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抒雁（1942—2013），陕西泾阳人。196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1970年入伍。历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诗刊》社副主编、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2012年当选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并任中国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出版有诗集《沙海军歌》《漫长的边境线》《云雀》《春神》《绿色的交响乐》《跨世纪的桥》《掌上的心》《时间在惊醒》《雷抒雁抒情诗百首》《小草在歌唱》《父母之河》《踏尘而过》《激情编年1979—2008》等，散文集《悬肠草》《秋思》《写意人生》《丝织的灵魂》《与风擦肩而过》等。诗作《小草在歌唱》获1979年至1980年青年作家优秀作品奖。诗集《父母之河》获全国第二届新诗奖。诗集《青春的声音》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雁过寒潭同风起
——怀念诗人雷抒雁
（节选）
刘立云
一
我们都属马，他大我整整一轮，是我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前辈；而且我们都生在农村，父母都是农民；相隔十六年先后考取大学，他读中文系，我读哲学系。不同的是，他“文革”前高中毕业时正常考上大学，在该读书的年龄没有中断学业；我没有他那么幸运，我高中毕业后当了三年兵又当了两年干部，1977年冬，正值十年动乱结束后恢复高考，我以23岁（他已经大学毕业）的年龄走进考场，与一大批比我大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一小批比我小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同在一个班读大学。多年后我们殊途同归：他1972年（我当兵那年）从兰州军区调解放军文艺社，担任《解放军文艺》诗歌编辑；我1984年从后来撤销的福州军区调解放军文艺社，坐在他还有他的前辈、当然也是我的前辈李瑛坐过的那把椅子上。
知道雷抒雁这个名字，我也跟许多人一样，是在四十五年前那个夏日的夜晚。我走近他，渐渐地熟悉他，已经是许多年后的事了。
四十五年前那个夏日的夜晚，确切地说，是1979年7月2日的夜晚，雷抒雁因为《小草在歌唱》这首诗在中国诗坛引起轰动。他之后的遭遇，包括他的工作和事业，他的欢乐和烦恼，甚至他的情感生活，都与这首诗有关。说到他四十五年前凭一首诗走红，进入中国当代杰出诗人行列，我不能不说，这与那个特殊时代，与他的品性和学识，同时也与中国诗歌在那个特殊年代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有关。而我为写作这篇文章，回头去寻找他走过的71年不算十分漫长的人生道路，这才感到从前的那个既聪明又勤奋，既倔强又耿直，曾先后叫“雷淑彦”和“雷书彦”的孩子，在日后，是注定要成为著名诗人“雷抒雁”的。
推本溯源，雷抒雁1942年生于陕西关中商南县一个古老的小村子，两岁时随父母和爷爷迁至陕西泾阳县泾干镇何什村。强调这一点，或许能解释他为什么在冥冥之中与诗歌结缘。我猜想，他最早使用的雷淑彦这个名字，是他一辈子在黄土地上劳作的爷爷或父母亲为他取的。因为从商南到泾阳，他作为雷家的独生子，一直被老老实实而又勤勤恳恳的爷爷和父亲母亲两代人辛辛苦苦地供养着。爷辈和父辈都希望这棵独苗苗好好读书，将来能有点出息。这就是说，虽然生在贫困年代的关中农家，但他的家境不算贫寒，理由是他还有书读。这是许多农家望尘莫及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童年是在泾河之畔的乡间田野里度过的，基本上无忧无虑。他后来回忆说，泾阳故乡的夜晚黑黢黢的，除了天上闪烁的星月，大地上一片昏暗。小时候读书，他与勤劳善良的母亲共用一盏油灯，母亲在灯下做针线活儿，他在灯下读书写字。上学后的雷淑彦隐约知道，无论他出生的商南还是他生长的泾阳，都地处八百里秦川纵深。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时间更替中，携带着华夏文明的古老遗存慢慢地在这片土地上沉积，千百年后一锄头挖下去，能清晰地挖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下文化层。有了故土意识后，他刨根问底，逐渐弄清了商南县西汉属弘农郡之商县，东汉属京兆尹之商县；三国时期属曹魏之京兆尹之商县；南北朝时期，北魏初属苌和郡管辖；北魏景明元年始设南商县；西魏属苌和郡，北周天和六年改苌和郡为慎政郡。历史沿袭至明成化十二年，复升绵延上千年的商县为商州，另设商南县，隶属西安府管辖。他生活时间最长，以稚嫩的脚板反复踩踏过，直到考上大学才离开的泾阳，地处泾河之北，因此叫泾阳。过早地走到生命尽头，他为之梦牵魂绕的，仍是泾阳早在先秦时代就留下众多采诗官的足迹，这在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确凿记载。
