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 | 何怀宏：中国主导价值追求的两次历史转变和未来

撰文：何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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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历史转变

人们内心的价值观念和欲求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长期的积淀。 我们首先谈到的是中国近三千年主要价值追求的第一个转折点，即西周商代开始的价值观从宗教主义向尘世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转折，政治与宗教开始比较明显地分离。 尽管商朝以前留下的宗教意味的文献不多，远不及其他文明，尤其是犹太教文化中的宗教文献，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种更崇拜上帝和天命，乃至政治与宗教合一的倾向。 而西周的统治者则开始强调以德配天，敬天保民，重心放在人力可为的范围，主要关心人间而非天上的事务。

这一脱离宗教的超越信仰，或者说与一神论宗教拉开距离的转向，的确是上层精英做出的，是自上而下的。 中国人的价值观再没有向宗教方向发展，而是向人文方向发展，这倒是也吻合了现代世界世俗化的潮流。 现代中国不需要“脱神”，不需要经历一个近代西方和其他文明“上帝死了”的精神挣脱过程，它在世俗化方面早就准备好了。

尼采

由于中华文化从西周开始走向了与宗教信仰脱离的道路，人们的精神注意力就从天上回到人间，开始重视人事和此生的幸福追求。 上层精英主要向人文卓越与道德圣贤方向努力，下层民众则主要在物质生活和自然伦常方面用力。

所以说，一种此世主义，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 从西周商代开始，中国决定性地走向了一条与世界其他许多民族和古代文明不一样的道路，那就是和支配性的超越的宗教信仰基本脱离，重视人间生活和人文的道路。

但即便都重视人间和此世，我们也还是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 即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民两分、少数统治的社会，社会上层的价值追求和德性要求与社会下层的价值追求和德性要求是不一样的。 在西周后近三千年的传统社会中，这种此世主义从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来说还不是物质主义的，甚至民众虽然重视肉体的生命，追求尘世的幸福，但也还不是强烈的物欲取向的。 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所持的价值观虽然是多数的价值观，但在一个由少数人文精英治理和统治的社会，普通老百姓的这种价值观并不居于主导地位。 不仅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不以经济为中心的，甚至在民间，佛教和道家的思想也是淡化物欲的。

所以说，在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主要成分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它们实际是两分的： 即政治与社会、朝廷与民间、上层与下层或者如孔子所说的君子与小人、士人与民众，双方有不同的价值观。 想成为君子的人主要需从人文与道德的方向努力，成为了有学识和高尚道德的君子，在社会地位上则会成为官员，成为士大夫，这个方向后来得到了社会制度的保障，通过从西汉就开始的古代推荐官员的察举，到唐朝确定的考试选拔的科举，的确能够让有学问和德行的人成为官员，一旦成为官员，他们的经济地位也能得到保障，获得相当的财富。 但按照儒家的文化来理解，他们的确是不以财富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财富只是这种道德追求的副产品。 而能够通过精湛的学问进入社会上层的人毕竟是很少数，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要自谋其利，其中一些商人、土豪的确也能够比官员更富有，但社会地位并不高。 社会最为羡慕和尊重的还是那些读书做官的少数人。

这样，多数人的物质追求就受到了儒家这种人文等级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压抑，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并不是多数人的价值观，而是少数文化精英的价值观。 在儒者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多数民众是一定会主要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的，儒家也让他们追求，但这种追求在儒家看来是低于人文学者官员的追求的。 尽管追求儒家人文精神的大门是对几乎所有人都敞开的，但可能还是只有少数人愿意追求，只有更少数的人能够成功。 由于这种少数的精神追求成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多数人的物欲追求肯定是要受到压抑的。 这样，社会分层就构成了一种上小下大的金字塔，但又不是固定的金字塔，而是上下可以流动的金字塔。

论语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中居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虽然压抑物欲，但基本上还是一种温和宽容的理论，它不以经济发展和财富追求为中心，但也基本上不干预民众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它主张“国不专利”“为民制产”，让民众过上小康生活。 另外，它重视知识和教育，重视家庭责任，倡导和平和谐，这些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也有促进作用。

