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改革者：黄马甲运动与全球化时代的理性政治困局 | 欧罗万象·法国

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此为无删节版本。

撰稿人：王子琛

法国总统马克龙可以没有想到，一个在国际上广受欢迎的环保政策会酿成他在国内面临的最大危机。

这位法国总统一贯在世界上以环保主义者的身份示人，《巴黎协定》是他在和每一个外国领导人会面时几乎都会提起的话题，而“让地球再次伟大”已经成为他脍炙人口的、与退出该协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针锋相对的口头禅。根据民意调查，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马克龙都颇受好评，环保界的明星人物们，包括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和前加州州长施瓦辛格都多次为马克龙举办的环境峰会捧场。然而，当他在11月中旬宣布再次上调柴油价格，以促进节能减排、落实巴黎协定的时候，他却面对着席卷法国的汹涌民意。

网络动员、没有政党组织、没有政治立场、公民的自发运动、多元的诉求表达……在11月下旬的周末中，二十万人涌上街头，穿着法国司机常备的、在车辆紧急遇险时才需要穿上的“黄马甲”来表达对马克龙政策的不满。抗争中，他们诉求的议题迅速扩大，从对燃油税的不快，到对政府一年来种种政策的不满，甚至喊出了要总统辞职的口号。随着时间推移，示威的人数不断减少，但暴力程度却与日俱增，甚至马克龙的内政部长卡斯塔纳一度暗示政府在考虑进入“紧急状态”。这场暴风雨般袭来的抗争给旁观者带来了太多困惑：马克龙已经推行了太多成功的改革，而环保政策本应受到广泛的欢迎。即便又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政策，这次的抗议过程无论在组织还是诉求上也都与之前一年工会或政党主导的种种街头抗议不尽相同。但当我们深入考察这次运动的始末，便会意识到其来有自，法国一年多来的政情发展脉络和全球化时代困扰着各个国家的治理危机都是黄马甲运动背后挥之不去的幽灵。

距离马克龙踏入爱丽舍宫已经一年半，他成功履行了其竞选期间的大部分改革承诺，修改了劳动法，启动了“法铁”的改革，降低企业税，减免社会保险捐金，废除绝大多数房产税，并且开始着手推动对福利体系的改革。其中的许多改革在法国未必受到欢迎，尤其是劳动法改革和法铁改革是自从希拉克时期以来多届政府屡经讨论却一直未能做到的事情。然而，马克龙依靠在国民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和对竞选承诺的捍卫，利用高超的政治谈判策略和左右反对派的分裂在改革上一路高歌猛进，几乎没有受到真正的阻力。在国际上，马克龙捍卫自由贸易，呼吁全球合作对抗气候变暖、全球不平等、疾病和饥饿等治理问题，俨然成为欧美自由主义秩序的代言人。

然而，这位在改革上足够强势的总统，在国内的政治处境却颇有尴尬之处。他的民调自从2018年1月起就一路下滑，其中受到6月份他的保镖被认为违规和示威者发生暴力冲突的丑闻影响，在10月份已经滑落到历史最低点，仅有不到1/3的法国人仍然表示对他的施政满意。有超过七成的法国人认为马克龙是“富人的总统”，“不聆听民意”，“脱离人民”。相比于他的前任在执政同期时的民意数据，马克龙可能仅仅比他的前任，被公认为法国最失败总统的奥朗德略高。

但另一方面，马克龙的国内政策一直高歌猛进，不受阻碍。在政坛上，他仍然没有成行的对手。法国传统的左翼和右翼政党因为他的异军突起而被打乱阵脚，时至今日他们仍然没能提出对抗这位总统的全面纲领。极左翼的梅朗雄因为“不屈法国”在财务资金方面的丑闻而个人欢迎度大减，极右翼的勒庞仍然没能从2017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而中左翼的社会党和中右翼的共和党本身就在内乱，从共和党中分裂出来的温和派成员所组建的“行动党”（Agir）领袖莱恩斯特甚至成为了总理菲利普重组内阁后的文化部长。更显著的是，在大部分民调中，马克龙的个人支持度仍然在主要政党领袖中数一数二，他的基本盘、共和国前进运动的选民对他的施政表现高度满意——这可能得益于他坚持执政纲领和竞选承诺。更具有指示意义的是调查选民是否认为如今法国政坛的主要政治人物能否比马克龙更胜任总统职务的民调：根据这一民调，认为法国绝大多数知名政治人物能比马克龙做得更好的选民都基本不到20%，而认为他们会做的更差的则约有四成，而且这一数据特点无分左右。也就是说，马克龙虽不受欢迎，但他在国内政坛上没有对手。

