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氧气，西藏还缺什么？30年前和30年后，答案不尽相同。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决策后，西藏用30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治国、治边和稳藏的关系，决定了西藏的发展路径是独特的。
援藏是国家治理的战略部署，也成了西藏发展的重要支点。
在援藏工作走过30周年之际，南方周末制作专题报道，回顾这一历史时期的“高原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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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干部、林芝农垦嘎玛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骆明飞带着徒弟在渔业大棚里测量水温。（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 图）
“今天是进墨脱的第一天，就把我们吓得不敢想象了。……走了许久，才到达进入墨脱的第一站住地——大岩洞——一个用木板搭建、薄膜纸盖顶的简易驿站……接下来还有三天的路程啊……”
2004年7月27日，许晓珠在日记里写下这一切。
彼时是中央启动对口援藏工作的第十年，也是援藏工作队进驻西藏墨脱县的第三个年头。时任广东省佛山市经贸局副局长的许晓珠，被派往那个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当县委副书记。
从林芝到墨脱，那时的必经之路上，坐落着海拔四千七百多米高的雪山、悬崖峭壁上满是绿苔的羊肠小道，以及蚂蝗遍布的原始森林，徒步是仅有的交通方式，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走一趟需要近一个星期时间。
如今去墨脱的人已无法体验这种经历。在许晓珠援藏任期内，墨脱公路纳入国家地方公路建设规划。公路建成后，从林芝开车到墨脱仅需7小时。
许晓珠是一众援藏干部的代表。2024年8月底，“30年来援藏工作开展情况”新闻发布会在拉萨召开，公开的数字显示，自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对口支援”西藏计划起，已有10批、近1.2万名干部人才进藏工作。
他们的任期内，不只是墨脱公路，在西藏，这片总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土地上，类似的项目不可计数。大到机场、铁路建设，小到农房修缮、植物种植，援藏的痕迹几乎随处可见。
西藏面貌改变的同时，中央也不断对援藏政策进行调整。
在西藏，林芝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北部的念青唐古拉山，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西北部的冈底斯山以及东部的横断山脉几乎将其四面包围，给印度洋飘来的暖湿气流留下发挥的余地。因为变幻莫测的气候、复杂神秘的原始森林、极为不便的交通，那里自古便是一处流放之地。
2024年10月11日，距离林芝市中心广东援藏干部公寓约40公里的一处农场里，3名来自广东珠海的援藏干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一边感受着高原缺氧所带来的身体负担，一边筹建着新的渔业养殖设施。
农场全称是林芝农垦嘎玛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晓丹是广东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成员，2022年进藏前，他在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一职。康晓丹现在的同事、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林浩生，进藏前是珠海市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他们要经营的是一处1960年由军队创建、面积为6343亩的农场。接手前，农场连年亏损。找不准产业定位，是林浩生后来总结的主要致亏原因。
但初到林芝的林浩生，此前从未接触过任何农业知识。
另一位从珠海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派来援藏的渔业专家骆明飞成为主要的技术骨干。正式开展工作后，三人决定，将农场的主导产业从水果种植业，转向高原渔业、水果种植业并重发展。
仅用了一年时间，农场种植的反季樱桃成了品牌，投资5万元的“保温养殖”专利技术则带来超过30万元的渔业回报，将高原养鱼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2023年，农场实现扭亏为盈。林浩生也成了半个农业专家，可以向每一位到访者详细介绍不同品种鱼的生长周期和养殖条件。
不过，除了技术突破，在他们看来，农场能扭亏为盈，现代化的管理与考核也十分重要。
在珠海工作时，康晓丹长期在企业做考核工作。到农场第一年，他便被“奇葩”的员工考核指标震惊到了，“80%是开会、值班、党建，20%是经济指标，这20%里又有80%是开会，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经济考核指标只有4%”。为了扭转办事风气，他们重新编写了一本绩效改革方案。
回望两年援藏生涯，康晓丹真正看到这方小天地一点点好起来了。
