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四十年我不断拍摄全世界的人们。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到底在何时、何地？我让什么得以永生？那些穿越过往凝视着我们的定格记忆在叙述什么？我的照片仅仅告诉我们他们一瞬间的故事，仅仅传递他们一瞬间的理由和激情。但是通过他们，这些照片同时也在诉说着我的故事，你的故事。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
摄影师简介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1963年开始职业摄影生涯，先后在法国、加拿大、拉丁美洲工作。1978年在巴黎举办《想与像——拉丁美洲》大型摄影展；1988年在巴黎举办《古巴印象》摄影展；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拍摄《复印上海》专题。2001年，受荷兰王国文化部的资助，再次拍摄古巴，11月，《古巴印象》大型展览在巴黎展出。2004年9月，罗伯特受邀参加中国平遥摄影节并担任评委会主席。2005年1月，罗伯特再次来到中国，开始《中国》专题的拍摄。自那以后，罗伯特的后半生的艺术生涯就一直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我的故事
我出生于二战时的阿姆斯特丹，出生之时，德国军队正轰炸福克尔飞机制造厂。我母亲对那时不远处的轰炸声以及惊恐之状记忆犹新。当我从她腹中降生，她无法预知新生命是否也会带来死亡。1942年，父亲离家参加荷兰反抗德军的抵抗组织，随即德国人逮捕了母亲以及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并把我们关进了菲赫特集中营。对于只有两岁的我，这段时光没有多少记忆，我也无法了解母亲以及兄姐所遭受的折磨。1944年，我们才获得释放。1945年5月战争结束后，父亲安全、健康、快乐地回到家中。这段人生之初跌宕起伏的日子，我从他人的回忆中获得一些碎片，而接下来我又经历了田园式的童年冒险生活。我父亲重新做起工厂机械师的工作，母亲在家照看孩子。虽然不是很富裕，但在更像是农村的阿姆斯特丹郊区，我拥有最快乐的时光。
可以说我人生中的前二十年是在被欧洲人称之为“光荣三十年”的岁月中度过的。从五十年代一直延伸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战后的岁月，百废待兴。我的哥哥吉米比我大七岁，他教会我跳舞，教我听比尔·哈利、法兹·多米诺和小理查德的音乐。我们都深受美国音乐和文化的熏陶。
我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梦想着自己长大后从事什么职业。父亲是个业余摄影师，我现在仍然记得父亲用他那极其简陋的相机记录我们的家庭及风景。他还会给这些黑白照片手绘上色彩，而我被这一过程深深吸引。16岁那年，一个电影导演来到我们学校，为其在阿姆斯特丹拍摄的影片寻找一名小配角。结果我被选中，在充满灯光与摄影机的巨大工作棚内呆了一周。我也因此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要成为一名摄影师。我将我的选择告诉父亲，他是如此睿智，他教导我想要成为一名摄影师，首先要学会关于摄影的一切事物。他建议：为什么不先从在阿姆斯特丹当一名摄影学徒开始呢？这真是一个好计划。
第二年，我完成学业，顺利毕业。我当时年轻，充满生机，到了找工作的时候。但在阿姆斯特丹为美国味好美公司卖调味品这个工作确实是沉闷、无聊。我如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我入职不到一个月时所发生的事情：我正在办公室角落洗手，老板命令我不要挡着他的路，我彬彬有礼地回答说我洗完手马上就离开。结果他气急败坏，当场就把我开除了。我失去了工作，但我非常高兴。
一天，父亲骑着车回家(我仍然记得当时他骑车回家的场景)，他很激动。他告诉我，他骑车将阿姆斯特丹转了个遍，拜访了各种摄影工作室，与工作室老板进行沟通，他找到一家需要摄影师学徒的工作室，学徒需要从暗房开始做起。第二天，我去见了这位老板，他是海尔·罗曼，一名摄影师，经营这家工作室大约有15年。他当场雇佣了我。
我当时17岁，正努力成为一名摄影师。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脖子上挂着禄来福莱照相机，对着镜子摆出各种姿势，许愿“罗伯特，希望有一天你能成为真正的摄影师。”之后两年，我参加莱克斯·瓦克汉姆的晚间课堂学习。他在海牙福多瓦克学院教授摄影。我在做完学徒工后晚上骑车去他家上课学习摄影，每周三次。白天，在我工作的摄影工作室，通过显影、晒印以及偶尔拍摄照片，我学会了摄影的实际操作。1959年4月，我从福多瓦克学院毕业，继续为海尔·罗曼工作。