另外，与宗教中精英和信众是相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同，中国历史上的人文精英则和民众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官民两分，形成一种政治和社会上的等级制。 尽管这种等级制是流动的，开放的，下层的读书种子可以通过古代的察举和科举跻身于上层，但上来的毕竟只可能是少数，而且这些少数与多数马上就拉开了上下的距离，他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可能从一开始就相当不一样。 中国的传统士人期望移风化俗，淡化民众的物欲，但也不想从根本上改变人性，他们清醒却也无奈的认识到，不可能普遍地改变这一人性 。

一种人文的思想文化远不能像一种超越的宗教信仰那样能够普遍地影响大多数人，所以，儒家淡化经济利益和物欲的价值观对民众的影响并不太大，加上它对人性的了解和宽容，并不主张压制民间社会的经济活动。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商品经济的多次繁荣，其经济体量和水平常常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峰——虽然它还不是那种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技术革命而来的现代资本和全球市场经济。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上层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对下层民众的物质要求价值观构成了一种压抑，但还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压抑”，只是不让下层的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导。 而在近代当中国和西方大规模遭遇以后，中国人先是痛感物质层面的技术和力量不如对方，后来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上也觉得对方有优势，于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开始了一种社会主导价值的转换——开始追求民富国强，这也就是我们要谈到的第二个转折点。

如果说从主导价值观的角度看，中国从西周开始的第一个历史转折点是从宗教转向人文，那么，近代开始的第二个转折点则是从人文转向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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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人主导价值追求的第二次转变和曲折

春秋以降，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列国也曾一度相当追求富强，尤其是“国强”，但这是君主独尊的前提下的追求，其中以秦国最为明显和强势。 从商鞅变法的秦国到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的确早已走过一条追求富强尤其是“国强”的道路。 但从西汉以后，尤其是宋以后，更多的则是以儒家的上层人士希圣希贤、全社会天伦和谐、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为主导。

然而，自近代中国与西方有了大规模的遭遇和冲突，在累次受挫和战败的刺激与震撼下，上层主导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就基本确定了以追求富强为全社会主要的价值目标，而不再是过去的上层与下层两分、由上层主导的价值观了。

这样，近代中国可以说又有了一个价值地位的大翻转。 由于现代世界浩浩荡荡的平等的潮流，普通人或多数人的价值观开始成为主流。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研究墨西哥社会时曾经有一个区分，他将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称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将乡间文化传统称为“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 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提法，将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称作大传统，不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观称作小传统。 那么，近代发生的情况是： 过去在野的民众文化的小传统，现在变成了上层也必须顺应的大传统。 也许这两种传统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大的改变，但它们的相对地位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所以说，认为亚洲四小龙，后来也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原因是不那么准确的，应该说这更多的是出自中华世俗文化的原因，是过去民间的小传统起了大作用，它也切合现代世界的追求平等和物质幸福的大潮流，因而其地位从过去的居下变成了居上。 与其说过去在朝的儒家文化是华人经济成就的内在价值主因，不如说是过去在野的中华民间俗世文化是其主要原因。 当然，中国上层精英的文化与下层民众的文化也一直共享着一些因素，比如都重视人间、重视现实，重视生存与和平，重视天伦之乐等等。

但为什么20世纪初之后，中国大陆的走向富强或者说以经济为中心还是经历了近百年的曲折呢？ 这里有国际环境、内外战争动乱频繁的原因，也有手段一度异化为目标的原因。

共产主义的图景也有相当物质化的一面，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中也包括有对民众的物质吸引力，它包括“财富的充分涌流”和“按需分配”的美妙愿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执政者也追求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富强，一度努力在经济上有大的建树，经济也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 到50年代末，执政者试图用国家权力和群众运动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大跃进，提出过“超英赶美”的口号。 但这些违反经济规律的尝试都失败了。 后来的中国则迅速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试图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首先塑造一代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连自留地和小商贩也受到严格限制乃至禁止，民间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在这种政治管制之下几近奄奄一息。 与过去儒家思想对民间经济活动“温和的压抑”比较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激烈的压抑”。

十年“文革”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从这一点来说，也可以说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 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执政党坚定地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动摇，政治的合法性将主要来自经济，官员的政绩考核多以经济方面的成绩来衡量。 而且对经济的努力不再设限，不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重视实效，“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抓住老鼠的猫就是好猫”。 政府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制度平台。 此前的各种政治运动和宣传也培养了民众一种广泛的自我意识和政治意识，人们不再那么安分守己，谨小慎微和安土重迁，敢于流动以寻找各种经济机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资料图）

