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课程综述丨日本社会与日本人的国民性

2019年11月14日下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李卓老师在国关楼C105为北京大学现代日语研究中心第十五期博士班进行授课，课程主题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日本国民性的特征。

李卓老师首先简要地概括了充满矛盾的日本和日本人的七大表现：首先，日本是文明社会的迟到者，却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后来居上”。第二，日本资源极其匮乏，自然环境恶劣，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第三，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以加速本国建设，深入骨髓的岛国意识又造成其强烈的保守型与排他性。第四，虽然经济生活高度现代化，却在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方面固守传统。第五，他们在集团内部彬彬有礼，在集团外部冷漠无情。第六，就个体而言力量弱小且小心翼翼行事，一旦形成集团便力量强大甚至胆大妄为。第七，日本人在国内生活中温文尔雅，井井有序，在曾经的对外侵略战争中极其残忍和野蛮。

接下来，李卓老师分享了对日本国民的三个特性的分析。

首先是实用主义。日本的家族人伦关系具有简单的家系，复杂的血系；为了延续家业，可以让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进入家庭，继承家业，这种做法被全社会所认同；姓氏的可变性这样的三个主要特征。因此，在日本养子中，异姓大量存在、婿养子普遍化、辈分意识欠缺以及收养的开放性成为其主要特征，也造成了日本姓氏多、重名率低这样的现象，并且这跟中国的姓氏有着极大的差别，最根本的体现在中国的姓具有血缘性特征而日本的姓具有社会性特征。接着李卓老师又总结了历史上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四种类型：一是积极模仿型。如汉字的使用、年号的运用、服装建筑样式等，主要表现在物质文化、表层文化、技术层面。这种共性使两国民众之间沟通的便利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二是先学后弃型。曾经模仿实施，但后来发现不符合国情，就放弃了。主要表现在制度层面（如科举、历法等等）。三是吸收改造型。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性的吸收，以适应日本的需要，主要表现在社会规范、伦理道德方面。四是拒绝不受型。对不符合国情的内容，从一开始就不予接受。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例如同姓不婚。

第二个日本国民特性是集团主义。集团主义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喜欢合群，在价值观念上表现为重视集团的作用，不提倡突出个人。这一特性的形成与日本的地理、环境及农业以水稻耕种为主等因素有关，造成人们对共同体的依赖。这样的特征导致集团内部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混淆在一起，共同体利益掩盖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集团主义的特征是由权威进行统治和对权威的无条件追随；缺乏个人行动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人责任感；不允许进行任何自主地批判与反省，不允许发展个性；对内的亲子式家族氛围与对外的敌对意识对立存在。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与惟命是从精神，发动了对外侵略战争。同时集团主义与“一亿总”思维以表面上的“全民有罪论”、实际上的“全民无罪论”掩盖天皇与战犯的战争责任。

日本国民的第三个特性是等级秩序。在注重集团利益的共同体社会内，仅靠自律是远不够维持其秩序的，除了法律法规这些硬件之外，身份等级秩序是不可缺少的软件。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存在，是日本社会的重要特征。从历史上看，公家贵族与武家贵族对历史的长期主宰对民众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也与日本人矛盾性人格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李卓老师认为身份等级制度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公家贵族注重文化与教养，武家贵族强调忠诚与尚武，这也是日本人在国内生活中井然有序与对外侵略战争中残忍野蛮这种十分矛盾的双重性格产生的社会根源。身分制度的实质是造成社会不平等，使社会没有流动，同时也促生多元文化价值观与“各安其分”的国民性。在当今日本社会，身份等级制度早已泯灭，但身份等级意识仍然潜移默化的存在。

最后，李卓老师从社会史的角度指出了中日两国国民性的差异，其中尚武与斯文、集团与个人、国族与家族、重忠与重孝等为代表。课后，同学们踊跃提出了问题积极和老师探讨。其中一个问题是对关于中国明代的商人有利条件和日本相比对的方面，李老师根据中日社会性质和发展的不同进行了解答。还有一个问题是平民社会的含义，李老师以科举制度为例进行说明，中国的科举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参与，说明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可以流动，而日本曾经实施科举却只以贵族为对象，因为缺乏社会基础而被放弃，是身份等级制度的存在导致了这样的差异。 整理人：孟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