第一把火
当时荷兰实行义务兵役制，我于1960年1月入伍。前三个月是统一的培训及实践，但这之后，我们将被分配到不同的军队岗位上。作为一名专业的摄影师，我想自己理应会被分配到摄影师的工作。但结果却完全不是这样。我被分配去当一名卡车司机。卡车司机！我还有18个月的服役期，这完全是浪费时间，浪费我职业的规划和准备。忍受了五个月枯燥的生活，我决定采取行动。一天夜里，我起床溜出军营，爬上围墙逃离了基地，在前往阿姆斯特丹的马路上准备搭顺风车。很幸运，一辆车直接将我带到了目的地。我走进了最爱的酒吧，在棉花俱乐部喝得半醉，又偷了一辆自行车(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做了些多可怕的事啊！)，然后骑车回家。
在花园里，我脱下军服及军靴，将它们堆在地上，从车库找来汽油，我擦亮一根火柴，欣赏着军服与军靴化成最炫丽的篝火。伴随着这炙烈的火焰，我知道我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当时是凌晨四点。我的父母、姐姐和哥哥隔着窗户迷茫地看着我。我向他们解释，他们在我上床睡觉之前为我祈福。天亮后一辆军用救护车来到我家将我接走。我被送往乌德勒支的精神病医院，在那里我两周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包括医生。为了逃离军队，我决定装疯。1960年9月我获得自由，重新做起摄影工作。但我依旧觉得受到束缚，于是1961年5月我决定离开荷兰，出去旅游、拍摄照片。
过渡及转变
我能疯狂逃离军营仅仅是第一次重生。第二次重生发生在1961年5月，在我抵达法国蓝色海岸尼斯之后。这真是太奇特了。我直接从荷兰来到尼斯，肤色如牛奶般白皙，特有的荷兰人肤色，白如阿司匹林。尼斯天气炎热，但非常美丽。我走向海滩，希望沐浴在阳光里能将自己晒黑。我真是太傻了，在太阳下呆了足足五个小时，被太阳严重晒伤，不得不整晚都在尼斯一间小旅馆内冲凉水澡。之后好几天我都非常痛苦，我能从身上撕下大块死皮。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件傻事，我在想，难道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吗？是不是潜意识里希望褪去这身苍白的皮肤，蜕变成新的自我？我不知道。一周后，我乘船离开尼斯前往科西嘉岛，这座美丽的法国岛屿坐落于地中海上。在卡尔维小镇，确切地说是卡尔维湾，我在哈里逊俱乐部找了份洗碗和漆匠的工作。这个俱乐部是一片漂亮海滩上的度假胜地。在此逗留了四个月之后前往法国南部摘葡萄。直到1961年10月，我搭便车一路前往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在那里的可口可乐工厂找了份需要昼夜倒班的工作。
在斯德哥尔摩的可口可乐公司工作期间存了一大笔钱，觉得是时候继续前行了。我曾听说过加纳利群岛，那是一个远离非洲海岸的西班牙群岛，冬天温暖宜人，在那里我可以继续用禄来福莱拍照。我从斯德哥尔摩搭便车到了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然后坐船去拉斯帕尔马斯。此时正是1962年10月，我找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小地方，同时在那里拍照和游览加纳利群岛。有一次，一个西班牙旅行社带我乘飞机去拍摄摩洛哥附近的El Aiun，也就是今天被称为西撒哈拉的地方。
一个美妙的冬天过后，1963年4月乘船到巴塞罗那，又从那里搭便车到位于法国南部的戛纳。在戛纳，我整个夏天都在摄影暗房里。突然另一个疯狂的想法闪过我的脑海，去以色列的基布兹农场。问题是如何从戛纳到达以色列。我对自己说，去就是了，而这正是我所做的。1963年10月，我搭便车到达黎巴嫩的贝鲁特，在这里我想在基布兹工作的梦想彻底破灭。那个时候不能从黎巴嫩直接进入到以色列。有人告诉我，我得去塞浦路斯，也许能在那里拿到签证进入以色列，但这也不确定。我在贝鲁特一家小旅馆住的房间被小偷光顾，小偷拿走了我的一部分钱以及我的禄来相机。我崩溃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我瑞典的银行账户里还有些钱，一切都会好的。我决定回到拉斯帕尔马斯，在那里与我的朋友度过一个温暖宜人的冬天。但该死的，我现在是在贝鲁特。如果要去加纳利群岛我必须先去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得搭便车经过约4500公里——但我曾经去过那里，我相信我可以回去。10月底我到达加的斯，几天后我回到拉斯帕尔马斯。虽然我回来了，回到了朋友们中间，但是却没有了相机！