而且，马克龙成为总统的方式和法国所有传统政党出身的政治家都不同。他的政党创立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为了国会的最大党，并且垄断了国会的议程。可能是因为改革的时间紧迫，又可能是因为马克龙认为自己的政纲已经在选举中受到了国民检验，他也不愿意将改革议程与其他政党进行讨论。共和国前进运动的所有议员都是马克龙亲自挑选，他们的议席是因为对马克龙改革纲领的承诺而得以确保，所以这个政党缺乏传统的派系，缺乏足以制衡爱丽舍宫的政治力量，而几乎成为总统的“橡皮图章”。兼之马克龙本人精力过人、又刻意吸取了专门树立平民化形象结果导致政府陷于争吵和内斗效率低下的奥朗德的教训，以“宙斯总统”的形象示人，全盘包揽了政府的改革议程，这就难免带给他高高在上、不顾民意、一意孤行的形象。纵观马克龙的政策和他的民意调查可以发现，大部分对马克龙政府的反感反而体现在形象上，而不是政策上。即便是劳动法改革和法铁改革这样争议重重而且引发抗议的政策，民调中也是支持略高于反对。对马克龙的厌恶，更多是一种选民主观上的感受，是对于形象的不满。诸如“富人总统”一类的标签，使得他的所有政策都容易在道德立场上饱受质疑。

然而，政党难以在如何抵抗他的改革政策上取得一致，于是主流政党乃至极左翼和极右翼的政党都无法对马克龙的政策进行全盘的否定和攻击。选民的不满情绪不断酝酿，政坛却反应缓慢、甚至陷入碎片化和内斗之中。考虑到这样的政治环境伴随着马克龙在2018年的改革一直持续着，这次抗议就显得不那么突然，其过程也不至于那么难以理解了。对于一个不受欢迎的总统来说，当政党无法提供可行的其他道路、无法为选民带来不同选项，他们就更有可能采取直接行动，或者将愤怒用目标、主题都不明确的方式发泄出来。马克龙不可能因为没有对手就永远享受着没有反对的待遇：他迟早会面对这样一次大规模的抗争。

可以认为不受欢迎但又没有对手的马克龙和分裂的政坛为这次大规模抗争提供了诞生的机会，而燃油税政策则是一个导火索。然而，这次“黄背心运动”无论是烈度还是诉求议题却已经远远超过了“反对柴油税”这个进行政治动员的基础，而导向了五花八门的诉求。运动的组织者坚持“政治中立”，不愿意受到任何政党的领导。运动内部其实也是矛盾重重，极左翼和极右翼的组织甚至互相反对。然而运动还是延续了下去，并且暴力程度与日俱增。更有趣的是，当法国政府想要去回应运动所产生的诉求时，情况与先前劳动法改革和法铁改革时期政府遇到的困局陡然不同。

为了对抗前两个改革，法国政府遇到的政治斗争都是以政党、工会等建制化的组织为基础进行动员的。也就是说，这些运动议题明确、相对更具组织性，也存在进行谈判和理性讨论的空间。无论是在劳动法改革中马克龙拉拢改良派的工会孤立激进派工会，拉拢社会党来鼓励梅朗雄更加激进的“不屈法国”运动，还是利用不屈法国和法共之间的矛盾，这些策略的有效性都建立在上述前提里：运动存在许多组织者，每个组织者都享有和运动成员之间的一定程度上的利益代表机制。但是这一次，甚至政府的退让都不再有明显的效果：菲利普总理宣布暂缓燃油税征收计划之后，黄背心运动并未立刻停止。在12月的第二个周末，高烈度的街头抗议再次爆发。马克龙政府所面对的，不再是组织明确、诉求相对集中的政策性抗议，他们面对的是“原子化的愤怒”：一个个对马克龙上任一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对马克龙的个人形象，对法国的经济形势或者个人的生活状况感到反对、不满、沮丧的个体走上了街头，通过社交媒体等非传统渠道组织起来，宣泄自己的愤怒。

马克龙个人的政治策略自然要对他如今的困境负有极大责任：他摧毁了法国政坛中建制化的政党，让每一个曾经代表大量社会群体利益的组织陷入内斗之中，而他本人的共和国前进运动及其意识形态、全盘政纲却并没能够吸引到一个足够稳健的多数。他依靠着无人反对而坚决地、按部就班地推动自己的政策，留给民众的便是作风粗暴、傲慢自大的形象。他一遍遍地用精英式的语言向民众们“说教”，甚至用相当激烈的言辞来为自己的一切政策辩护，哪怕其内容合理且正确，也仍然会给人以高高在上之感。正如马克龙在执政一周年时接受两名咄咄逼人的记者专访，他看起来风度翩翩、言辞犀利，逻辑上几乎完全胜过两名记者，但观众的反响却不过平平。马克龙一直都强调他政策的合理性，从免除巨富税开始，马克龙就在强调吸引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许诺未来的社会福利改革。但政治并不只关乎理性，有的时候象征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作为这次抗争一个后续重点的所谓的“巨富税”问题，亦即“社会团结税”，固然可能伤害了富裕人士对法国的投资，但同样起到了象征对社会平等追求的一种理念。即便要为了经济效率而取消，也完全可以采用更加缓和的方式。马克龙这种“得理不饶人”，不留余地甚至连倾听姿态都不表的政治作风，对于此次街头的怒火狂潮显然有直接的因果联系。