一片土地在遥远的时光中发生的故事和它的沿革与变迁，与几千年后在这里生长的一个孩子有多大关系呢？然而雷抒雁从他的故乡商南和泾阳一步步走向诗歌，一步步成为时代和岁月的歌者，从文化传承上看，又不能说与这片孕育过《诗经》的土地毫无关系。以后的事实证明，他走向诗歌的历程甚至他的人生，正是通过他一步步走向《诗经》来实现的。许多年后接受记者采访，雷抒雁知恩图报地回顾说：“小时候我随母亲步行去商洛舅舅家，一路上要经过很多地方。有一个地方叫辋川，当年王维在这里待过，写过《辋川集》。到秦岭顶上，当年韩愈在这里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一路体验的都是唐诗里的那些感受。路边的小溪、岩边的古松、树上挂的藤蔓，都复活了那些诗句。我也正是通过这些情景记忆进入诗的。青少年的记忆是诗发芽、萌生的根基，我在这些根基上找到了真正的诗。”
我怀疑有一只神秘的手，从雷抒雁的童年到他71岁那年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世界，始终在暗中操纵他的人生。回头看他走过的路，那留在古老的关中八百里秦川的一个个深深浅浅的脚印，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历历在目。
8岁的雷淑彦在他们的泾阳县泾干镇上学了，在一次次老师的点名和同学们相互之间的称呼中，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忽然决定改掉自己的名字，从此不再叫雷淑彦了。直接原因是，他觉得这个名字太文气，太女性化，不断遭到同学们的嘲笑。他想，自己明明是个男儿，应该斩钉截铁，血气方刚，因而他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把“淑”字改为“书”字，从此叫雷书彦。当时没有人注意，一个孩子刚入学就自作主张改自己的名字，这得鼓足多大的勇气？实际上，他后来又改过一次，不过那已是十几年后他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了。
我们要知道，一个8岁的孩子改自己的名字，跟一个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改自己的名字，是截然不同的。一个8岁的孩子改自己的名字，多少有些虚荣，有些意气用事；而一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改自己的名字，不用说，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决绝。因为他或者她准备让这个名字伴随自己的一生。我们还要知道，这个改名字的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他改名字的时候，当时正值1967年，极左思潮已经把人们愚弄得黑白颠倒、忠奸不辨了。人们走火入魔的表现之一，便是纷纷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反修”“向东”“风雷”和“文革”等等。可雷抒雁与此相反，他不但不激进，不盲动，反而极冷静地取“雁过寒潭”和“雁过留声”两个极富诗意的成语中的那个“雁”字，开启自己向诗歌致敬的生命旅途；前面那个字也借助谐音，改“书”为“抒”，当然是抒情的意思，也意味着他此生偏爱抒情。这时，我们虽然还不能说是命运为他的未来做了铺垫，但他热爱诗歌，自觉地选择诗歌，却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
听听“雷——抒——雁——”这寓意，这韵味，这三个汉字的构造和抑扬顿挫，是那样的优美，那样的动听，仿佛他过去用过的名字，是一粒先叫“雷淑彦”后叫“雷书彦”的种子，十几年前被埋在时间的土壤里，到这一天，终于长出了一株叫“雷抒雁”的植物。而且，这株植物天然去雕饰，是属于诗歌的。
其实，雷抒雁从小受到在八百里秦川流传的歌谣和秦腔以及许许多多诗歌元素的熏陶，对诗歌将逐渐显示出天赋异禀。他曾说过：“我很早就对古典诗词感兴趣，也喜欢民间的顺口溜和说唱艺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美妙的韵律感。我母亲是佛教徒，虽是文盲，却可以把佛经从头背到尾。每次她读完后，都用红布包着那书搁在高台上。她不在家时，我就弄两床被子垫着，把它取下来自个儿读，都是押韵的，这是我比较早接触到的韵文。后来接触《诗经》，‘国风’中的诗所体现的音乐性，更让我爱不释手。所以在写新诗的时候，我不自觉地会讲究诗歌的音乐性。”引述到此，我们想一想当时的情景：一个鸿蒙初开的孩子，当同龄人忙着去地里捉青蛙，逮蚂蚱，或者满屋子去寻找妈妈藏起来的吃食时，他却想到读书而且是读诗，把两床被子摞起来踩在脚下，去够母亲搁在高台上的那本佛经，只因为他喜欢佛经里的那些有趣的朗朗上口的韵文。而这种阅读，是多么的发自内心，多么的自觉自愿，多么的纯粹和纯真。这说明他对文学和诗歌的热爱与生俱来，就像春天到了花朵必然要开，秋天到了瓜果一定会熟。
