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迪·布朗:
如今,
我相信在一个右翼运动蓬勃发展,右翼领导人影响力大大增强的世界中,左派会因为很难找到他们自己的方向而迷茫恐惧。自由主义者同样很难得到他们的方向: 他们感到震惊与恐惧, 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发展至此或什么可以作为一个替代方向。因此, 出现了很多对凯恩斯主义和新政的价值的老调重弹, 对古典的非民族主义、非法西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怀念的论调。
与此同时, 如今还有很多振奋人心的左翼激进主义。例如在美国大选之前就已经酝酿的女权主义大爆发,自特朗普当选后的一年里发展得异常迅猛。这一女权主义的爆发所带来的跨阶级、跨种族的斗争十分惊人。美国以往组织一个明确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左派的尝试大部分集中在挑战民主党的主流, 特别是挑战包含民主党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当然,这是伯尼·桑德斯竞选运动的核心, 它本身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产物。总之, 反新自由主义政治在政党政治和运动政治中都存在。
对于反新自由主义的左派来说, 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活动领域。这种政治应该是地方性的吗?或者说是国家性的吗?乃至全球性的?我不认为地方政治本质上是(局限于)地方性,或者说, 国家政治天生上是民族主义的。
即使在社交媒体的数字化时代, 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和变革往往是地方性的;同时国家领域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战场。
当地人从其需要或珍视的某一特定的社区、荒野、供水或教育系统, 或从打击威胁或者破坏他们的生活的特定的行业 (从房地产到煤炭)的立场出发时会建立很多重要联系——可分析的和人为的联系。这类运动对于形成一种民主行动和问责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来说也很重要, 特别是在此种认识近乎消弭的时候。全球运动同样重要, 但我认为它们很难维持: 每个人都喜欢某种理念, 但是却很难持续维持一种抽象的全球联系。当然, 最有前景的政治运动是那些在当地和全球都引起共鸣的行动。但我们不能期待事事如此, 我们需要肯定那些发生在农村村落, 孤立的工作场所, 或人烟稀少的南方州 (如阿拉巴马州)的新自由主义、种族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运动,这些激进民主化运动的罕见的和完美的例子。我们同样需要肯定如今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和实验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有时甚至是单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