在人们的物欲被压制得最甚之后，它的反弹也最厉害 。 一旦开放国门，人们从贫困和饥饿中走出来，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繁华和富足，就更加增强了致富的动力。 中国人在历史上也许是第一次能够甩开膀子大干了，理直气壮、一心一意地谋求物质生活的改善。 过去的制度和政策压抑了这种物质追求，而这种欲求一旦得到释放，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执政党在消除了过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之后，也就可以进行一些最重要的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了。 这里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允许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有产权。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还围绕着“傻子瓜子”有雇工是否能够超过马克思所说的八人的规模的争论，那么到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诸多发展迅速的民营企业。 民间企业遍地开花，成为了改革开放的生力军。 一些企业迅速做大做强，80年代还在争论一个私营企业有几个雇工才不算剥削，90年代以后就迅速出现了一些“巨无霸”的民营企业。 在此过程中，有两批人脱颖而出，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批是土生土长、有商业长才和见识的企业家； 一批是海归，带来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和高新技术。 比较成功的公司也多引入了内部分享利益的机制，大家一起致富。 国有企业也做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些改革，有了一定的内部激励机制。 二是放开自由市场，主要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资金和资源通过市场流动起来，涌向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 而且不止是在国内市场，还通过向世界开放走向了全球市场。 一些适宜的发展战略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也促进了一些基础工程的建设。

除了这些制度的改革以及全球市场经济和国际机遇之外，更根本的还是多数人的价值取向。 其间重要的是： 你最想要得到什么，你有没有合适的手段和路径能够得到。 如果说，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很早就几乎完全转向了此世主义的多数中国人，他们最想要的是物质的安康乃至财富的充分占有，而如果在现代几经曲折，又找到了得以实现这一欲求的最恰当手段和道路——先发国家已经示范了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和现代产权制度等等，那么，中国经济的起飞也就顺理成章了。 盘点最近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那些经历了这40年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一代人，大概也可以说已经远远超额地实现了他们最初的经济和物质生活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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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主导型”价值追求和德性的分析与前瞻

再总结一下，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早就是一种此世主义、人间主义，但在近代又变为以物质主义为主导。 如果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较，大概可以说，所有民族的人们都是要追求一种美好生活的，而且多数可能还更重视其中的物质因素，但其中的确又有程度的不同，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动机的确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又具有勤俭、灵活等能够有力地支持这一目标的德性。 中国人其实是很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许多人天生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加上很强的学习能力，这些都是中国人最大的后发优势。 但是，如果制度不放开，则民间的个人再有企图心和商业能力也是枉然。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制度与价值在这些年里形成的颇佳的相互配合。

这种对物质的追求和对财富的渴望，从低端观察是为了生存，为了解决温饱问题； 如果从高端观察，则是获得财富，甚至希望成为豪富，希望暴富。 从低端——为了生存焕发出来的动力应该是最为巨大的，但均富也是普通人的梦想。

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虽然难说高尚，却是合理的，对一种体面生活的追求也不失为正当，而对基本的生存物质资料的要求则更加正当。 因此，中国人这种比较实用和物化的价值观也许并不很伟大，但有它的合情合理和正当性，尤其是当它成为追求一种人之为人的体面生活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可以略微说一下这种基本价值追求的另一面——或许可以说是负面的因素。 如果物欲和实利的动机太强，在精神信仰方面的追求不够，只重视物质生活，不重视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等价值，也会影响到对人的全面幸福感，或者说对人的生命的完整意义的把握。

上面提到的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各种德性，也会影响到即便是尘世的幸福： 比如说过于勤劳，可能导致不够注重生活的质量，不能充分理解闲暇对人生幸福的意义，乃至容易被讥为“经济动物”； 过于节俭，或会影响生活的舒适以及慈善的事业； 过于韧性乃至过度忍耐，有可能会损害人的自尊等等。 这些德性，从长远来说，甚至也有可能也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少数人的炫富和多数人的过度节俭可能导致产业不平衡和消费力不足； 过于灵活可能容易导致原则性不够，对保障经济活动的法律和规则尊重不够，进而肯定会影响到市场秩序的健康发展； 而过度忍受，也容易导致不够争取合理而可靠的法治市场秩序。 即便在聪明和善于学习方面，也可能有过于重视实用技术而轻视基础理论科学的偏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