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傲慢与无知

　　/01/ 经济学家的“优越感”与偏狭

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等级次序中，人们似乎心照不宣地认为，经济学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萨缪尔森在其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称经济学为“社会科学的皇后”。经济学也是社会科学中唯一拥有诺贝尔奖的学科。傲人的经济收入，加之对数学推理的崇尚，使得经济学家们对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那些被他们认为非规范的社会科学不屑一顾。

战后绝大多数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运用数学和统计学，将经济学理论思辨的复杂论证剥离成形式严谨的数学公式，试图将经济学推入“纯科学”的轨道。同时，经济学家们开始思索传统上与其他社会科学密切相连的一些课题。但是，美国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之间基本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跨学科的引用率呈现鲜明的不对称性。

西方经济学研究偏狭性的顽固存在，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不同的认识论文化和权力的不平等。从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甚至心理学家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家侵占了他们的领地，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傲慢自诩，更强化了这一印象。经济学家倾向于把权力、不平等合理化为“正义”，认为权力、不平等是他们的价值、努力或天赋的产物。

　/02/　经济学领域内森严的等级结构

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不同，经济学家总是设法保持自己更为一元化的学科核心地位。这既可以理解为经济学家比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点更为一致，也可以理解为经济学领域内的控制程度更强。

西方经济学家对本领域牢固的控制和管理，首先表现在全国大学的一流经济系对学术就业市场施加的强烈影响。一流经济系相互交换学生的比率，远远超过任何其他领域。经济学内部等级结构的鲜明横向一体化倾向，还表现为招聘过程中遵循严格的相互规范及其形成的凝聚力，在院系等级层次等方面维持着高度的稳定性。

西方经济学出版市场的集中程度也比其他社会科学高，引用率最高的期刊，文章大多数来自精英经济系的教授或毕业生。与其他学科倾向于采用多重标准来衡量学术成就和价值相比，经济学家痴迷于把制度化的等级结构视为衡量学术价值的真实尺度。

西方经济学组织的等级结构和政治权力分布，与其他社会科学显著不同。美国经济学会的组织结构极为简单，但学会的组织程序和决策方式高度集中，与美国社会学会和美国政治学会分散式决策的草根性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3/　经济学家的人生

西方经济学家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见解、信念和品位。他们更率直地追逐利己主义，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气质或专业训练使他们更为自私。

西方经济学家们之间的观点越一致，离普通民众的观念就越远。经济学家们时常向政府提供建议，却无法使民众信服。

与普通大众对政府的抗拒心理相比，经济学家也像其他学科的大学教授那样，更相信政府一些，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政治观点与其他社会科学和商学院的教授之间还是有差距。

过去20年里，经济学家的收入增长很快，特别是那些明星经济学家的收入已经超过了顶级工程学家的收入，而其他领域的学者，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中位数收入几乎没有增加。

经济学家总是与私人企业和国际组织勾连在一起，这些机构不仅为经济学家提供资源及资料，还培养了经济学家干预世界的“习惯”或气质。经济学家对其理论的自信和经济学的社会地位，促使他们总是要跃跃欲试地解决问题。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把自己描述为“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社会学家则更喜欢被称为“社会批评家”或“科学家”。而政治学家大都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但似乎不太愿意被贴上“科学家”的标签。

西方经济学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不仅描述现实，还致力于“履行”或变革现实，力图使他们的经济理论成为现实。

西方现代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的能力可以在政府和其他机构得到运用和展示。不幸的是，社会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霸道持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在各种力量盘根错节、险象丛生下提供专家式的决断，所需的勇气和自信或许是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最大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它的致命弱点。

