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谣言，为何我们总是容易“感情用事”？

2017年11月的第一天，伦敦警方接到牛津马戏团附近的报警，声称“有恐怖袭击事件”。网上有报道说听到了开枪的声音，并且充斥着人群逃离该地区的照片和视频，甚至在疏散的过程中发生了踩踏事故。在一片恐慌中，人们不知道威胁来自于何处，也不确定后续的发展。

恐慌蔓延后，完全不知发生何事的伦敦市民从商店和地铁站里狂奔出来。

整个事件在社交媒体上被实时发布、分享和讨论。警方试图在推特上平息恐慌，但太多夸张的描述和惊恐的声音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努力。极右派激进分子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在推特上表示，“这可能是伦敦又一次圣战袭击”。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也发推称“一辆卡车停在牛津街人行道上”，并以此为依据推断，在“卡车撞到行人后，武装警察包围了马戏场”。

这些媒体与其说是在报道事实，不如说是在传播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和恐慌情绪。经过调查，警方发布通报称，尚未找到任何嫌疑人的踪迹、开枪或伤亡的证据。伦敦地铁管理局也发表推文，地铁站已重新开放，列车运行正常。没有枪支，也没有恐怖分子。

这场乌龙，源于许多市民都目睹的一起暴力事件：两名男性在高峰时段拥挤的站台上斗殴。虽然没有任何开枪的迹象，但这场混战足以导致人群在惊慌中突然撤退，继而形成了一股迅速移动的浪潮。鉴于伦敦去年曾发生过恐怖袭击，也不难理解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恐慌是如何蔓延的。

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不太可能去怀疑自己所看到的是否是真相，因为在需要快速反应的情况下，本能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数字时代，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大众对“硬知识”的漏洞，很容易被谣言、臆想和猜测所填补、扭曲和夸大。某种程度上，对暴力的恐惧就像真正的暴力一样具有破坏性，一旦蔓延开来，就很难平息。

不仅是恐惧，还有兴奋、愤怒、悲伤、委屈……一切爆发迅速且强烈的情绪，都是容易被误导的。我们如今所生活的时代，往往把反应速度看得比谨慎的思考更为重要。微博、直播、新闻速报等实时媒体确实给大众接收信息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导致我们不可避免地更加相信自己的情感，而不是证据。

情感（Feeling）是我们自我定位的方式，它提醒着我们什么是“人性”。我们感受痛苦、同情和爱的能力是关心彼此的基础。但牛津马戏团事件所引发的恐慌告诉我们，本能并不总是可靠的，因为感觉的即时性很可能会误导我们，引发过度反应。有心之人正是利用这种本能，说服我们相信一些多加思考便能识破的谎言。

而其中，有些情感会转化成非常巨大的政治力量，比如怀旧、怨恨、愤怒和恐惧。特朗普选举获胜、英国脱欧运动以及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所反映出的民粹主义崛起，就被广泛地质疑利用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诋毁专业知识，从而达到政治目的。但这是结果，不是原因。我们需要搞清楚为什么人们轻易地抛弃了理性，而依赖情绪。

当地时间2017年6月3日，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4个多月后，美国多地举行“为真相游行”的示威活动，要求对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事件进行调查。

以经济领域为例，GDP曾被当作经济进步的唯一客观指标，但这个专业概念实际上掩盖了许多社会内在问题。在美国，自70年代以来，有一半人口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收入增长，这使得专家所称的“经济增长”成了一个谎言。欧洲和美国失业率下降，但无法掩盖更多的人因伤病和疲惫而被劳动市场所淘汰，或只能做比过去低微得多的工作。

人们感觉被“理性”所蒙骗了。如此，社会各方面的“不公”被视作一种信念和道德力量，渐渐成为普通人看待问题的基本方式。网民们宁愿相信编造的谎言和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引导，也不愿意相信专家和官方机构的说法。这进一步证明了，在实时新闻和诸多社会问题所带来的迅速且强烈情绪面前，专业和权威的公信力面临着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随之而来的是所谓的“后真相”(post-truth)和“部落主义”(tribalism)。所谓“后真相”，标志着一种不正常的舆论生态，指媒体传播主要起到的是煽动情感、强化偏见的作用，使其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时代，信息的价值越来越体现在其传播力和影响力，而非客观性和真实性。就像特朗普的口头禅“很多人说…”（Many people say），具体有多少人说过，说的是否可信变得不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能将这种情绪和信念传达给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对Twitter的研究表明“情绪化的谣言往往比事实传播得更快”。

要探究“后真相”出现的原因，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现代世界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区别之上，： 精神与身体 之间的区别，以及 战争与和平 之间的区别。然而，19世纪末，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兴起揭示了我们的思想是如何受到神经冲动的影响，使大脑（brain）所传达的生理情绪超越了理智（mind），成为我们理解自己的主要方式。同时，非国家组织(如伊斯兰国)、非军事手段冲突(如网络战)等新暴力形式接连出现。

这些变化，使人们曾经看待世界的方式完全崩塌了。它导致我们在和平年代也时刻处于紧张的状态，个人和政府不断提高警觉，越来越多地依靠本能反应而非事实。

人们对实时信息的追求，同样来源于战争。或许你不敢相信，正是现代战争期间对于信息获取速度、预测潜在威胁和即时决策的需求，推动了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诞生（1969年，因特网的前身ARPA“阿帕网”在美国国防部的协定下，首先用于军事连接）这样看，互联网作为一种处理信息的新方式，强调的是“快速反馈”，它从最初就与以“理性和专业知识”为标志的科学理想有了偏差。

“阿帕网”是美国国防部于 1968 年开始组建的内网，当时主要为了抵御前苏联核打击，现在被认为是互联网的雏形。图为阿帕网实验室。

可以说，专业知识教会我们真理，而数字媒体则让我们对世界有更高的敏感度。专家们负责提供事实，而谷歌和推特负责提供热搜趋势。在这个时代，“战争精神”已经通过互联网渗透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它让我们对日益紧张的世界局势更加敏感，也让我们对原本的安宁感到不安。

这种不安感类似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当人们长期处于紧张对立的状态时（如战争、校园暴力等），警觉和迅速反抗已经入侵了潜意识。同样地，如果受众长期接收未经检验的碎片化信息、强烈且直接的情绪刺激，那么“不安”也将成为我们的本能。

“真相”与“后真相”的区别不在于真或假，而在于事实先于立场，还是立场先于事实。法国记者拍火堆的谣言被放出时，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不是“探究”而是本能地做出“反应”。他们会觉得好笑、气愤或者无奈，会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但很少有人真的去寻找照片的来源、对比异同。

当地时间2018年11月27日，英国伦敦，示威者头戴“扎克伯格”人偶，抗议Facebook网络假新闻事件。

如今，当我们谣言所蒙蔽，终于发现理性的缺失时，常会歌颂科学先驱顽强的意志、冷静的头脑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但在这个精密机器和人工智能几乎无所不能的时代，我们要有另一种理想：或许科学的魅力并不在于多么聪慧，而在于它的谨慎。我们通过媒体看待世界时，需要的不是更高的智商和更快的反应，而是放慢接收信息的速度，耐心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