与诗歌相遇的那种感觉，太奇异和美妙了。开始的时候，他发现用韵文写成的这些文字，自然流畅，读起来如雨露滋润，意趣天成。他说不清这种感觉，但就是莫名地喜欢，仿佛书里藏着一个秘境，在抑扬顿挫中，不知不觉地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牵着往前走，往情景深处走。或者像过一座桥，走几步就有一个桥墩垫在脚下，支撑你一程程地走下去，走到最后一个字，到达一种天旷地遥的境界。从那时开始，他留心生活中和课本里的一切有韵律的文字，那些生动活泼的语言，比如牧羊人的咣咣乱弹、热炕头上的评书、乡间的秦腔、口口相传的信天游、乡亲们用顺口溜说出的谚语，还有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口诀，陕北普遍流行的那些上不了台面却极其生动的段子。就像后来出现在他的散文《麦天》里的歌谣：
深不过呀那个黄土地，高不过个天，
吼一嗓信天游，唱唱咱庄稼汉。
水圪灵灵的女子呦虎圪生生的汉，
人尖尖就出在这九曲黄河边。
山沟沟里那个熬日月，磨道道里那个转，
苦水水那个煮人人，泪蛋蛋漂起那个船。
山丹丹那个可沟沟里，兰花花开满山，
庄稼汉的那个信天游，唱也唱不完……
渐渐地，他懂得这些歌谣就是诗歌，或者说，是诗歌的分支、近亲和天然组成部分。这些东西听多了，听熟了，让他感到有一种东西被唤醒了，如同春天的草就要破土而出。读书读到高年级，他接触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等，水到渠成地喜欢上了他们。每每读到他们的诗歌，就像在人头攒动的街市遇到熟悉的朋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照葫芦画瓢，自己也悄悄写起来。写着写着，心里冒出个大胆的想法：给语文老师瞧瞧。跟很多初学者一样，他希望得到老师的肯定，也希望得到老师的点拨。激动又忐忑不安地走到老师门前，握住小本子的手汗津津的，就是不敢进去。人渐渐长大了，学到的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感到古体诗的博大精深，他更不敢造次，只好先压制自己，为自己的爱好守口如瓶。
在泾阳县永乐中学上初二那年，他遇到了终生难忘的那个为他指点迷津的人。那个人是他新来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刘煜升，刚从陕西师范学校中文系毕业。新来的语文老师在他交上去的作文中发现了他的才华。至此进入一个落入俗套的故事：刘老师自己就是一个文学青年，但他的文学之路走得并不顺利。有了当时还叫雷书彦的这个学生，他立刻把他当成自己的作品，开始精雕细刻地打磨他。
刘煜升老师循循善诱，像大学里的教授带研究生那样带他。班上那么多孩子，他唯有对雷抒雁网开一面，经常结合课文单独给他开小灶；遇到报刊上他认为好的有启示意义的作品，单独推荐给他读；雷抒雁写的作文，从主题、结构到语言特色，一点点，一层层，条分缕析地给他讲，比别的同学提出更高的要求，更细的目标。这种更高要求，是他的作文不仅能作为范文拿到班上去读，还可以作为稿件推荐给报刊。刘老师跟报刊打过不少交道，知道如何写稿，如何投稿，报纸和刊物需要什么质量的稿子。雷抒雁成了他放飞的一只风筝，刘老师希望他像《古诗十九首》里写的那样：“不惜歌者苦，奋翅起高飞。”
一经点燃，文学的火焰开始在少年雷抒雁的心里熊熊燃烧。连刘老师自己都感到惊奇，这个孩子很有灵性，文章的事一点就透。还在读初二，他帮他投出去的小小说《小羊倌》，就刊登在陕西共青团办的《红色少年报》上。“天生就是当作家诗人的料。”刘老师四处奔走相告，弄得不仅在他们镇上的永乐中学，连县里都传开了。报社发来五元稿费，从邮局到学校通过口口相传，在县里引起不小轰动。这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啊，五元钱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笔巨款了。刘老师替他把款取出来，他接过钱的手都在抖。回到家把钱交给母亲，母亲同样高兴，但没有要他的钱。母亲说，这钱是你自己读书读来的，留着自己花吧。他接着把钱递到新华书店售货员的手里，从县城把一大包文学名著背回家。
1962年，雷抒雁以优异成绩考上西北大学中文系。那是饱受灾荒和饥饿的贫困年代，国家好不容易从空想和幻飞中回到地面。走进心仪的大学殿堂，吸取长辈们的经验，他决定从长计议，静下心来好好读书，扎实地打牢中外文学底子。西北大学是西部的一座文化和文学重镇，文史哲各个门类都有学富五车的老先生，老教授，图书馆里藏着他倾其一生也读不完的书。最难得的，是走进满是莘莘学子的校园，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心智迅速成熟，懂得不能错过人生中最不能错过的博览群书阶段，必须趁着精力充沛，心无旁骛，最大限度地吸收人类文化的精华。那么多的书要读，那么多的经典需要融会贯通，写作只能是学习之余的事，不让文笔荒废就可以了。在读过图书馆能借到的中外诗歌，明确自己此生的最爱之后，他决定这一辈子就走诗歌这条路。“公刘的锋芒、艾青的深沉、李瑛的典雅；土耳其的希克梅特、智利的聂鲁达、法国的艾吕雅、比利时的凡尔哈仑、西班牙的洛尔迦等等，都在我心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许多年后他说。