但另一方面来看，这次街头抗争的狂风暴雨般的爆发很可能注定了他的结局。在法国历史上，缺乏组织和制度化要素的街头斗争非常常见，但他们的结果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美好。这类斗争宣称他们与整个政治建制对抗，代表了完全的“公民社会”，乃至于是“人民”的主体性体现。但是他们无法提出明确的诉求，也根本没有办法掌控运动的进程。正如这次运动一样，对于马克龙的整个环保计划，其实来自法国环保政党绿党（EELV）的批评就非常到位：提高燃油税所增加的收入仅有不到20%用于补贴新能源，剩余部分则用来削减赤字；征税重点在于柴油，而对于碳排放更高的汽油失之重视；对于公共交通等替代方案的补偿不够。即便是更加民粹、更加激进的主张，也具体在议题上讨论环保的代价应该由富裕人群承担，而不是施加给贫困的大多数。但是黄背心运动不会满足于这些针对议题的讨论，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局限在环保政策议题上。他们要求免除燃油税，要求重征巨富税，但极左翼和极右翼的种种政治诉求也混杂其中。抗议者摆出的断头台是一个很好的隐喻：他们的目标就是把怒火倾泻在政府的代表者——总统本人身上。甚至和1793年要砍掉国王脑袋的那个国民公会都有所不同：雅各宾党人对于国王之后是什么至少有明确的图景，可黄背心运动却没有。他们不能提出政策，也不知道自己所向何方：运动的组织形式注定了他们只能是一盘散沙。

因此，和当年一度力量强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样，这个只是倾泻愤怒、诉诸对立的街头运动很可能并不会有实际的成效。当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激进时，反而有可能会成为马克龙政府诉诸秩序之名全盘压制他们夺取政治先机的工具。正如1968年的五月风暴实际上带来了戴高乐主义者在选举中的大获全胜一般。从根本上来说，这样去制度化的运动本身来源于法国政坛的去制度化：传统的政党体系崩溃，共和国前进运动的力量又没能独自塑造新的政党制度。于是未来的结果也很明显：由于议题上的极不明确，这一运动很难像美国茶党运动被共和党吸纳的模式一样实现制度化，那占领华尔街的结局很可能成为其预兆：在什么都没有实现之后，失望和沮丧代替了愤怒和激情，对政治的疏离，而不是建设性的参与成为了最终的主题。但更可能的是在这一次运动后，不同诉求的人们一边分道扬镳：如同现在左翼将五月风暴视为一次革命性运动，而科恩-邦迪特宣称马克龙才是五月风暴精神的继承人一般；一边又共同为已经去制度化的非理性政治继续添砖加瓦，从而导向政治的衰败。

超出法国的国界之外，我们也可以将黄背心运动置入2015年以来的种种民粹主义潮流中加以理解。从美国到英国，到欧洲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崛起，我们看到的是愤怒取代了理性，身份政治压过了利益政治，情绪表达和反建制让曾经的政坛运转模式失灵。右翼和左翼共同指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不过一方抱怨其对主体民族的剥夺，一方抱怨其带来的分配不公。而对于政坛的“理智派”或曰“建制派”而言，他们也是满腹委屈，只能斥责煽动者破坏共识。

这次黄背心运动也一样。愤怒和不解充满了他们的头脑。左翼认为环保应该由富人承担，而右翼则相信根本不应该为了全球的环保问题来牺牲法国一国民众的利益。国际主义充满辉煌的理想色彩，可真正落实到位却很可能造成各国之间不对等的付出。事实上，环保问题确实需要一个全球治理机制，可是这在眼下根本就无法实现。缺乏政治共识和全球合作的全球化，将问题的边界扩散到了各个国家之外，而且还让人无法找到解决的途径。

环保问题仅仅是一例，但是困扰欧美的种种政治难题其实莫不如是。移民问题被极右翼利用，是因为这带来了全球化工作竞争的恐惧，哪怕这仅仅是一种托词。左翼指控促进经济效率的政策会损害公平，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后果。但问题在于，正如马克龙降低企业税和废除巨富税时的考虑一样，资本的流动无法避免，在这个“逐劣竞争”中，各国只能采用更友善、更亲商的策略来吸引投资，任何对投资不利的政策都可能意味着经济上的自杀。但如果全球化带来如此多的麻烦，踩刹车甚至开倒车是不是可行的呢？英国脱欧的尝试实际上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欠缺全球治理机制的全球化即便再糟糕，其网络外部性和路径依赖效应都会导致单方面退出会带来极大的成本。于是似乎所有的解决方案都被堵死，就和意大利等国对欧盟的态度一般，人们憎恨着一个他们已经离不开的机制：在意大利，对欧盟和欧元抱有好感和信心的人不足一半，可留在欧盟和欧元区的公投民调中，支持者总在七成以上。“无可奈何”的选择招致仇恨和愤怒，而且它难以为自己辩护：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看起来有效的、可行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