重新定位，成为80年代新闻学学术体系建设最主要的收获，复旦新闻系的学者们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九十周年献礼视频画面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确立了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新闻界跃跃欲试，渴望面向市场，实行市场化运作，但却步履艰难。因为长久以来，新闻媒体的性质被定格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东西怎么可以成为商品呢？
于是，媒体是否具有商品性，媒体能否实行市场化运作的争论立刻在全国展开（李良荣，2009：
20）
这场争论涉及中国传媒业的性质问题，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都参与其中。但归根到底，这是观念问题，“媒体不是商店，新闻不是商品，记者不是商人”的观念统治着当时的新闻界。这一问题如不能从理论上得到系统的论证，新闻媒体的市场化运作就无法开展。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规定》，正式将报刊列入第三产业。
在媒介内部，信息产业概念的引进，突破了以往把新闻业局限于上层建筑范畴的认识，使新闻界明确了新闻业既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同时也属于第三产业即信息产业的双重属性。
也就是说，“新闻事业就它生产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来说，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但同时，就它为全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知识和娱乐来说，属于第三产业即信息产业。这个理论上的突破带来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思路。这个思路可以归结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李良荣，1995）
“新闻媒体具有双重属性”这一理论很快获得了学界、业界的基本认可，并且极大地推动了新闻实践。《人民日报》总编室刘畅指出，“与西方自由报业发展的路径相仿，依靠市场培育的社会意识，其弊端很快显露。面对新闻业出现的不良现象，有关阶级性和商品性的争论再次出现。此时，李良荣教授的‘双重属性论’被广为接受。”（刘畅，2018）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则认为，“针对新闻商品性的论争，1995年李良荣教授提出一种调和观点——双重属性；这一观点得到普遍认可，为新闻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之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一理论下，新闻业开始向市场化方向突飞猛进。其间，按照李良荣的分析，报业形成周末版、晚报、都市报的三次热潮，广播电视形成‘新闻立台’与‘娱乐立台’的齐头并进。”（李彬，2015）
从王中50年代对新闻学学术话语的研究开始到90年代，整整50年时间，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探索都囿于传媒业内部的规律性，显示出内卷化的特征。
然而新世纪以降，新媒体的崛起让复旦学者们冲破了自我封闭，从“小新闻”转向“大传播”（李良荣等，2013）。
所谓“大传播”，就是从整个世界变动、社会变迁的大视野来研究新闻传播。这种研究视野的改变是新媒体崛起的必然结果。
孙玮教授深刻地指出了这一改变，因为新媒体是社会化媒体，“社会化媒体展现的可见性，不但拓展了公共领域的内涵，也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播、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传播由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功能转化为构成社会的基础要素。
”（孙玮等，2014）于是，传播成为人们在新媒体时代赖以生存的必需，信息的生产、信息的传播泛社会化了。
新媒体所带来的巨变使得原先的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开始无法驾驭新的课题。
于是，
复旦的新闻学者们借助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框架来解读新媒体带来的种种变化。
将新闻传播学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新媒体，构成新世纪以来复旦学者们鲜明的特点，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
黄旦教授从社会形态变化的角度思考“媒介融合”
，他在《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一文提出：“‘媒介融合’是社会形态的变化，即以数字技术为元技术平台，将不同维度上的媒介重新整合为一体，形成一个全球化的、涌动的‘网络社会’，而媒介组织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黄旦，2016）
张涛甫教授敏锐地觉察到新媒体带来宣传工作的新挑战，
“在新的传播格局中，受众、渠道、象征资源、传播控制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倒逼宣传者的理念、能力、技术、管道变革，即要用新宣传模式应对新传播语境下的挑战。”（张涛甫，2017）
孙玮教授从现象学角度研究微信
，她在《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一文中指出：“微信呈现了群体的共同在场，创造了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共在’感，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状况中，构成了人们的‘在世存有’”（孙玮，2015），从而构成了公众全新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
陆晔教授从新媒体带来的生态、业态的新变化中探讨新闻专业主义面临的挑战
，在《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中鲜明地提出，“在如今新技术以及与之相应的传播活动变幻莫测的情境下，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坚守’，更是更新与创新。”（潘忠党等，2017）
朱春阳教授则以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对新媒体产业、媒体融合等提出一系列独到见解。
例如关于媒体融合，他提出“媒介融合的首要目标是重塑主流媒体地位、服务于打通两个舆论场的时代任务；而构建以强关系为基础的用户池是融合发展得以实现的基础所在。目前，我国传统媒体融合发展探索出了两个路径：一个是传统媒体集团内部的体制外转型；一个是传统媒体集团与新媒体集团的合作创新。两种路径之间可以交互使用，形成融合发展的合力。”（朱春阳等，2014）
周葆华教授则坚持其一贯的实证研究取向
，短短几年，就形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社交媒体运用及其影响因素：一项针对上海青年新闻从业者的调查研究》（2014年）、《大学生网络意见表达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2014年）、《新媒体与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见表达》（2013年）、《新媒体事件的集体记忆》（2013年）、《新媒体社会责任表现的实证研究》（2017年）等一系列研究成果。
李良荣教授的研究重心也从传统媒体研究转向新媒体。
2010年，他主持了全国性受众调查，抽样覆盖了31个省、市、自治区，以入户面访形式，实际完成37，279份问卷总量，最后出版了《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全面呈现了新技术、新传播、新受众的现状。
以此为基本素材，李良荣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合作在《现代传播》上连续发表四篇《新传播革命》相关的论文，从新媒体的本质意义到新媒体对政治生态、社会思潮、网络舆论的影响，做了全方位的阐述。
