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洛阳市的一处广场上，一个中年男人被五花大绑，押解到了广场中央。

在旁观群众的注视下，一名荷枪实弹的武将举起了手中的枪，只听一声枪响，那中年男人应声而倒。

随即，旁观群众爆发了一阵叫好声，人们纷纷表示，恶贼已除，实乃大快人心。

这名被枪决的恶贼，名唤陈东平，而他还有另一层身份，那就是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

那么，陈东平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经历，从前途无限的上将之子，到被世人唾弃，被法律严惩的恶贼。

纨绔子弟

1940年，陈东平出生于革命圣地延安，其父乃时任冀南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

彼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军石友三和侵略者暗通款曲，频频在冀南地区挑起针对我抗日军民的武装冲突。

面对日趋严重的地方局势，身为军区司令的陈再道担起了维护抗日根据地稳定的重任，繁重的军务令他分身乏术。

为了不让孩子成为掣肘他的累赘，陈再道决定将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留在延安。

在打垮了石友三领导的国民党顽军，粉碎了侵略者对冀南根据地的扫荡后，陈再道于1943接到了组织上发来的命令，动身前往位于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

陈再道本以为自己回到了延安，就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儿子，但在那个一片战火的乱世，骨肉亲情毫无疑问成为了很多人求而不得的牺牲品。

繁重的工作下，陈再道夫妇只好将孩子交给了延安的保育院，此后数年，将军带领部队南征北战，错过了儿子的整段童年，父母角色的缺失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转眼间，时间来到了1949年，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和无数烈士的鲜血后，华夏大陆终于迎来了光明的春天。

革命胜利后，陈再道终于获得了难得的空闲时间，可以和家人共渡美好的时光。

但是由于父亲角色在成长过程中的缺失，年少的陈东平变得叛逆。可由于陈再道的关系，人们对于陈东平的错误给予了最大的宽容！可是在陈东平看来，自己的父亲是大人物，别人怕自己是应该的！

渐渐地，陈东平内心深处扭曲的虚荣感和优越感油然而生。很快，特权思想就在陈东平的身上生根发芽，读书时代就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南霸天”，父亲陈再道虽然对他多有叱责，但架不住妻子对孩子的宠爱。

陈再道本以为儿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懂事。但事与愿违，陈东平进入中学后，恶霸行径可以说是变本加厉，成为专门欺负同校女生的“恶少”。

陈东平的恶劣行径，掀起了一股不小的风浪，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陈再道担下了儿子犯下的过错，为了将他引回正途，陈再道决定将儿子送到远方求学，离开母亲的庇佑。

1960年夏天，“陈衙内”被保送到了哈军工，正式成为了一名军校生。

作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军事院校，哈军工的管理可以说是相当严格，迫于外界的压力，陈东平只能装出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样，收敛起自己的锋芒。

但在背地里，陈东平的腐化堕落行为并没有停止，严格的规章制度让他萌生了强烈的厌学情绪，他在课堂上心不在焉，经常借口自己身体不适，逃避日常军事训练和政治活动。

这样一来，他原本就不那么理想的成绩就更难看了，分数一落千丈，成了高干子弟中表现最差的“害群之马”。

对于这颗破坏学习氛围和学校风气的老鼠屎，哈军工的老师很是头疼，但这位“衙内”平日里伪装得挺好，又没有犯下什么大错误，就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时间来到了1962年8月，陈东平向学校递交了一份申请，表示以自己现在的成绩，很难适应接下来的课程，干脆休学半年，回家调整心态。

校方收到陈东平的申请后，心中不免松了一口气，让他回家接受那个司令老爹的教育，说不定能这个榆木脑袋开窍。

其实陈东平之所以休学回家，是受不了军校严格的规章制度，如今回到家中，那可真是如鱼得水。

他每天的任务，不是补习功课，而是关起门来收听敌台广播，再就是大看所谓的“内部电影”，将自己的全身心投入到西方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在观看大量的内部电影后，陈东平饱暖思淫欲，他幻想着西方世界男欢女爱的生活，欲望的驱使之下，这位恶少决定铤而走险，将自己最后的底线抛置于脑后。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从当地的一座军用仓库中找到了一部退役电台，并用这部电台联系到了蜗居台湾的蒋伪政权。

他对国民党的特务们表示，自己想体会一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想到你们那边去享享福。

起初，国民党特务认为他只是一个“疯汉”，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对他的示好也是爱答不理。

这可急坏了陈东平，他连忙向台湾方面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告诉特务们自己乃陈再道之子。

听到陈东平自报家门后，负责“接头”的特务大喜过望，想不到自己钓了一条大鱼。

要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台湾“反攻大陆”的运动正值高潮，大量特务越过台湾海峡，伺机潜伏进大陆地区。

陈东平的“投诚”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毕竟他是上将之子，是台湾和西方媒体用来炒作的绝佳对象。

于是台湾方面先安抚住陈东平，让他先展露一下自己的价值，从自己的父亲那里搞一些情报过来。

领到命令后，陈再道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但是他根本没有机会触碰到像样的军事机密。

