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大选的思考——右翼如何打着“传统”的旗号利用虚无主义

Wendy Brown

Nihilistic times : thinking with Max Web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摘   要 ： 如今，在民主国家以及相对较新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反民主力量正在崛起，这些力量公开支持专制、神权、暴力排斥或种族、民族和性别至上。这些势力不仅来自极右翼组织和政党，还来自选举制度从内部和外部、上层和下层受到的攻击和腐蚀——从黑钱俘获政客、日益日常化的造谣活动俘获选民，到用选民压制、选区划分、企业资助和外国影响来扭曲选举。数字技术不断革新工作、知识、治理、社会关系、心理、身体和主观性，在促进人类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疏远、监视和操纵人类的新方法。政治经济的变革释放出金融的力量，它甚至比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更强大，对人类和地球繁荣的约束也更小。

MAGA的政治逻辑：“人民公敌”——特朗普与美国优先的安全想象

Georg Löfflman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2, 24(3)

摘   要 ： 正如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言论所记录的那样，（不）安全的话语领域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将政治心理学对责任归因的见解与国际关系学对安全叙事的研究相结合，展示了通过民粹主义安全想象对国家身份的重新构建是如何将内部“人民公敌”提升到与国家安全外部威胁同等甚至更高的本体论地位的。将内部和外部其他国家描述为危及美国的同等生存威胁，为外交政策选择提供了信息，并通过对观众的情感说服动员了选民，积极分裂社会以谋取政治利益。民粹主义者对怨恨、恐惧和焦虑的诉求构成了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之间的共同情感空间，为从移民限制到贸易保护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外交政策的美国优先措施提供了本体论上的保证和合法性。

韦伯看好特朗普吗？一场“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古今之争

Mauro Barisione

Political Theory 51(3): 530-56

摘   要 ： 在马克斯·韦伯发表“志业演讲”后一个多世纪，“克里斯玛”概念仍普遍与领袖的个人品质联系在一起。20 世纪的政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韦伯的克里斯玛理论的个性化和（我认为的）简单化的理解，尤其是对领袖品质的研究，被延续了下来。人们普遍忽视了一个事实：韦伯的克里斯玛概念包含多种基本的元个性含义，后者超越个人品质，并以公共立场、时代背景和集体期望的特定组合为中心。本文将克里斯玛概念的矛盾性归结于韦伯认识论方法中更根本和更丰富的矛盾性，然后证明在韦伯晚期（亦即教学上）“志业演讲”和一系列报刊文章之前，对克里斯玛的元个性理解实际已普遍存在于他的著作当中。最后，我从韦伯的著作中推导出一系列政治中的元个性克里斯玛形式，而我的结论是，当当代政治领导人试图激活克里斯玛过程，以追求本质上的克里斯玛式的合法性，自由民主、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不稳定的平衡就会产生重要影响。

礼治与国家建设——将中国元素植入政治秩序理论

田野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9期

摘   要 ： 费孝通在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基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性提出了“礼治秩序”的命题。作者在保留费孝通“礼治秩序”内核的同时对礼的概念外延进行了扩展，在此基础上将礼治引入政治秩序理论。在礼治秩序下，当礼制符合礼义时，所有社会成员应当主动服从礼制。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的“殷周之变”使中国在经历了殷代神本的自然宗教后走向了西周人本主义的礼治，由此与欧洲、中东和印度在一神教或伦理宗教背景下生长起来的法治形成了文明的分岔。由于西周礼治的出现先于秦代现代国家的出现，现代国家在秦代中国之后的历史发展中受到礼治的约束，从而实现了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相对平衡。作为礼治和国家建设相互嵌入的产物，礼治国家在东汉以后的中国走向定型，并逐渐扩散到朝鲜半岛、越南及日本。在经过西方世界和现代化的冲击后，礼治传统以新的形式在东亚延续下来，并且在当代东亚的政治发展中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如何（不）把政治思想史用于当代目的

Adrian Blau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LXV,2 (Apr 2021)

摘   要 ： 众多学者向历史文本中寻求当代性的洞见。类似的努力却往往不尽人意。有的研究没有指出文献中的不足，或则以偏概全、泛泛而谈当代学术成果的局限性。还有的研究误读当代作者或低估当代议题的复杂性。有意思的是，有的研究使用了过时的观念:政治思想史能约束，亦能解放。总地来说，我认为，对于政治思想史当代价值的某些最大胆的主张，出自那些当代洞察力时有欠缺的学者。这些问题非但不能强调政治思想史的当代相关性，反有令其动摇的风险。要向历史文本中汲取当代洞见，我们就得领会这究竟有多难。

“民族征服国家”：阿伦特关于“民族国家”概念内部矛盾见解

Peter J. Verovše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4, 50(4)

摘   要 ： 作为当代政治“主权主义转向”的一部分，政治权力全球化“高于”或“超越”民族国家的结构日益受到质疑。虽然这种由有边界的民族控制地方的要求可能是人民主权的，但从经验上看，它们往往也采取民族主义的形式。基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民族如何征服国家”的分析，我认为，从民主主义到民主主权主义的滑坡源于民族国家的基本概念不稳定性。在这个连词结构中，前者根据民族背景，对某些人有利，而后者则是一个要求平等对待所有人的普遍概念。我的基本论点是，这些内部矛盾有助于解释要求将政治权力归还给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我将以中东欧“非自由民主国家”的例子来说明这些观点，重点是波兰和匈牙利 。

从家国到国家：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向

任剑涛

《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

摘   要 ： 现代中国是从传统中国转变而来的。传统中国形态的形式结构是帝国，实质结构是家国一体；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是民族国家，实质结构应当是民主政治。从家国/帝国结构转向国家/民主机制，是中国国家转型的基本定势。这一转型涉及形式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与实质结构的渐进性累积。两者之间并不是自然吻合的关系：形式结构上退场的家国/帝国机制，不经意地对民族国家建构发生逆转性影响。但中国必须落定在民族—民主国家的现代平台上，这是中国的现代处境决定了的国家命运。终止国家的古代惯性与确立现代机制，是中国国家建构的两个相关面向。即便这一转轨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没有其他进路可以替代，凡是浪漫地设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其他进路，都不可能真正阻挡、而只会延缓中国的民族/民主国家建构进程 。

现代国家涵义的实然与应然分析

郭忠华

《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3年第2期

摘   要 ： 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政治目标是现代国家。目前学术界对于现代国家的涵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大体可以分为社会和政权两种进路：社会进路把现代国家看作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工具，政权进路则把现代国家看作是政权建设的结果。这些理解实际上仅仅涉及现代国家的特定事实，没有揭示现代国家的整体涵义。本文认为，现代国家是一个包含实然和应然要素的概念。从应然角度来看，现代国家以社会进步发展为目标，以社会建设、政权建设以及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为建构内容。就此而言，现代国家应该是一个总括性的上位概念，既包括学界详细讨论的各种社会和政权要素，也包括符合应然目标、但尚待展开研究的诸多新要素。现代国家作为一种应然概念，其涵义具有开放性，其建构具有持久性。

是否还有另一个人民？民粹主义、激进民主和内在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