近年，他致力于研究中国的中间阶层、网络舆论关系、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等方面，写出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和论文。
在新媒体研究中，团队协同作战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形成的另一个鲜明特色。
新闻学院形成“一体五翼”的格局，以“上海市新媒体实验中心”为体，下列五个研究团队，开启五个领域的研究。
在与新媒体相关的研究领域，黄旦、孙玮等人组成的团队在城市传播研究中独树一帜，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巨大影响。
李良荣则和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计算机等学科组成跨学科研究团队，致力于实证研究，完成了“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2014、2015、2016）”“互联网与大学生系列研究报告”“新时代、新期待：
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观调查报告”等多项大型调查，为新闻学的学术研究保留了珍贵资料。
▲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2018）利用大数据分析完成了全国范围的深度社会心态调查及社会心态演进趋势分析
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离不开一代代新闻学学者的努力。在90年薪火相传中，复旦新闻人为建构中国新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做出了卓越的努力，体现出复旦新闻学者的精神和风骨。
（一）复旦新闻学学者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对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进行建构
复旦新闻学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解，不仅仅是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的学习、理解和解读上，更表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上。王中老师就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把钥匙，让我们一起用这个钥匙解开‘新闻’之谜吧!”（王中，2004：223）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是王中作为一代杰出的新闻学理论家为后代学者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和启示，也深刻影响了一代代复旦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们。
从80年代开始，复旦新闻学学者们一直坚持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课程，一直坚持不懈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早在1991年1月，夏鼎铭教授（已故）就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报刊理论与实践》。新世纪以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被上海市列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基地，童兵教授和他的团队为复旦大学全校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坚持中外融通、跨学科融合的精神
不固步自封，重视中外融通、跨学科融合，是复旦新闻传播学研究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从陈望道开始，复旦新闻系就坚持“追求真理、改革社会”，用兼容并包的心态加强学科交流，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1949年后，王中也从中外理论、其他学科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中获得很多学术灵感；改革开放以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学者们将一系列西方传播学的经典著作引入国内，如“传播•文化•社会”译丛、《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新闻媒介与信息社会译丛”等。在坚持融通中外、跨学科融合的过程中，学者们“去伪存真”，使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落地生根、完成适应中国语境的转换。
（三）坚持面向实践、站在实践的最前沿
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实践密不可分。一方面，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随着实践的变动而不断展开；另一方面，新闻学的学术话语永远站在时代前沿，总结着实践，引领着实践。
从学科角度而言，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最大区别之处在于，它以新闻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新闻活动的更新变化速率较快，新闻学研究就注定需要在不断探索每日变化着的新闻现象的过程中显现出其丰富来。因此，新闻学必须不断地追随着实践展开。一代代复旦新闻学学者们坚持面向实践，紧追实践，站在实践的最前沿，在动态中完善自身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建设。
（四）敢于创新、坚持真理
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创新，但创新是何等艰苦，这不但需要艰苦的探索，还需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在遭受挫折时，能不忘初心，坚持真理。王中老师就是复旦新闻学者们的典范。1957年，王中被错划为“右派”。他没有违心地检讨过自己的“错误”，而且身处逆境，他仍利用下班时间展开了对“竖三民”，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的研究。王中先生关于“竖三民”的研究，开创性地从新闻传播学视角研究报刊史，史论结合，树立了从新闻学专业话语角度出发进行关于新闻史研究的样板。1979年王中复出以后，无怨无悔，全身心地投入到新闻学研究中去，写出一系列令人振聋发聩的论文。这就是复旦新闻学者们的风骨的写照。
至今，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已搭建起基本框架，但仍然还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仍然需要在不断探索中创新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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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良荣
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
作者 周玉桥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本篇文章发表于《新闻大学》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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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荣,周玉桥.在不断探索中建构新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J].新闻大学,2019(10):4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