如同黄河流到山西风陵渡，突然一个大拐弯，掉头向另一个方向流去。1966年即将大学毕业，雷抒雁这批在校大学生遇上“十年动乱”，国家机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大学毕业没有人管分配，也没有地方接收。经历了大字报、大串联之后，在1967年7月，他们被集体送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
雷抒雁去的宁夏军区农场，面对黄河岸边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
我见识过这批大学生。我1972年当兵，所在的江西省军区独立团七五炮连驻扎在赣东南一片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带。我们连属于团直属队，由驻地附近的一个营级单位代管。那个营级单位就是部队农场，接受了好几百大学生。他们实行部队编制，由部队抽调军人担任连排长和政治指导员。刚来时要求他们像部队那样列队出操，早请示，晚汇报；正课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或下地劳动。赣东南种水稻，稻田里有让女学生们望而生畏的吸血蚂蟥，下到的田里，腿上一下叮着好几条是常有的事，吓得她们大呼小叫，像要杀她们。但大学生都有见识，知道在部队锻炼是暂时的，国家总有一天会使用他们。因为国家在他们身上是花了钱的，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这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些知识青年不能比的。所以农场对他们的要求比部队宽松，知道他们迟早要走。大学生们男男女女，有的在学校就确定了恋爱关系，难免有偷吃禁果的，闹出些风流韵事来。这些部队就不管了，由地方教育部门去收拾。
雷抒雁他们那个地处黄河岸边的部队农场，与管过我们连队那个农场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麦和玉米。在黄河岸边的宁夏，大概还要筑坝、垦荒、引黄灌溉、改造盐碱地、放牧军马什么的。雷抒雁和我一样是个农村娃，打小在田野里长大，从大学生到军垦战士的转变，不算一件多么难的事。他下到部队农场不到三年，就在1970年5月被特招到部队，在分管这个农场的宁夏军区某师宣传科任宣传干事。他被特招的理由，就在于他的写作能力。
穿过军装的人都知道，我们这支队伍非常重视人才，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施展抱负。从部队农场到部队，没有比这更好的归宿了，接下来雷抒雁顺风顺水。因为他在部队农场锻炼了近三年，已经是一个准军人，听得懂军号，辨得清口令，走得准步伐。正式穿上军装，干的又是他驾轻就熟的宣传工作，没有任何障碍。
一个大学生到部队，尤其像雷抒雁这样在农村长大的大学生到部队，能吃苦，不娇气，部队又吃得饱，穿得暖，官兵一致，各方面条件在那个年代都比较优越。再说，当年部队的队列和操练，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一个大学生只要肯下功夫，别说几天能学会，看也能看会。又再说，他一成为军人就是政工干部，士兵们站岗、放哨和操练，也轮不上他。
明白这些，我们就不难想到，雷抒雁穿上军装后，很快就熟悉了部队生活，跟上了它的节奏，融入了它的整体，完成了从大学生到军人的转变，而且是从老百姓到军官的转变。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批在特殊历史时期入伍的大学生，由于教育背景不一样，知识结构比同时期提拔的工农干部更合理也更扎实，有许多比纯粹吃苦耐劳的工农干部升得还快，走得也更远。
雷抒雁迅速成为师宣传科炙手可热的人物，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他读了那么多书，有那么丰富的知识储备，各种教育材料和总结报告由他执笔，思路清晰，观点鲜明，出手快，上级政工部门转发多，给师里、宁夏军区和兰州大军区带来一次次惊喜。更关键的，是他从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基础雄厚，能写诗歌、报告文学；额外给师宣传队写朗诵诗、快板书，立等可取。他甚至帮师宣传队写了一台话剧，轰动一时。这样的多面手你去哪里找？在师里待了一年，师里领导和宣传科的人就暗暗担心：这样的人可能留不住，他长着随时可能飞走的两扇翅膀。
师里和科里的人没看错，穿上军装的第二年，部队更高的部门就找他来了。