但时至今日，康晓丹仍不知道是谁推荐了他。2022年某一天，他接到珠海市委组织部电话时，正在办公室午休。电话那头，一位科长告诉他，新一批的援藏工作正在找合适人选，有人推荐他，组织上觉得还可以，留给他半小时时间，考虑是否愿意去。
接到这通“紧急”来电前，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名援藏干部。与家人商量后，他很快做出了肯定的选择。
与康晓丹不同，林浩生是主动报名要求援藏的：“我原来的领导来援过藏，对西藏感情很深。所以我很早就问过妻子，如果哪一天我要来援藏，她给不给我来。”
援藏干部群体中，像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传承并非孤例。
许晓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林芝市内有十几个援藏的公务员、志愿者或是老师，都曾是他的学生，“今天还有一个学生跟我感叹，问我当年在西藏是怎么度过的”。
西藏林芝牧民的孩子坐在风景区围栏上休息。（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 图）
援藏三十年后，干部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走向现代化，但在三十年前，生存和发展的答案还不分明。
第一批援藏干部进入林芝时，扎西洛布是波密县委宣传部的一个科员。57岁的他现在是林芝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至今还记得一件事，听说援藏干部要去，县里的干部、群众自发组织了欢迎活动，排了两公里长的队伍，但援藏队原定的出发时间却一推再推。
当时，市区到波密的必经之路318国道还是普通的沙土路，一下雨，高山滚石、塌方、泥石流总是在所难免，其中最危险的“排龙天险”14公里路段更是以险峻闻名，被称作“死亡路段”。
“国道烂成那个样子，放在内地谁能想得到？”扎西洛布记忆中的这个西藏，曾长期是全国的“重点关照对象”。
2010年出版的《西藏援助与发展》一书中，中央党校教授靳薇归纳了“关照”西藏的历史。她写道，内地党政干部到西藏工作经历了“进藏建藏”“轮换进藏”以及“定期轮换援藏”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51年至1978年间，进藏的主要是军人，以及四川、青海、云南等省市的藏族干部，还有从内地选调的技术干部等，普遍工作时间长，多为10到15年，有的达28年，很多军人的子女都在西藏出生、成长、工作。
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1979至1993年间，中央开始对干部终身进藏工作的制度进行改革。中组部、原人事部从19个省、市和9个中央国家机关抽调党政干部或专业技术干部进藏时，将党政干部的工作时间缩短为5年，专业技术干部缩短为3年。尽管如此，这一阶段对援藏干部的具体管理仍然存在很多模糊问题，例如进藏工作是否定期，出藏后工作如何安排等。
很快，这些问题有了新的答案。
1994年召开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干部援藏的政策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要求北京、上海、广东等首批14个省市对口支援西藏7个地区，中央多个部委对口支援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援藏进入第三阶段。
1995年2月底，中组部和原人事部在北京召开了为西藏选派干部工作会议。会上提出，分片对口政策提出后，中央决定从首批承担任务的各省市、部委中选派1000名左右领导和技术骨干进藏，其中县处级以下干部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县处级以上干部年龄在45岁以下，组织能力过硬。会议规定，进藏干部定期轮换的时间原则上为5年，但可根据实际情况，在10年的对口支援期内分两批或三批轮换，他们的户口和工资关系不做变动，只转组织关系，进藏后实行双重管理，以西藏地方党委管理为主。
1995年，第一批共662名援藏干部正式进藏。许晓珠了解到，由于进藏时间晚，第一批工作队实际在藏工作时间为两年半左右。此后，每三年轮换一次成为常态。
时间缩短，背后是高原环境和极度落后的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困难。
1995年4月中旬，中央下发通知，鼓励援藏干部向孔繁森学习。事迹报道中提到，有天晚上，孔繁森突然觉得胸闷、喘不过气，觉得自己好像马上就要不行了，半夜起来写了遗书。扎西洛布后来听说，前几批来援藏的干部中，有些压力很大，也写下了遗书。
自然环境恶劣惊人，但更让这些外来干部失落的，还是西藏落后的发展状态。
日记中，许晓珠写下，第一次到达墨脱县城时，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连广东农村都不如的小山村，所谓的县政府招待所，窗户玻璃残破不堪，墙壁上也爬满了地震形成的手指宽的裂痕。
扎西洛布也记得，第三批援藏干部到达波密时，康玉乡还没通公路，摩托车骑不进去，遇到遍布岩石的河谷地，马儿也过不去，只能徒步。一位援藏干部提出，要去乡里的一个项目看看，徒步走了几天几夜，他成了第一位到达那里的援藏干部。
扎西洛布是陪着这名干部一起下乡的，“当时老百姓只在广播里听到中央派来的援藏干部，从来没见到过”。
援藏干部向坤山在巴松措和开民宿的藏族老板聊天。（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 图）
10月中下旬的林芝有些北方秋末初冬的意味，但正午强烈的紫外线穿透浅白的云层时，又让人恍然如至暖春。