我父亲再一次救了我，他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一个二手的哈苏相机，到拉斯帕尔马斯送给我，于是我又可以拍摄照片了。
在加纳利群岛度过另一个冬天，1964年4月，我告诉自己是时候到巴黎碰碰运气了。五月份到达巴黎，在巴黎一个大工作室的摄影室工作几个月之后，我被聘为拉斐特艺术馆的摄影总监及肖像摄影师。我甚至有了自己的秘书，但薪水不高。正是在那时，我遇到了一个法国女孩，一个艺术家，后来我们结婚了（最终又离了婚）。1964年的法国经济仍然不景气，我们的钱不多。我们想结婚并且生活在一起，但住在哪里呢？她的父亲非常贫穷，病情严重无法工作。他住在巴黎北部名为吉尔纳夫的郊区，有一所小房子，房子里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一个与邻居们公用的卫生间，没有浴室。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去租公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搬去与他同住。这段时间过得非常艰难，同时我在艺术室继续进行肖像摄影。
最终我们离开法国前往加拿大的多伦多开创我们自己新的生活。我们有一个阿姆斯特丹的老朋友已在那里生活了多年。1966年1月我们到达多伦多，文化差异深深震撼着我们。严寒的冬天、陌生的语言以及更多的方面让我们感到迷惘。不过我找到了工作，我的妻子也成为一名纺织品和墙纸的自由设计师。我们租了一个面积较大的维多利亚式房子，居住在这里的同时，我也在此经营自己的摄影工作室。我们前往加拿大，是因为我们心怀梦想，梦想积攒足够的钱买辆车，用一年的时间游遍整个美洲，包括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1969年年底，我们攒够了钱，买了辆全新的标致403旅行车，将在多伦多租住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子转租出去，于1969年元旦前夕启程旅行。这是多么美妙的旅程！我们驱车前往美国西海岸，去往旧金山和洛杉矶，接着从那里前往墨西哥，并停留了三个月。接着从墨西哥前往中美洲，到达巴拿马。巴拿马高速公路从阿拉斯加一直延伸到智利的火地岛，止于巴拿马。于是，我们将汽车通过船舶从巴拿马运至哥伦比亚的布埃纳文图拉港口，从港口我们驾车一直前往南美洲最南端小岛——阿根廷的火地岛(即“火岛”)。我们穿过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大多数时候我们以车为床，用普里默斯便携式汽化煤油炉烹饪食物。
从火地岛回来后，往北返回，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巴拉圭的亚松森和巴西的库里提巴，之后继续前往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并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逗留。我不想沿着原路返回，于是通过船运将汽车从里约热内卢运往葡萄牙的里斯本。我们在西班牙游玩，将汽车运往摩洛哥，并游览这个美妙的国度。
到1971年3月，旅游了13个月。我们驱车前往巴黎、阿姆斯特丹看望我们彼此的家人。6月份我将汽车由鹿特丹海运至纽约，之后乘飞机到纽约，从肯尼迪国际机场直接前往纽约港取回汽车，然后回到多伦多，回到那间维多利亚式的屋子，回到了我们的家，回到了我的摄影工作室。1971年5月，我们回到家中，一切看似很好，但祸从天降。我们回来一个月后，一天凌晨三点，家里发生了火灾。当时我们住在房子的三楼。幸运的是我闻到了浓浓的烟雾，听到火焰的噼啪声，从睡梦中醒了过来。当时火焰正从一楼顺着楼梯往上窜。我们受困于此，万幸有室外消防逃生口，这救了我们的命。凌晨3：15，我看着房子，我所有的家产，包括我拍摄的拉丁美洲的照片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我想起我的银行账户里只有39加元。我一无所有，没有相机，没有钱，我用一年半时间前往北美和南美所拍摄的照片全部化为乌有。
我不得不从头开始。灾难过后，我感觉自己蜕变成另一个人。如同20岁那年阳光灼伤褪去我那稚嫩、苍白的荷兰人皮肤一样，感谢这场大火使我获得新生。
那年我31岁，突然间我洞穿一切。我最终明白我应拍摄何种照片，明白什么类型的照片才属于我，明白如何实现我的愿望。我决定仅拍摄彩色相片，仅使用35毫米模式。我买了一部尼康F 35毫米相机，仅带有几个不多的镜头，开始使用柯达克罗姆彩卷正片。我在全世界拍摄了成千上万这样的照片。
拍摄任务：巴黎、哈瓦那和上海