/04 / 经济学家被高估了吗？

尽管经济分析和预测对政策决策及其争论至关重要，但是经济学家的计划和预测记录却令人失望。2015年2月9日，《纽约时报》以《经济学家被高估了吗？》为题，邀请六位从事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研究的学者，对经济学家的地位和作用展开分析、批判或辩护。这对于我们比较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优劣，防止经济学研究误入歧途，促进经济学和跨学科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Diane Coyle首先为经济学家辩护。她认为，政府决策要平衡成本和收益，需要经济学家清晰地评估得失，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因而经济学家对政府来说，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有用。尽管有些决策不完善、不受欢迎，但这样做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Orlando Patterson和他的研究生Ethan Fosse，对经济学家的批判措辞激烈。他们认为，经济学家与普通大众的观点差距往往大得离谱。经济学家每年在给自己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学究气十足的授奖仪式，掩盖不了他们的理论和政策在实践中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纽约大学商学院院长Peter Blair Henry认为，经济学家未能预测金融危机，恰恰说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经济学。经济学的成功在于运用历史和资料作为争论的工具，而不是做不切实际的预期。

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Philip N. Cohen指出，现实社会中，人们的信息是不完善、不准确的，并不能那么理性地简单使经济利益最大化。意识形态偏见和各种利益冲突，使得现实中的“例外”淹没了经济学家炮制的规则，从而使人们对经济学模型是否有用产生怀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Fourcade指出，经济学知识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实际上是含糊不清的。许多经济学研究深奥晦涩，充满内在的矛盾。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家更多关注的是其模型的精确性，而不是这些模型准确捕捉现实世界的能力。这一学术领域被少数精英控制，与其他社会科学隔离，容纳不下多元的观点和批判。经济学家还与政治游戏维持着复杂的关系，他们按意识形态分歧表述不同观点的倾向，使他们易于被不同党派、利益集团的政客利用。同时，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分歧，也使他们的观点难以得到清晰的表述，更难以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Charles R. Plott认为，虽然经济模型遭遇了许多失败，但其普遍的成就说明，它在基本科学方面是健康的。Plott还列举了经济学在环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宏观货币政策领域的贡献和应用，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学科在这些领域作出过如此重大的贡献。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力图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区分开。在日益流行的实验研究方法支持下，经济学正在运用各种统计技术检验和发展理论，力图解开许多异常复杂的经济现象之谜。经济学的应用及其结果，涉及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的确与众不同。但Patterson和Fosse指出，美国公众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远低于医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甚至低于社会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学家使用统计模型，而在于他们对定性方法以及其他领域和观点的排斥。

关于“经济学家的傲慢与偏狭”是真或假命题的争论还将在西方继续，要等到西方社会经济真正爬出长期停滞的泥淖，人们才可能依据它如何使经济恢复常态的实际过程，对西方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做出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

一些经济学家自负地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社会活动的所有真理，没有解释不了现象，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却连自己学科领域的经济问题都束手无策。不是有这个嘲笑经学家的段子吗？有人问上帝，为什么创造经济学家。上帝回答，因为有经济学家做对比，天气预报便显得准确多了。

真实情况也是如此。美国那么多经济学家，运用各种数学模型煞有其事地研究经济问题，可是次贷危机的发生，没能避免。如果无法避免问题出现，可以及时处理问题，也是好的。而更让人感到好笑的是，面对次贷危机，经济学家只会兴奋地激扬文字，却完全没有阻止危机进一步深化。

当然，必须承认，有一批谦逊的经济学家，在踏踏实实地研究问题，为人类处理经济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向或者增加了可供选择的解决问题的工具。不过，每天自以为是地胡说八道的经济学家也多得很。而这些人多是对“自由主义”顶礼膜拜的经济学家。我们姑且称之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吧。

这些经济学家有几个常用词语：自私、私有制、供给、需求、价格、平衡。他们用这几个词语，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解释现象或者解决问题的模式：在私有制下，自私的个体追逐个人利益，不断制造供给和需求，通过价格调整，供给和需求会自行平衡，自私的个体各得其所，天下太平。再复杂的现象，在这些傲慢的经济学家眼里，都可以用这个模式进行经济学解释。可谓之“万能模式”。最近某经济学家的“合娶老婆说”就是“万能模式”的典型应用。

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有人预测到2020年大约出现3000万光棍。这个预测准确与否暂且不论，仅仅就某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办法，就让人知道“无知者无畏”是个什么概念。这位经济学家认为，“3000万光棍”不是问题，几个男人合娶老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逻辑如下：男多女少，女性的性价格上涨，收入不高，支付不起的男性，可以通过合娶老婆，解决夫妻生活问题，如果允许一妻多夫，光棍不是问题。用固定模式翻译一下：不存在价格管制（允许一妻多夫），女性性价格上涨（女性变少），男性可以共同出钱购买（合娶老婆），男女性供需平衡（光棍问题解决）。

