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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旁观者的姿态介入，以独立、建设性的精神看待商业以及参与商业——我愿意用这样的答案，回复所有关心我的同学们。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师兄张力奋从FT中文网总编辑任上辞职，回到母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当教授。他发起了一个讲坛，“正在发生的媒体”。上周末，邀请我去讲一讲。
师兄比我大六届，我在学校时他已毕业留校。
我为师兄效劳多年。当年他在伦敦创办FT中文网，我是最早被招揽的专栏作家。我问他，稿费多少，师兄说，500，我心想，英国佬真有钱。后来拿到手，是人民币，而不是英镑。
2007年，娃哈哈与达能因股权发生激烈纠纷，宗庆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煽动民意，我颇不以为然，写了一篇《“受害者”宗庆后》。我对娃哈哈和达能都非常熟悉，从1991年开始接触宗庆后，2001年还写过一本关于娃哈哈营销模式的专著。我在文中认为，饮料行业早就是一个完全竞争领域，国家政策并无保护之必要，一切愿卖愿买，在这样的领域里，以“民族大义”的名义呼吁保护自卫，则有点贻笑大方，视天下为无人了。
我记得，专栏在午夜发到北京编辑部，一大早，力奋给我电话，问我，“稿子已经编好了，但是确定要发吗？”我跟他都知道，这篇专栏一出，我与这家结识了近二十年的公司将缘尽于此。
我苦笑说，公共事大，私谊只能先放一放了。后来果然，斯文既出，直到今天，宗先生还不理睬我。
接下来的几年里，师兄比较偏爱我这个师弟，大概就是从这篇专栏开始的。他还为我提名，得过一个“亚洲新闻奖（SOPA）年度言论奖”。
在上周的讲座上，师兄问我，“你现在离商业到底有多远？”
声音还是英国式的温婉，但是面包棒里藏着锋利的刀。
第一次遭遇这样的质问，是在2004年，我创办蓝狮子出版。
在我们的业务模块中，有“企业史传创作”，我对创作研究员说，蓝狮子要有一堵墙，把中国的优秀公司都挂上去，我们将以出版的方式，成为最大的中国公司案例素材库。
但是从第一天起，我们就面临一道尴尬的坎：为一家企业创作成长史，如果坚持外部写作，肯定隔靴搔痒，拿不到一手的干货，如果得到企业的许可，进入内部调研，那么势必遭到种种的掣肘，面临独立性和公正性的考验。
中国人终其一生的追求，无非是“立功、立德、立言”，我们的写作正关乎“立言”，企业家们岂肯轻易对待。
我设立了“公司出版的蓝狮子原则”，一共六条。包括：尽量走进公司的档案室、距离公司一步之遥、不要被眼前的新闻事件所迷惑、没有公共研究价值的公司隐私不应该被暴露、一部优秀的公司史必须拥有自己的坐标系、至少经受五年的时间考验。
在这六条中，第二条是对研究者的自我警醒，“任何认真的商业史创作者都将小心翼翼地应付这样的情形：零距离接近公司，通过授权获得尽可能多的真实素材，同时在创作中与公司距离一步之遥，不以此为交换丧失对真实的尊重”。
第四条是对被研究对象的承诺，“并不是所有的公司内幕都值得或应该被披露出来，那种要求把所有公司隐私都予以透明化的做法对于被调研公司及其所有者、经营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并不承担用自己的成长经验来教育公众的义务，对‘公司隐私权’的界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它在道德层面上确实存在。”
日后，蓝狮子每次进行公司史创作，都会把六原则拿给被调研公司看，得到他们的认可后再开展工作。
今天，如果你到蓝狮子来，可以看到那堵墙，上面已经挂了一百多家企业的公司史传图书，其中包括：华为、万科、阿里巴巴、腾讯、平安、招商局、绿地，等等等等。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没有任何一家学术机构比我们走进过更多企业的档案室。任何一位中国公司的案例研究者，如果要绕开蓝狮子的出版物，大概是很困难的事情。
在那天的复旦之夜，相对于师兄的温婉，我的师弟师妹们则要“不客气”得多。到了Q&A环节，至少有三位同学站起来发问，问题均直指“文人与商人”的身份认定，他们还举到了网上的几篇博文。
