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丨对竹内好和丸山真男而言，“他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文丨宋念申

我和薛老师一样，也是一个读者。我并不治日本思想史，对竹内好和丸山真男的了解和关注，很大程度上正来自孙歌老师的引介。记得我读到的真正第一本和竹内好有关的书就是《近代的超克》，孙歌老师在里面有一个很长篇的序言。读到的第一本丸山真男的书是他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丸山真男

座谈之前，我把手里有关竹内好和丸山真男的资料再读一遍，才突然发现，孙歌老师其实很早——大约2000年——就已经将两人放在一起谈了，只不过我作为读者，没有有意识地把两人放在一起看。为什么放在一起看是重要的？就像孙老师讲的，我们很容易利用贴标签的方式，对一个思想者进行简化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很快速，能够一下子进入某种语境或学术脉络里面，倒不是太大的错误。比如，我们会经常说丸山真男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近代主义者，而竹内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在英语学界，这两个人也是这样被理解的。我的印象里面，很少有人把这两位学者放在一块去认知。不用说，丸山真男在英语学界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他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有英文版，经常被人引用。美国学界在介绍日本的政治思想史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丸山真男所勾勒的框架的影响，比如关注江户日本如何在内部生发类似现代的政治思想，引入朱子理学，经过荻生徂徕、山鹿素行等国学者的改造、水户学的变异等这一条脉络下来。英语学界谈到竹内好的相对少一点，一提到他当然就是《近代的超克》，会把他归入所谓“超现代”甚至“反现代”的这类学者中去。我在想，为什么今天会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来谈？把他们放在一起来谈，是让我们进一步反思他们那个时代。那么，什么时代能够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讲？这就是所谓日本的战后。

日本的战后意味着什么？从时间角度来讲似乎很简单。二战之后，发生了美军对日本长达七年的占领，日本种种进步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并在六十年代兴起了反安保运动。这些历史脉络是理解竹内好和丸山真男的非常重要的背景。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对于他们两个来讲，战争是否仅仅意味着1945年被两颗原子弹结束的那样一场战争呢？战争对于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他们两个人都亲自参加了这场战争，但是他们加入战争的地点：中国和朝鲜，并不是日本反复强调的所谓太平洋战争（即日本和美国的战争）的主战场。他们介入了日本侵略东亚的战争。换句话说，对于竹内好和丸山真男来讲，日本的“战后”仅仅指“二战”之后吗？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两人的学术脉络里，要追溯不仅仅是1941年爆发的所谓“太平洋战争”，而是这场战争之前。对于丸山真男来讲，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其实是从明治维新就已经埋下了种子，竹内好也同样把时间序列往前推。他们要处理的所谓“战”的问题，可以说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和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理解其时代脉络、历史脉络，以及他们所关心的“战”和“战后”，我们才知道“感受他者”“理解他者”是要做什么。

今天活动的主题是“感受他者的路径”。这个话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一是感受或理解“他者”的方法，两人采取不同的方法去感受“他者”。还有一种是，我们感受了他者之后所指向的那个“路径”，即以后要做什么。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其实都是在借助“他者”来完成自我的定位。所以，“他”是为了实现“我”而去感受的，不是为了感受而感受。在战后的历史情境下，日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所谓的“他者”到底是谁？是中国，还是西方？还是说所有一切呢？到底谁是日本所谓的“他者”？感受之后，竹内好和丸山真男想要做什么呢？这其实在他们的写作里面都有所表露。丸山真男说得非常直接，就是民族独立性的问题。竹内好也会说是日本的主体性的问题。在战后环境下，日本知识分子要讨论关于中国、关于日本、关于西方，关于一切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要重新梳理日本和世界的关系，以此来确定日本自身的定位，言说日本自身的主体性。

我们当然知道丸山和竹内所理解和感受“他者”有不一样的方式。刚才孙歌老师已经提到，怎样去理解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和复杂的关系。从我们看到的文本来说，也有一些直接的表征。比如在《忠诚与反叛》中的《幕末认知方式的变革》这篇文章里，丸山真男提到佐久间象山道出了怎样理解日本寻求的民族精神的独立。他说象山会批评日本学习中国，但是因为日本从中国学了很多没有章法的东西，没有得到启蒙。丸山说日本今天面临的是第二次开国，学习西方，倘若我们学习的是欧洲文明内在的普遍价值，那是好的，可是如果我们学的恰恰是其“无章法之处”，那我们精神的独立性在什么地方？这是丸山真男提出的非常尖锐的问题。

他提出这个问题前还有一个铺垫。他说，日本人要去欧洲或美国旅行，日语里会说是“洋行”，把欧洲人、美国人说成是“外人”。但是日本人去东南亚、印度和中国，则不会说“洋行”，他们也不会称朝鲜人或印度尼西亚人为外人。这和中国20年前的情况几乎一样，一提到外国，就是指向特定国家，而不是真正的世界。所以，丸山真男讲，日本的开国如果只是面对欧美的开国，那不是真正的开国，不是真正的走向世界。如果不是真正走向世界，那么日本的国家和民族精神的独立是无从谈起的。这是他讲不要学其“无章法之处”的背景。作为一个生活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学者，尤其是比较自觉地使用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框架来分析日本政治的学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但是竹内好走的更决绝。竹内好从鲁迅那里出发，更进一步。他没有“他者”和我的分别，“他者”在我之中，接近感受“他者”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拒斥的方式：不是拒斥别人而是拒绝成为我自己，同时拒绝成为我以外的所有一切的东西。竹内好把日本或者说“我”看作内在于世界，而世界同时也是内在于日本的。所以，他是在通过拒斥来重塑我在世界中的关系。我不是外在于世界的，我从来就是世界的一个部分，我们要重新思考的就是我们之间，我、他之间内在的关系和内在的张力是什么。我和他之间不是绝对的分割，而是一种相对的互相促成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竹内好对丸山真男说的，你不要担心英语不好，美国人和我们一样，是生活在同样的世界中的人，那么才能更清楚地知道，竹内好所谓“他者”内在于“我”，以及“我”通过拒绝和否定“我”自己，来重塑主体性，其可能的含义在什么地方。

这两位日本人所谈的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他者”，我们不需要借助他们，感受他们所感受到的问题。但是在当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尤其在日美同盟协定、旧金山协定所规定体制下，中国对于竹内好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他利用中国解释日本、解释我他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把中国当作方法还是把亚洲当作方法，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选择。

对于我们来说，这里存在另外一种感受“他者”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我们不能忽视。竹内好不但写过鲁迅，也写过毛泽东，他特别重视中国整个近代化里面的经验。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虽然起步稍晚，但是是自发的、强有力的。这种经验反而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感受到的，因为我们通常把反帝反殖民的革命历程视作理所当然，因此感受到的是非常平顺的经验，我们不太能够感到日本当时以及现在依然困惑它的主体性的问题。

我想问孙老师的一个问题，其实跟您对于竹内好和丸山的介绍无关。您在《寻找亚洲》这本书里说，亚洲是一个不需要外在的客体或者是他者来形塑自身的。这个跟近代二元对立思维完全不一样。在现代化思维模式中，我们总需要制造一个对立面、一个镜像来形塑自身。而您说我们求解自身的方法是不去塑造二元对立，反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亚洲的主体性，正在于它的多元性，因此我们不需要一个单一的整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式，和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存在很深的共鸣。我特别想听孙老师再谈一谈“亚洲的主体性恰恰在于它没有一个单一的主体”，这怎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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