在这种情况下，陈东平不仅没有完成台湾当局交给他的任务，还因为每天使用大功率的电台，信号被我方情报人员所截获。公安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秘密电台的藏身处，将正躲在里面发报的陈东平当场逮捕。

堂堂上将之子，哈军工军校生，本该前途无量的陈东平，居然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诱惑，甘愿当起了人民的叛徒。

在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的形势下，陈东平主动敌特机关联络，情节极其严重，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

于是，哈军工党委根据政治部的意见，给予陈东平开除学籍、团籍、军籍的处分，并对他进行强制性的劳动教养的惩罚。

随后总政保卫部将陈东平案件的相关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同时又发给军队内部各大单位党委和公安部，以儆效尤。

为了能让儿子好好改造，陈再道将陈东平送到了一家军方背景的农场进行劳改，消停了几个月后，他又玩起了装病逃避的那一套，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疗养院渡过。

二 获罪被杀

结束了劳动改造之后，陈东平重获自由，由于认罪态度良好，又没有酿成什么大的过错，这位“衙内”躲过了一劫，被安排到河南省的外贸局工作，算是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位公子哥的本性，可不是靠几天劳动就能扭转过来的，在外贸局正儿八经地混了几年后，他被提拔了为了人事干部，负责招工用人等事宜。

在任意一家单位内部，人事部门有着极大的权力，尤其在那个年代，人事部门的一句话，就有可能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命运。

正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在，陈东平成了外贸局内各路人士巴结的对象，他通过帮助他人安排工作，借机收受贿赂和各种好处，赚了个盆满钵满。

对于陈东平这样的人而言，物质收益只是附属品，从小就衣食无忧的他对这些身外之物并不感冒，他追求的是肉体和精神上的欢愉。

于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陈东平开始了自己的布局。作为一名正儿八经的红二代，陈东平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是外贸局公认的妇女之友。

仗着自己出众的先天条件和特殊身份，陈东平开始四处勾引妇女，他哄骗不明真相的妇女，声称自己能帮助她们解决工作和参军问题，然后利用这种手段进行诱奸犯罪。

事后，陈东平将他自己做过的事情抛置于脑后，那些妇女用身体换来的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和虚假的承诺。

从1971年到1983年，在担任外贸局干部十二年的时间内，陈东平通过安排工作为诱饵，哄骗妇女到他的居所，以传看淫秽书刊等手段奸污妇女25人，其中包括未婚女青年19人和少女1人。

除此之外，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收藏并变卖了大量的淫秽色情的非法出版物。而那些受害的女子迫于陈东平的身份，只好忍气吞声。

然而纸包不住火，无论陈东平如何威胁，如何隐瞒自己的罪行，都没能躲过正义的制裁。

时间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刑事案件极具增长。为了在短时间内对犯罪分子展开清算，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将惩罚犯罪放到第一位，法制程序可以适当退让。

于是，在1983年9月2日，围绕形势犯罪的严打拉开了序幕。严打之风很快就吹到了河南，那些被陈东平所玷污的女子，纷纷向公安部门报案。

性犯罪是严打活动中的重中之重，公安部门在收到大量的举报信后，不敢怠慢，立刻逮捕了陈东平。

在审讯中，陈东平依旧是狂妄至极，他表示自己不过是玩几个女人而已，都是你情我愿，根本就算不上犯罪。

面对陈东平的冥顽不化，公安部门和检查部门决定结案，但毕竟陈东平是陈再道的儿子，对他的处置还是请示一下最高法院比较好。

很快，陈东平一案的卷宗被送到了中央，邓公等领导人在看过该案件的前因后果后，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愤怒无奈。

在一次日常会议上，邓公表：示陈东平捅了一个天大的窟窿，并表示一定要将该案严办，必须要变成铁案。

陈再道在得知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又一次犯下了难以弥补的大错后，心痛之余，他决定大义灭亲，支持法律对儿子的严惩。

于是乎，在1984年4月，经过审判后，陈东平被判处死刑，这位“采花大盗”就此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在被武警亚服至刑场时，各路群众燃放鞭炮，庆祝这位无恶不作的“陈衙内”伏法，不知道这位采花大盗看到路边欢庆的人群时，心中又有什么样的感想。

或许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悔恨成了这位二世祖脑海中的主旋律，但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长辈对他的溺爱，自己错误的特权心态，最终为埋葬了他的余生，也为世人敲响了警钟。

结语：

陈东平案的背后，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特权阶级划分界限，天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更蕴含着我党对犯罪分子严打的决心。

连堂堂上将之子，都逃不脱被枪决的命运，更何况那些恶贼呢，在这场具有特定社会意义的犯罪打击运运动中，在全国范围内共处理了超过百万起刑事案件。

可以说，严打地提出并实施，对于维护当时非正常的社会治安环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严打战役不是严打的全部，严打是刑事政策，战役是政治动员。政治动员要严格限制力争停止使用。

严打政策要坚持但必须要在总的刑事政策和基本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不使其越权!越位!膨胀.必须在法治框架内实现法律化，并逐步与世界刑事政策发展保持一致。

严打之后，法治问题再度提上了日程，经过 数十年的发展，华夏大陆在法治道路上依然在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