那便是先后召唤过我们的《解放军文艺》。这是1972年，隶属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解放军文艺》来到雷抒雁所在师举办报告文学创作班。1968年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这家军事文学刊物，跟总政名声遐迩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歌舞团、话剧团一起，构成军事文化的重中之重。而且，《解放军文艺》是当时全军全国唯一的军事文学期刊，发表过大量被拍成电影和收入大中小学课本的作品，有着很大号召力和深远影响。1972年5月该刊在全国率先复刊。以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己任的这家权威的军事文学期刊在复刊时，办公地点、编辑队伍诸方面捉襟见肘，需要重整河山，向全军乃至全国招兵买马。除去把散落在各地的老编辑老文化工作者召回到队伍中，把近年部队涌现的作家和诗人调入总部，充实编辑力量，也是一条思路。
《解放军文艺》选择在黄河岸边的这个师举办报告文学创作班，是因为编辑部收到了这个部队投去的一篇名为《沙漠战歌》的报告文学，就出自雷抒雁之手。虽然他的名字对编辑来说还很陌生，但题材纯正，沙漠练兵的内容正是刊物所需要的，而且作品的语言优美，娴熟，老练，富有明显的韵律感。特别是作者倾注的热情，深沉，炽热，感同身受，说明他既熟悉这支部队，又深情地爱着这个战斗集体。在这个部队举办创作班，实话说，就是奔着雷抒雁来的。
如编辑部所愿，部队宣传科派雷抒雁全程为创作班服务。他办事干练，手脚勤快，什么事到了他手上，四两拨千斤，办得妥妥帖帖，利利索索。原来他不仅有着当下难得的大学中文系学历，还是一个优秀政工干部，对诗歌和报告文学创作又情有独钟，这让《解放军文艺》带队来办班兼带考察雷抒雁的散文诗歌组老编辑纪鹏大喜过望。他觉得雷抒雁是天生当编辑的料，编辑部要的就是这种人。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当年分小说戏剧组、散文诗歌组和评论组，此时陆续调回和调进十几号人，社长是著名军旅作家、以儿童文学《五彩路》闻名全国的胡奇。三个组长也都是响当当的军旅作家、诗人和评论家，比如担任散文诗歌组组长的李瑛，享誉全国全军，雷抒雁在读大学时就熟读他的作品，为他的诗歌着迷。带队前来举办创作班和考察雷抒雁的纪鹏，解放战争中从长春大学入伍，曾创作出版反映装甲兵生活的叙事长诗《铁马骑士》，几年后以组诗《战火中纪事》获得全国优秀诗歌奖。看过雷抒雁写的诗歌，他心里一惊：中国军旅诗的未来，一定有此人的一席之地。
这年冬天，雷抒雁以借调的名义，坐在了《解放军文艺》诗歌编辑的位置上。
雷抒雁是在下午上班时读到那篇让他心潮起伏的通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大半年的日子里，报刊上的新动态和新提法明显增多了；对过去年代的禁锢和僵化，包括一些极端提法和做法，开始有了善意批评的声音；一些已经被纠正的冤假错案也时有披露。人们的情绪在激动、兴奋、震惊和愤懑中沉浮，有时难免义愤填膺。整个社会面和舆论界，给人一种春潮在望的感觉。雷抒雁就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位置上，读到了记者陈禹山采写的那篇长篇通讯《要为真理而斗争》。读过后，容易激动的他按捺不住自己，突然有一种想呐喊，想倾吐，想在一首诗里表达自己热血奔腾和激情燃烧的冲动。
长篇通讯《要为真理而斗争》记叙了后来传遍大江南北，让无数人震惊和愤懑的共产党员张志新的事迹，她在“十年动乱”中因坚持正义和真理而罹难。虽然这是荒诞年代发生的个案，但雷抒雁看到了那个特殊年代更多让人不安的东西。他是个诗人，容易激动和慷慨激昂，像一个蓄满黑色火药的爆炸装置在酝酿爆破。但这时他还没有点燃自己的引信。他郁闷，烦躁，愤怒，悲伤，不吐不快。他知道此时此刻在内心躁动的，是一粒诗歌的种子，它随着血液的沸腾和心跳的加速，迅速走过了萌动和即将破土而出的过程。他扼制不住它，也不想扼制它。许多年后他回顾说：“1979年6月7日。烦闷的一天。读了张志新烈士的事迹，我无法坐下来工作，一种不可名状的愤懑郁积在胸口。像一匹困兽，我在笼子里逡巡。”
下班的时候到了，他骑上自行车去看望两个从广州搬来的诗人。当年他的爱人带着孩子已随军，住在北太平庄总政宿舍。单位有班车，成天两点一线地活动在办公室与宿舍之间。那时候编辑部的同事非常努力，相互在暗中较劲；即使拖家带口，晚上也经常待在办公室读书和写作，把上下班和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省下来。困了，团起身子，躺在靠墙的一张破沙发里睡一觉，或者把几张椅子拼起来对付一晚。夏天什么也不盖，冬天办公室有暖气，盖件棉大衣就够了。文思泉涌的时候，废寝忘食地写，通宵达旦地写。偶尔的夜生活，是去看望从外地来北京送稿和改稿的朋友，就像今夜他去看望两位来自广州的诗人。
见到从广州来的诗人，话题很自然聊起张志新，聊她在那个年代的特立独行，聊她令人钦佩的才华、纯真和宁死不屈。朋友的妻子给他泡了一大杯浓咖啡，他不知道怎么喝下去的，但喝下这杯咖啡后，他更兴奋，更清醒，思路也更活跃，更有表达欲了。“黑色的酒啊！点燃的是心头的火。”后来他这样赞赏这杯咖啡。
