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岁那年,我到县城一中读书,从此只能在周末和寒暑假的时候与爷爷在一起。他依然喜欢和我坐在厅堂的长板凳上聊天。有时会冷不丁问我:妹妹,现在中国谁当皇帝?我哈哈大笑,告诉他,早就没有皇帝啦,只有主席。爷爷笑着说:一码事。
很多年后,我才深刻理解爷爷话里的深意。他简直是个隐居民间的高人,不经意间,一语道破真相,惊醒梦中人。
后来我到外地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每次回家,都会带礼物给爷爷。爷爷最满意的是我 1999 年春节从北京给他买的薄羽绒服。家乡的冬天刺骨地冷,他平时穿着厚重的棉袄,行动不便。自从他穿上这件薄而暖的羽绒服后,再也舍不得脱下。
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是在 2002 年春节。
那一年,是父亲案件完结的第二年,全家乌云笼罩,过年气氛惨淡。同一年,我的个人生活也出现问题,祸不单行。爷爷并不知道我在北京的生活状态。奇怪的是,某晚他居然梦见我一直在哭,次日立即让人给母亲打电话,问我发生什么事了。母亲没有告诉他,只是说我挺好的。
那年春节,我形只影单地回家过年。爷爷没问什么,只是和我坐在炉边默默烤火。末了,他轻轻说了一句:妹妹,记住,这世间没有过不去的坎。
那是他在世间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一个多月后,爷爷骤然离世。爷爷走得很突然。上午还带了一堆祭品,一个人跑去祭先祖的墓,下午就在家里溘然长逝。堂伯伯来探望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走了多时。桌上的碗里,半碗蛋茶冰凉如雪。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从北京回家奔丧。父亲请了法师为爷爷做道场。我站在屋顶,看着楼下的厅堂香烟袅袅,穿着红色道袍的法师围着爷爷的遗体转动,口中念念有词。奶奶扑在爷爷的棺木上,悲恸垂泪。活着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相爱过,可是奶奶对爷爷的离世却汹涌着如此巨大和真切的悲伤,让我深感吃惊。
但遗憾的是,他们生前均向父亲表达了对彼此的决绝——这辈子过得太苦了,下辈子不要再做夫妻了,死了不要同穴。父亲只好按照他们的心愿,把两人分葬在不同的墓地,彼此相距几十公里。六年后,奶奶也去世了。我不知道他们后来在天堂是否已经重逢。如果见到彼此,会不会尽弃前嫌,愉快地说一声:嘿,原来你也在这里!
父亲为爷爷准备了一块墓地,在十几里外一个小村子的山上。爷爷下葬那天,我带着摄像机,跟着送葬的队伍,完整记录了爷爷在地上最后的旅程。
我看到,爷爷的一生被装在一个面无表情的棺木里,被塞进那个黑魆魆的墓孔。乡人一锹锹地往里填土,当墓孔被最后一块石头彻底封死的瞬间,我泪如雨下,摄像机再也端不稳了。
尘归尘,土归土。我感受到了阴阳永隔的残酷,感受到了人生热闹假象的幻灭,感受到了山谷没有回声的寂寥。
那一天,我知道爷爷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的世界,在那一刻永远停止了,就像下海的船归岸,倦飞的鸟归林。次日太阳照常升起,照着刚出生的生命,吐出新芽的春树,但与爷爷无关了。
爷爷在马来岛橡胶园的辛苦劳作,在归国的太平洋轮船上的远眺,和奶奶纠缠一生的痛苦婚姻,在村里担惊受怕的日子,和我午后坐在长凳上聊天的美好时光,都随着他的离世远走了,远走了。它们像风,像雾,弥漫在我的周围,但是一伸手,只抓到一把荒渺的虚空。
我的心陷下去无数个洞,像被雨打湿的蜂窝,不禁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