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进入冲刺阶段,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指日可待。现在,可以开始考虑对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做出部署了。要想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的时候,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宏伟目标,首先需要我们定一个小目标,那就是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收入(GNI),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经济体)分成了四个组别。以2016年数据为例,人均收入低于1005美元的是低收入国家,在1006至3955美元之间的是下中等收入国家,3956美元到12235美元之间的是上中等收入国家,12236美元之上的是高收入国家。当然,这些标准会随着各国汇率和收入变化不断调整。中国于1999年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于2010年又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6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8260美元,离高收入国家还有相当距离。
由于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成功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即使从低收入组别进入了中等收入组别,却长期滞留于于此,因此有人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对于这个概念是否成立、中国是否也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一直都有争论。为什么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没有做到这一点,其中原因相当复杂,学术界亦缺乏共识,是否用“中等收入陷阱”来概括可以商榷,但这一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至于中国,尽管看起来离高收入国家标准还有一定差距,而且这一标准未来还会提高,但按照当前的发展势头,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保持人均收入5%的年均增速,再加上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所带来的实际汇率升值(即巴拉萨-缪尔森萨效应),估计再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但是,成为高收入国家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国家,人均收入至少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高收入国家内部收入差距也是非常大的。2016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挪威,超过8.2万美元,而整个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超过4.1万美元。可见,即使要达到平均水平也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何况一个更重要的区别是,高收入国家并不等于发达国家。
尽管缺乏明确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发达国家不仅人均收入高,而且应该具有工业化已经完成后的产业结构,有先进的科技水平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一点是,有很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具体表现在居民健康和教育程度上。有不少高收入国家是石油输出国和小岛国,尽管其收入水平高,但其他方面的发展水平不符合上面所说的情况,因此不能算是发达国家。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原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96年发现石油之后,仅用了12年就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其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只有5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5.5年,这样的国家显然不能算发达国家。
有鉴于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布由人均收入、健康和教育程度三大指标组成的人类发展指数,旨在更好地反映一个经济体的整体发展水平。从该指数来看,发达国家无一例外不仅人均收入水平高,而且居民预期寿命长、受教育年限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了,应该对国民的健康和教育做更多的投入,一方面,这是增进国民福祉、体现共享发展成果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提升国家人力资本、保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手段。
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一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行列之后,其劳动力成本必然会显著提升,这时候必须对人力资本加大投入,这样才能维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竞争力,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例如,亚洲“四小龙”是发展中经济体中真正通过工业化进入高收入行列的,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韩国的人均收入也有2.7万美元,是高收入门槛的两倍多。而且,亚洲“四小龙”的人类发展指数均可以排进前30,其名次还要高于人均收入排名,说明他们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做得更好。
目前,上中等收入国家中人均收入水平高于中国的只有14个国家,除了个别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起伏不定,还有的虽短暂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很快又掉了下来,说它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为过,中国超过这些国家是完全可能的。问题是,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之后我们能保持住吗?能继续增长并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吗?这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
目前,发达国家的居民预期寿命大部分都在80岁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2年左右,而我国的数据分别是76岁和7.6年,还是有相当的差距。近几年,我们的预期寿命差不多每五年提高一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大约是每十年提高一年,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已经算做得非常好的,但我们的目标毕竟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必须要有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事实上,有不少发达国家也在提升,有些速度还不慢。
现在的问题在于,尽管我们决心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但由于可投入的资源仍然有限,所以必须决定往哪里投才能产生最大的效益。不久前,美国斯坦福大学罗斯高教授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人直接的反应是我们应该普及高中教育,这样可以更快地提高受教育年限水平。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教授的研究显示,对教育的投入越早回报越高,越晚回报越低。比如说,对儿童早期教育投入的回报是8:1,而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回报是1:1。罗斯高教授也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堪忧,实际上是早期营养和教育缺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