回到北太平庄的家里，已经很晚了，他习惯地仰倒在书房的单人床上，随手关了灯。他不是睡觉，他知道这一夜没法睡了。黑暗中他看见一些细碎的东西在摇晃，在闪烁，影影绰绰。他把握不准，但肯定是诗的胚胎在发育，在绽开。脑海里异常寂静，忽然“砰——”，脑海里掠过一声凄厉的枪声，一个俏丽的身影应声倒下，鲜血从她的胸膛喷涌而出，溅在她压倒的青草上。那是被艾略特称之为最残酷季节里的小草，它们在寒风中正勇敢地返绿，那纤细的身子，是那么柔弱，那么坚韧。胸口在一抽一抽地痛，仿佛自己身上也有一个弹洞，正在汩汩地流血。他意识到自己的灵魂痛苦地回到了那个年代，他悲天悯人，真想对苍天一哭。这时已是6月8日凌晨1时，一首经过近十个小时酝酿的诗就要降生了。他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拉亮灯，铺开稿纸，听任火焰般的诗句如急流夺峡而出：
风说：忘记她吧！
我已用尘土，
把罪恶埋葬！
雨说：忘记她吧！
我已用泪水，把耻辱洗光！
是的，多少年了，
谁还记得
这里曾是刑场？
……
只有小草不会忘记。
因为那殷红的血，
已经渗进土壤；
因为那殷红的血，
已经在花朵里放出清香！
……
6月8日，一到《解放军文艺》办公室，一夜没有合眼的雷抒雁激动地对另一个诗歌编辑程步涛说：“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我写了一首关于张志新的诗，你看看。”程步涛比他小几岁，没有像他那样受过大学教育，但比他入伍时间长，是从士兵的摸爬滚打中成长起来的军旅诗人，对他非常尊重。他没有耐心等程步涛读完，连十几分钟都等不及，程步涛才读两三页，他就从他手里把稿子拿了回来，说由他自己读。办公室不大，桌对桌坐着好几个同事，他刚读几行，发现所有人停下手中的活儿，在静静地听。从第一行读到最后一行，他抬起头望着大家，意思说怎么样，你们认为可以吗？办公室鸦雀无声，众人惊愕地看着他，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有人的眼里泪光闪闪。大家同时意识到了什么，但说不清楚，只是感到平地一声惊雷，怕要发生什么事了。接下来，就要看这篇作品的命运了。是的，每篇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经典的说法是：一篇作品脱颖而出，它会自己走路，自己生病，自己一飞冲天，或折戟沉沙。
当天，雷抒雁把抄好的诗塞进信封，骑上自行车，一路飞驰，直接送往他非常向往的《诗刊》编辑部。他希望自己的这篇作品，能加入他非常欣赏的北岛、舒婷这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还有他崇敬的艾青和公刘们的合唱。
《小草在歌唱》经首都中山公园音乐堂“向张志新学习朗诵演唱会”传播开来，引起了巨大轰动。《文汇报》《光明日报》第二天对这场朗诵会进行了报道。《光明日报》“东风”副刊迅速用近一个整版的篇幅，赶在《诗刊》之前正式发表这首诗。一时洛阳纸贵，“小草”不仅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而且成了思想解放的一股新鲜推动力。
1979年7月22日，《诗刊》社接到一封写给编辑部和雷抒雁本人的读者来信，署名“宴敖”，一个多少有些奇怪的名字。信上说：“先是从广播里听到《小草在歌唱》的朗诵，后来才从报上看到。读了几遍，这里和那里引起了我的感动。”又说，“像张志新这样的事情不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对不一样的事情，却能用相同的情感去体会。”后来发现写这封信的人，如雷贯耳，是对中国新诗发展有着突出贡献的胡风，当时他刚从西南某地出狱，备受摧残的神经仍处在迷乱阶段。
雷抒雁和他的《小草在歌唱》，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政治抒情诗的典范和不可磨灭的思想文化记忆，从此被中国诗坛和从1979年走过来的那一代人所铭记。1979年版的《辞海》，特辟词条将其载入书中。许多大学把它列为新诗教材；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一代代艺术类考生的朗诵作品，以及学生们自发组织文艺晚会的节目，都选这首诗。有评论家指出，这是一声嘹亮的呐喊，为当年冲破思想迷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因它顺应了人心和潮流，所以被读者记住，被时代和历史记住。还有评论家说，它是中国文学新现实主义的开篇，和巴金的《随想录》一样，是当时比较典型的对十年动乱的反思和忏悔。著名评论家冯立三在一次访谈中评价说：“《小草在歌唱》写得太好、太重要，太能代表雷抒雁的个性、诗歌特性和成就，所以被当作他的成名作，也是新时期诗歌的开山之作；雷抒雁这部作品在当代诗歌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他奠定了雷抒雁作为一个大诗人的基础；雷抒雁的基本经验、基本特点、基本成就也能够基本上用这部作品来概括。这部作品对雷抒雁和中国当代诗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雷抒雁里程碑式的诗歌创作地位也是由此开始的。雷抒雁是呼啸着踏进诗坛的，他一下子就震惊了诗坛，以至影响了整个新时期诗歌的创作。”