在多伦多又居住了八年，但冬季大多数时候我都前往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拍摄。我买了辆大众面包车，车上有一张床，我拥有众多美国和加拿大客户，他们派我到加拿大各地拍摄。1979年1月，由于要举办名为“中美洲，思想及图像”的摄影展，展示我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拍摄的人文照片，我搬回到巴黎。在巴黎，这次展览取得了成功。这让我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从各个杂志如《明星》、《地理杂志》、《嘉人》、《时尚》、《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密歇根大街》得到拍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我被派往世界各地。但这期间对于我的第一段婚姻而言是致命的。1984年，我与妻子分居。同年，我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一个法国姑娘。实际上，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晚上就同居了，这就是一见钟情！
1986年，荷兰文化部给予我一个重要授权，批准我拍摄任何我想拍摄的地方。那年5月，我在古巴度过了三周，为法国《嘉人》杂志拍摄照片。我想为什么不去那居住一年并进行拍摄呢？我把这一想法与我的未婚妻商量，她当即表示同意。1987年1月2日，我们抵达哈瓦那，花了4250美元买了一辆全新的苏联风格的拉达汽车，在哈瓦那市中心找到了一个适宜的住所。我从哈瓦那出发，游览了整个小岛，拍摄了很多照片。这些古巴的照片作为巴黎摄影展览月展览的一部分，于1988年11月进行展览。
在巴黎我非常快乐。我接受各大杂志的重要拍摄任务。虽然我从没赚取很多钱，但所得报酬足够支付生活费用。1988年，我儿子约翰诞生，我成为了一名父亲。
发现中国是在1990年。当时法国《时尚》杂志艺术总监给我电话，提议我做上海专题摄影，也为该杂志负责一切组织活动。那年5月，我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一辆出租车直接将我带到和平饭店。之前我从未来过亚洲，而此时，我就在上海，这座对于我们西方人而言神话般的城市。这是在我生命中的另一个转折点。到达上海24小时之内，我就爱上了她，我知道我会不断回到这里。
事实也的确如此。1990年至1993年间，我往返上海七次，为不同的杂志完成不同的拍摄任务。1994年，我在巴黎进行了名为“上海影印”的摄影展览。同年，我的女儿赛斯吉娅出生。我继续为各大杂志工作，被派往澳大利亚的悉尼，日本的东京和福冈，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格陵兰岛的爱斯基摩人地区。美国的旧金山、纽约、亚利桑那州和南达科他州。非洲的马里、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纳米比亚、摩洛哥。我还回到过南美洲的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并前往俄罗斯和欧洲各地。
之后也再次回到过古巴。1999年,德国《明星》杂志要求我为古巴做个专题摄影。我在巴黎购买前往哈瓦那的机票,获得古巴签证。但这次抵达却发生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我在滞留了两天后返回了巴黎。
从记者到艺术家
2001年是我摄影生涯的另一个转折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为各大杂志进行重要专题拍摄所得报酬颇丰，但任务已逐渐减少。有时感觉我想拍摄一些更加具有自己风格的作品。纵观我的拍摄生涯，即便是为了完成杂志的拍摄任务，我也总是喜欢拍摄内部家居，这也许根植于我作为一个荷兰人，深深受到17世纪荷兰艺术大师如约翰内斯·维米尔、比得·德·荷赫、杨·斯蒂恩等的影响。他们的绘画作品都描绘了室内简单的家居生活。从这时起，我决定我仅拍摄室内作品。物质代表精神。不仅如此，我还要从古巴开始。是的，古巴，她仍是我最喜欢拍摄的地方之一。那年4、5、6三个月，我拍摄了一系列作品，汇编成“古巴人家”。
为了拍摄这些日常家居照片，我需要更大画幅的相机，于是购买了玛米亚7，配了多款镜头，使用彩色负片，可用120卷或220卷底片。我从巴黎的荷兰艺术学院获准拍摄这一计划。之后，他们将展出“古巴人家”，并以同名出版书籍。那年年底，一位法国出版商出版了我的书籍《古巴人》，其中含有我1987年和1988年在古巴拍摄的照片。在此之后，我开始了对于中国这片神奇地域的拍摄。
“中国人家”
