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本文首发于十五言。.
我曾经参与过我们学校的一次沙龙，主讲人是台湾学者张铁志先生，谈话的节目我忘了，大致是从我们熟悉的台湾流行音乐与民谣切入，谈论这一代青年的愤怒和政治参与。他说，台湾青年并不是政治钝感的一代，对于公民团体的身份认同，是通过发声和行动完成的——针对「土地正义」的关切恰恰是通过年轻的抗议者而并非中产阶级在推动。
我知道在政治小清新聚会的场合提出一些看上去很无聊的问题会有些扫兴，但当时我还是尝试着提问：什么是所谓的「土地正义」？
我知道有些概念很美，包括但不限于「公民社会」、「市场经济」，但问题在于，我们对于元概念的追寻在政治辩论中却总是付之阙如。比如在最近北京地铁涨价问题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很多声音都辩诘道：「让市场的交给市场」，仿佛市场逻辑作为某种形式正义的图腾，可以代替决策者处理一切原本应该是政府主导完成公平分配的问题。这种线性思维不仅没有考虑过公共交通所承担的一部分「公义」功能，同时也加剧本身中产阶级和基层弱势始终都需面对的财富资源整合的问题。在没有完成社会整合和政治共同体的一致认同之前，人们不负责任地鼓吹「让市场的交给市场」，无意中也为巩固财富结构的正当性背书合法性。
桑德尔在《民主的不满》中将对形式正义的崇拜辛辣地讽刺为「程序共和国」，丧失对价值追求的追问，导致现代性语境下的公民对政治生活和论理价值的虚无与失语。我们说评价一件事的合法性，是在契约和律法的语境中进行技术决断，在面对政治形态失范时，我们不再试图寻访「乡土中国」的脉络，相反，我们的关切只是集中于「西方话语」。我不是在为二者作简单地意识形态式的评价，而是追问，如何建立政治正当性的话语叙事时，能够不致窒息我们内心不满足于「历史于此终结」的政治想象力。从这个角度上，「道路自信」的妖魔化，和文化殖民具有一定的同构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说谈契约时，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原点，去询问预设的协议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正义？
并不是所有披着「产权」的外衣，就证成了她的正当性。比如对知识产权，我们就必须警惕权利是否会衍生为某种阶层或话语的霸权。知乎上便有同学撰文说，外行人士没有权利提问质疑专业决定。知识产权作为对智识阶层和资本联姻的福利，在张扬精英主义的同时，也忘记了制度本身承担着「言论自由传播」的权利使命。
自从走出校门，我也知道其实不应该随便地鲜明立场。趁着午休困意写出来分享，无非也是为了以后警示自己：最大的利益相关，是不知道未来你究竟和哪种利益结成同盟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