其中有一篇流传较广的文章，标题是：“吴晓波大转身：中国多了一位三流商人，少了一位一流商业作家。”有意思的是，这个标题的格式还是我“发明”的。
1993年，我去浙江大学调研，当时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褚健下海创办公司——他后来的坎坷经历，可以参见我近年的两篇专栏【点击阅读《褚健困境——写于褚健被拘一年之际》】【点击阅读《“不划算”的褚健》】，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少了一位科学家，多了一位企业家，值得吗？”
人生真是诡异如一个“飞去来器”，二十多年前发出的疑问，绕了一大圈，分毫不差地插回到了自己的身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自己这几年走过来的路，很有些哑然失笑的地方。
记得有一次整理书房，我把自己写过和主编过的书垒在地上，一本一本地加上去，已经超过膝盖逼近大腿，我默默算了一下，如果一直这么写下去，三四十年后迟早可以一米八。吴舒然同学站在旁边看，我开玩笑地对她说，哪天你爹挂掉了，墓志铭上刻这一行字就好了：这里躺着一个著作等身的人。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勤勉的人，希望这一米八高的书中有若干本在几十年后还能重印，还会被偶尔提及。这当然是我一生唯一的自我期许。
但是你为什么还要经商，为什么还要离商业那么近，为什么还要录视频、做音频，在自媒体经营乃至新项目投资中耗费那么多的时间？为什么要让商人的身份干扰你文人的“清誉”？
我想，我是被两个东西“害”了，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德鲁克。
好奇心是被席卷而起的新文化消费撩拨起来的，在移动互联网浪潮和新工具的推动下，在今天，一位写作者的创作状态和读者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作为一个极小众的财经作者，你可以摆脱平台的局限，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以更高的效率传播你的思想。
我不能抵抗这样的诱惑。
我所有的写作是为了影响人，而不是自娱自乐，如果我能够独立地掌握新的工具，为什么还要寄生于任何的组织或利益集团？更何况，这一轮的变革，让内容生产者具有了直接变现的商业可能，若不投身其中，会不会有别样的后悔？
德鲁克“害”到我的，是他对商业观察者的自我界定——你必须是一位“介入的旁观者”。
《旁观者》是德鲁克自传的书名，在这位老先生看来，旁观者并不是冷漠消极的人，相反，他应当积极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德鲁克一生写了六十多本专著，同时从事过多种职业，编辑、记者、证券分析师、教授和管理咨询师，他还参与创办了一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管理学院。
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商业年代，其变化迭代的速度显然比德鲁克时代更加的快速和令人产生陌生感，如果你不是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介入其中，很难发现真正的变化。过去的两年半里，你在吴晓波频道读到的几乎所有转型案例和创新事件，都是我用脚跑出来的，而绝不可能在书斋中杜撰可得。
以旁观者的姿态介入，以独立、建设性的精神看待商业以及参与商业——我愿意用这样的答案，回复所有关心我的同学们。
那天演讲结束后，时间已经很晚了。师兄租了几辆自行车，一定要陪我在校园里逛一圈。
在料峭的深冬寒风中，在一枚深黄色的上弦月的照耀下，我们几个老男人摇摇晃晃地骑行。
我们去了当年的六号楼——如今它居然成了女生宿舍，去了教学大楼，去了相辉堂，去了新闻系最早的办公小筑，去了陈望道塑像的草地和经常“闹鬼”的小土坡。在那些地方，我们青春时的理想曾在风中飘。
师兄如今的状况比他主理FT中文网时要松弛得多了。
我知道他想要我坚持的是什么。
有最后一个问题，师兄一直没有当面问我：你怎么保证你仍然是一个优秀的、独立的写作者？
师兄，我想答案是有的——
作品和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