我在上海仍然有些朋友。2004年4月，离我上次来上海已有大约十年，我又重新开始发现这座城市。我约见了我亲爱的朋友丽丽，1993年我最后留在上海期间认识了她，她是我的翻译。她对我帮助颇多，对我的“中国人家”项目她非常激动。
这次展览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由于不会说中文，当我计划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国家旅行拍摄时，很担心拍摄将如何进行。如何说服中国家庭允许我这样一个陌生人，一个“老外”走进他们的家，为他们拍摄照片？平遥展览上，我见到很多来自中国各地的摄影师，他们会说英语，对我的拍摄项目很感兴趣。他们邀请我参观他们所在的城镇和城市，带着我去其他城镇及村庄，帮助我确定拍摄的人家。这些与我素昧平生的人如此热情、好奇及大度，令我大为惊讶。当然，我荣幸地接受了邀请。穿梭于上海与巴黎之间，我开始了在中国八年的神奇之旅。从上海出发，我到达过很多中国主要的城市，约见新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拍摄“中国人家”。2010年6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本《中国人家》。同年10月，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也出版了此书。与此同时，我收到杭州官员邀请，我作为艺术家在杭州居住了六个月，为这座城市拍摄风景。这是我在中国的另一个伟大经历。
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是2012年6月。过去三个月里我为这本《永恒的世界》疯狂工作。期间，我翻看了自1971年以来我用柯达克罗姆胶片在66个国家拍摄的数千张照片。我甚至找到了摄影生涯最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用我那已遗失的禄来福莱相机拍摄的黑白照片。当然，这本书中会包含其中的一部分。
我发现世事的多变，差异本身就是普遍的时间、空间特异性所构成的连续体。这些特异性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构成了我们神圣的世俗生活。转瞬即逝的“现在”某个特定的地点和面孔会成为一种永恒，那是我们赋予其的价值和意义。
刹那凝固的人、地点和时间超越了一切特性。超越让我们感悟基于自我的存在与欢乐。我希望使用“任何”、“有些”、“没有”、“每个”这样的前缀，与“人”、“地点”和“时间”这些词相结合，将它们混合在一起重组DNA。它们本身并不能完全相互转换，它们只是同一现实的不同元素，它们是同一实体，但却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现象，或是实体折射出的不同光芒。在这个无尽的万花筒中，动荡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宁静的永恒。我们可以到达任何地方，去往任何时间，而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过去的四十年我不断拍摄全世界的人们。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到底在何时、何地？我让什么得以永生？那些穿越过往凝视着我们的定格记忆在叙述什么？我的照片仅仅告诉我们他们一瞬间的故事，仅仅传递他们一瞬间的理由和激情。但是通过他们，这些照片同时也在诉说着我的故事，你的故事。
END
一周 “ 团购 ” 丨摄影集《永恒的世界》
作为一名国际著名的职业摄影家，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以其充满人文关怀、具独到光影色彩魅力的摄影作品著称。光影流刑地书店从休斯特一生出版的多本摄影集中挑选了一本集大成之作的摄影集推荐给大家——《永恒的世界》。
本书从摄影家四十年来游历全球所拍摄的照片中选编了最具代表性的三百幅艺术摄影作品，真切展现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人文。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经典推荐 ，重达 3Kg 的顶级摄影大师摄影画册，原价 200元 ，光影书店为您推荐“全新塑封正版“ 120元 包邮 ，限时限量抢购中！文章发布时间起，限时一周。如需购买请加如下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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