多年后，雷抒雁回顾《小草在歌唱》的创作过程，动情地说：“我写《小草在歌唱》的时候，就是觉得张志新一个这么善良的人，却蒙受了如此大的灾难，真是惨绝人寰。她不想死，她有母亲、孩子，可是她死了。她让我们对生活有一种觉醒。在她清醒的时候，我们还在愚昧中，那种麻木状态是很卑鄙的。‘大山倒下来了’，当时我们有那么多男子汉，‘男子汉伟岸得像森林一样’，可是扛起这座大山的却是一个女性柔弱的肩膀。我当时是为一个苦难者、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儿、一个真正的女性去写的。所以，我写的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不是简单的政治事件，我是在歌颂一个人，从人性的角度来写的，是贯穿了我的情感在里面的。这就是现在朗诵起来还有那么多人为她掉泪的原因所在。
1981年，雷抒雁脱下军装，从解放军文艺社转业。因为生活的基本面改变了，必须熟悉新的环境，接受新的生活内容，完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创作转型。
1984年，他转业至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第三年，出版了后来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奖的诗集《父母之河》。这部重要诗集的出版，意味着他离开部队后历经两年多的思考，既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也完成了诗歌创作的华丽转身。从这部诗集我们可以看到，父母与河构成的意象，其实是人与历史、人与大地、人与人和人与自我构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为陕西人，雷抒雁作为诗人从此奠定的创作方向，就像《白鹿原》之于陈忠实，《废都》之于贾平凹。父母与河的渊源和它们默默流向未来的姿态，既告诉世人他是从哪里来的，也在追问未来他将向何处去。雷抒雁说过一段话曾引起人们深思：“在人类时空的坐标上，去者熙熙，来者攘攘，但我们精神上的孤独，大约是永恒的。然而我们还是要前进的，正如我的一首诗所写，《前方，前方，依然是太阳》。我觉得生活给我们的东西是很多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生活。我还是笃信孔子所说的微言大义，诗是需要微言大义的，如果没有大义，那个诗还是很轻的。要在诗里边赋予一些丰满凝重的东西，让诗凝练，有分量、有启迪。”他还说，写诗的过程，是不断跟自己的狭隘性作斗争的过程，只有你的内心干净了，纯粹了，诗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媒介、桥梁和管道，实现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的交叉。从中可见，他首先把写诗当成一种修为，一种灵魂上的自我净化和拯救。正因为如此，在《父母之河》之后他陆续出版的诗集《掌上的心》《踏尘而过》《悬肠草》《丝织的灵魂》，及散文随笔集《杂树生花》《分香散玉》，从书名到内容，都那么一以贯之。那是因为他的诗是以艺术的方式切入人类的良知，忠实地呈现时间河流不可逆转的走向，精心构筑了我们这个民族喜忧参半的精神和心灵史。在与诗人朋友的一次交谈中，他呕心沥血，这样吐露自己对于诗歌的肺腑之言：“墨写的诗，斧头也砍不下来，必须慎之又慎。”
经历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童年时期战争带来的惊惶，五十年代青少年阶段乡村的贫困，六十年代从大学校园到社会的癫狂和迷乱，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人性的苏醒和社会的大面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一个坚守人类的正义和良知的诗人从灵魂里发出声音，必定是瓦釜雷鸣的声音、黄钟大吕的声音，也应该是人民的声音、时代的声音。翻开三十年后雷抒雁自己选定的诗歌合集《激情编年》，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痴心不改，在时间的长河中孜孜不倦地为张志新而歌，为赵春娥而歌，为张海迪而歌，为华山抢险的英雄大学生而歌。1991年访苏，他写出了对莫斯科的巨变感到痛楚和惋惜的《泥泞》；1999年国庆50周年，他回顾自己与这个国家相伴相生的半个多世纪岁月，写出了《十月，祖国！不只是十月》；2008年，我国南方遇到了严重的冰雪灾害，他写出了《冰雪之劫：战歌与颂歌》；同年5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他以《悲回风，哀悼日》诉说心里的哀伤；2009年国庆60周年，他抚今追昔，奉献了《最初的年代》；党的十八大召开，这时他已经不幸患病，依然热血奔腾地写出了《为你祈福，神话的土地》，对中国的未来继续寄予初婴般的希望……读他的激情编年，一点不夸张，其实是读人民的激情编年，国家的激情编年，也是读我们每个人的激情编年。