无论是气候还是自然环境，那里与内地绝大多数地区都截然不同，游客们却很容易找到熟悉的感觉，道路、住宅、医院、学校，目之可及的地方总会出现几个援建省市的名字，用以纪念那些旷日持久的建设与投入。
林芝市中心区八一镇就是如此，作为“一个在河滩上崛起的援藏新城”，那里遍布“珠海楼”“广州大道”“福建路”“福建园”等地理坐标。
1986年，林芝地区行政公署刚刚恢复成立时，扎西洛布还没有参加工作。他的印象中，当时整个片区只有一条街，商贸、超市“想都别想”。
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洪被称为“二代援藏研究专家”，在他看来，早期援藏的核心就是工程项目。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对口支援期限为10年，其间为西藏安排了62个工程建设项目，由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区市分别承担。
杨明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一阶段各省市援助不仅需要援藏干部提出项目，组织原材料、施工队完成工程、建设资金也需要对口支援的省市，尤其是援藏干部去落实。就像盖房一样，房子建好，只把“钥匙”交给受援方。
到了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又提出，要将原定的对口支援期限再延长10年，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将未建立对口支援关系的29个县纳入对口支援范围，同时安排26个省市进行对口项目建设。
许晓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去到墨脱的。2002年，墨脱成为林芝市内新增的帮扶县之一，在当地不通公路的情况下，负责援助林芝的广东、福建两省决定一起派干部去。“（第二批）派了四个人，福建的干部一个当县委书记，一个当副县长。广东的干部中，我是常务副县长，还有一个当常务副书记。”许晓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到了县里，许晓珠从当地干部手上接过了一份清单，上面写着所需的一系列援助项目，包括修桥、建楼、买电脑、搞培训等。不过在当时的大政策下，援藏干部更多还是自己找项目。
清单之外，许晓珠提出想给县里修路。
当地干部以及其他的援藏干部们不看好许晓珠这一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想法。相处投缘的人私下劝他：“三十几年都没修成的路，你去修，能修得通吗？到时候三年期满，工作总结都不好写。”
实际上，原交通部曾邀请中国交通设计一院、二院同时进入墨脱，设计出“2桥7洞”、预计花费三十多亿元的方案。“在成都开会论证时，交通部的领导们最后问，这条路投三十多个亿下去，能保证常年畅通吗？没有一位专家敢保证，没有地震资料。”自此，修建墨脱公路的计划几乎被官方否定，没有被列入2001年发布的“十五规划”中。
没有顶层支持，许晓珠只能自行筹款，“拼命”往拉萨和北京跑。最多时，他一周从林芝往拉萨跑了3次。
2006年6月，在许晓珠的争取下，原交通部派出了以地方公路司司长为组长的工作组到墨脱实地考察。
工作组到达那天，全村的百姓和小学生都出来迎接，打出了“墨脱军民盼通公路”的横幅。许晓珠在日记中写道：“看到这种情景，所有工作组的同志都流泪了。”
停滞多年的项目获得了新生的机会。2007年，三年援藏期满，许晓珠离开墨脱时，墨脱公路建设已被纳入自治区“十一五”公路建设规划。2013年，墨脱结束了不通公路的历史。
细数援藏三十年的项目投入，在扎西洛布看来，一切远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那样简单，前三批援藏干部的工作主要是打基础，重点看西藏缺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之后则是进行接续式的推进。
具体到不同阶段的特征与表现，杨明洪记得，就在援藏即将走过第一个十年时，2003年，一份报告送到了中央领导人手中，指出此前援藏工程、“交钥匙”的做法有些“面子工程”，中央领导对此作出批示，要坚持将援藏资金“向基层倾斜、向农牧区倾斜”，“所以到了2004年后，（援藏干部）就既要搞基础设施，也要搞产业、民生（项目）”。
或许更重要的是，据杨明洪了解，经过早期的对口支援，西藏当地老百姓当时已经掌握了许多技术、能力，当地政府也具备了资源配置的能力。同一时期，广东在林芝带头做起了“交支票”工程。
所谓“交支票”，简言之就是由援助省市提供一部分资金，将项目施工、管理等都交给当地负责，援藏干部参与其中，从而实现援受双方共同监管。
位于林芝市巴宜区的国际旅游小镇鲁朗，就是“交支票”的代表。
广东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鲁朗工作组组长、林芝市鲁朗景区管委会副主任王琛介绍，它是广东省全额投资38亿元，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项目。但自2016年施工时起，项目便聘请了许多本地的老百姓负责运输工作，屋檐上的绘画、图腾也交给了他们绘就。
除了方向略有偏转，杨明洪还提到，与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规定了62个项目不同，2001年召开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中央并未规定援助方应该出多少钱，而是将各省市的年度援藏投资实物工作量交由援助方决定，事后研究发现，由于各省市相互竞争，实际的资金投入体量基本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