这明显是个混账逻辑。该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的概念穿凿附会地和性别失衡这个社会问题扯在一起，完全是自娱自乐，误导民众，哗众取宠。

其一，从该经济学家的分析对象看，他分析的是性的供需问题，而非家庭婚姻问题。他通过偷换概念，把性代替了婚姻，论证自己的观点。性是生物学问题，而婚姻是社会问题。婚姻包含了性，但性无法代替婚姻。婚姻需要性，更需要情感，还含有文化因子。该经济学家认为性可以代替婚姻，就犯了常识性错误。此外，用价格问题分析性的供需也是严重错误的。由于社会文化的原因，在很多地方，把性作为商品交换在道德上是不被认同的。如果非要用价格分析性的供需问题，那无异于用油去灭火。

其二，价格无法反映情感，而婚姻的情感因素恰恰是最重要的因素。用价格去度量情感就像用斤两度量长度一样荒谬。几个男人合娶一个女人，女人的情感天平肯定会倾向于某一个。情感的不平衡因而产生，这反过来会影响婚姻稳定性。通俗地说，男人间的争风吃醋，会让婚姻破产。该经济学家用“那些偏远的穷地方，就有兄弟几个合娶一个老婆的，而且他们还过得其乐融融”证明其分析的合理性。这很是荒谬。贫困地区不是他一个人去过，别人也去过，但是观察到“兄弟共娶一妻，而且其乐融融”的有多少呢？不知道他观察的是哪个地方？此外，他还说“听说过几个女孩子养一个男朋友的吗？那几个男人养一个女人不可能吗？”这个更是强词夺理，荒谬至极。首先，他仅仅是听说，没有真正见到。其次，所谓的“养”也不是“结婚”。最后，他只是猜想几个男人养一个女人可以。把道听途说、概念偷换和猜想，用在论证上，是否太过滑稽。也许这个世界上某个地方曾经或许现在也有兄弟共娶一妻的现象。但我想这种现象的出现一定不是因为贫穷，而基于风俗和传统。即使是富裕的家庭，为了防止兄弟分家造成财产分散或流失，也可能出现兄弟共娶一妻的现象。但是这和性别不平衡无关，和贫穷更是不沾边。“兄弟共娶一妻”和“几个男人共娶一妻”，毕竟不是一个概念。几个男人未必是兄弟。除非极端特殊的情况，否则，几个男人因为贫穷而共娶一妻的现象不可能存在。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因为这违反人性。这种现象仅仅存在该经济学家的善于臆想的大脑中。

其三，“合娶老婆”无法解决光棍问题。所谓“光棍”不仅仅是单身的概念，而且是个情感概念。光棍需要性，更渴求爱情。确切地说，男性的爱情解决不了，光棍问题就解决不了。而爱情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合娶老婆”也许能解决男性性问题但无法解决光棍的爱情问题，所以光棍依然存在。如果仅仅从性上看待光棍，很显然，该经济学家把问题简单化了。他如此简单的处理问题，只是因为用价格分析性，比用价格分析情感简单。而事实，价格既不能分析前者，也无法分析后者。生拉硬扯只能徒增笑柄。

一个人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无知当成无所不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是有具体的分析对象的，经济学的运行规律也有其适用领域的。脱离具体的分析对象，离开具体的适用领域，工具无效，规律也不会出现。

诚然，很多社会现象的出现都可以寻找到经济方面的因素。但是经济因素仅仅代表社会现象出现的物质基础，而不能代表社会现象能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解释。把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万能化，不是对经济学的尊重而是亵渎。“合娶老婆”仅仅是这种亵渎的一例。如果有兴趣，这样的让人啼笑皆非的主意还可以找出很多。人们喜欢滑稽的小丑给生活增加乐趣，但绝不喜欢一些人的“惊人言论”污染耳朵，混淆视听，误导公众。所以，喜欢秀自己经济学分析能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谦虚一点，多读点书，说话前，多动动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