不可否认，雷抒雁的这类与时代同步的政治抒情诗，有着很强的政治性。但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质疑他的诗歌成就，说他太政治了，有点“政治正确”的遗风，似乎有失公允。谁规定诗歌需要规避政治？政治抒情诗离开政治还是政治抒情诗吗？作为至今无人超越的现代诗的典范，艾略特写战争对人性之扭曲的长诗《荒原》和《四个四重奏》，没有政治吗？惠特曼写美国总统林肯遇刺的著名政治抒情诗《啊，船长，我的船长哟！》，没有政治吗？过去几十年，雷抒雁以政治抒情诗既客观又丰沛地记录人民大众的真实遭遇和情感，我认为，恰恰因为它们贴近政治而成了时代的活化石。其中他的《小草在歌唱》，还以无可辩驳的政治性进入了中国文学史和思想解放史。这要说到关中大儒张载关于文人的担当对雷抒雁这些西北赤子的影响了。“那时候我们的启蒙老师就告诉我们，文人是干吗的？就应该像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雷抒雁的中学同学，后来跟他一起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工作的白描这样回顾道。
因此，雷抒雁曾自信满满地说：“一个诗人，不仅要会写情诗，还要会写国歌。”而当人们称呼他为“人民诗人”时，他谦虚地极力推辞，觉得这个赞誉太高了，他担当不起， “如果说到我与‘人民’的关系，我只是‘人民的诗人’。我们曾为这个时代歌哭；这个时代不曾辜负我们，我们亦不曾辜负这个时代。我们的作品，是我们真诚的心，为这个时代的进程一步步立下的路碑。”
雷抒雁刚刚去世，我跟着当年接替他担任《解放军文艺》诗歌编辑的前辈、此时已成为解放军文艺社社长的程步涛去他家吊唁。1986年，程步涛担任大型军事文学刊物《昆仑》主编，由我接替他担任《解放军文艺》诗歌编辑。在雷抒雁灵堂的墙上他那幅栩栩如生的照片前，我们三代人传承有序地聚在了一起。就在这时，我说不清为什么，忽然想到几年前与他一起去江南采风。那次是在苏州的古镇同里，有天晚上我们陪同他去湖边散步，同行的有商震、李琦、叶舟和我。当晚好像喝了点酒，他和我们都处于微醺状态，走在路上有种在云中漫步的感觉。沿路他滔滔不绝，特别想说话，而且特别愿意把他亲身经历的那些故事讲给我们听。走到湖边，天将黑未黑，空中风不吹，虫不鸣，脚下的湖水也不荡漾。望着渐渐沉下来的夜色，他的眼睛里隐隐有几簇琥珀样明亮的光在跳动。这时他款款地说，最近他又做了一个梦，一个非常温馨，不禁让他流连忘返的梦。在梦中，春日融融，流水涣涣，他跟他的初恋情人欣喜地重逢了，虽然分别后几十年从没见过，但两个人就像从未分开。而且，他们还像几十年前那么年轻，那么纯真，那么爱意沉沉，拉住对方的手再也不想松开。两个人久久地、傻傻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问这几十年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一切意味着从头再来，而这正是他们两个人心照不宣盼望的。在他们的身后，山清水秀，有一间矮矮的炊烟袅袅的小屋，屋顶铺盖着蓬松的闻得见太阳气息的金黄稻草，在那儿仿佛什么都发生了，什么都等待他们去继续发生……
生在孕育过《诗经》的土地上，埋在自己亲手用文字堆起来的一座叫《诗经读本·国风》的高冈上，诗人雷抒雁的一生，就像两千年前寄给人间的一首诗。
作者简介：刘立云，1954年生于江西。1972年入伍，1978年考入江西大学（现为南昌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回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任职。历任《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解放军出版社文艺图书编辑部主任，《诗刊》主编助理（特邀）。出版诗集《红色沼泽》《黑罂粟》《沿火焰上升》《向天堂的蝴蝶》《烤蓝》《生命中最美的部分》《眼睛里有毒》《刘立云诗选》《金盔》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发表于《当代·诗歌》2024年第3期
2024年《当代》创刊45周年之际，推出诗歌版，即《当代•诗歌》，立足中国诗歌的当代书写，以对国内、国际诗坛的兼容并蓄，尽显当代诗歌的活力、重力、实力、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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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终审：李红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