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名
士交会，每以策试争胜为乐事，一改旧时崇尚清谈之风。
士族之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自幼精研经史文学，求以对策考试入仕为官，因此由察举与学校入仕者日益增多。
这反映该时期
A. 门阀士族势力趋于衰弱
B. 九品中正制逐渐转型
C. 考试成为选官主要途径
[答案解析]答案选A。材料中南朝名士交会由清谈转变为策试，相当一部分人通过察举和学校入仕为官，这说明察举考试和学校越来越重要。察举制度的复兴说明皇帝利用考试和学校教育选官，打击世家大族垄断官员选举的情况，是皇权加强的表现。教材中涉及南朝皇权加强，士族衰落的描述有：纲要上第5课420年，出身低级士族的武将刘裕夺取皇位；选必1第5课南北朝以来，寒门庶族地主势力上升，他们希望打破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积极要求参政。B.九品中正制逐渐转型，材料中没有提及九品中正制，论述的是察举制，故不选B。考试成为选官主要途径是唐宋以后，故不选C。D. 政权的阶级基础扩大，南朝政权统治阶级为地主阶级，古代阶层相对稳定没有扩大，故不选D。
[原文出处]：阎步克先生专著《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99-230页。
南朝察举与学校入仕制度，既处于复兴之中，又明显地士族化了。这是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继续发展的结果。
我们已经指出，采用考试选官方法的察举与学校制度，相对地更有利于皇权一一官僚政治，而不是士族政治。考试方法与择优原则，本质上与身份特权制度是不相容的，它具有选贤任能的功能，以及促进下层士人依靠才行知识改变地位，造成社会上下层的活跃对流，并由此而抑制门阀化、封建化因素的功能。这有利于君主赖以实现其专制皇权的官僚政治，有利于君主抑制可能因过度发展而分夺其权力的特权身份集团。而从另一方面说，依赖于择优原则的官僚体制，又是以专制皇权，作为其权威的主要来源的。因此，察举学校制度的地位变化，就与皇权的兴衰，有了直接的关联。东晋时期，“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宋书·武帝纪》“史臣日”)，皇权低落而门阀专政，察举学校制度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刘宋以来，皇权开始恢复，所谓“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宋书·恩倖传序》)自低级官僚出身的北府兵将领刘裕，依武力而不是门第取代东晋皇室之后，南朝君主通过使皇族出镇要藩、武将执掌兵柄、寒人主持机要等手段，恢复了对大小臣吏的诛赏迁黜、生杀予夺的处分权力。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东晋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南朝皇帝恢复了绝对权威，可以驾驭士族;而士族纵然有很大的社会政治优势，却绝无凭陵皇室之可能。”
……南朝察举与学校的复兴，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士族步入了察举学校入仕之途，是因为“安流平进”已不甚可靠，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接受了皇权所要求的考试入仕方式。在传统地位已有动摇之时，士族不得不为保护进身之阶作出努力。他们之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已是自幼精研经史文学，以此取悦附庸风雅的君主，或求以对策考试入其母欲使之联姻土豪以“结强援”仕为官了。太原晋阳之王元规，幼孤而迁居临海，，他不肯"辄婚非类”，后从师受业，策试高第而入仕途了……这种破落士族，只好走策试入仕，见明经试第，已成为常规性的仕途。…… "文义之事，此是士经术出仕，正是皇权与士族相对地位发生变化的结果。但在另一方面，南朝皇权虽然已能驾驭士族门阀，但由于传统的势力，士族门阀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影响与地位;而且士族制度在某些方面还趋于强化和僵化，甚至把士庶清浊之辨推向了“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极端。例如“寒人掌机要”之事曹魏西晋并非没有，但他们未必就被视为佞幸小人，……皇权虽已能驾驭士族，可士族依然高踞于其他阶层之上。同时，与汉代平民亦能游学求师明经入仕不同，五朝“学在家族”，人或平民能够得到高级文化教育廖若辰星。文化大致为士族垄断，寒者，此时绝大多数却是士族成员。南朝文学大盛，士族文人驰骋文采蔚成世风，钟嵘《诗品》“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由于君主提倡，南朝儒学趋于复兴，但又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条所文之习已成，所以学经学者“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亦皆以为谈辨之资。”儒术之兴，与清谈之习又融为一事。察举之秀才对策依赖文采才学，孝廉及学校试经依赖于经典知识。固然我们可以认为文义经术的兴盛或得力于对策射策入仕制度的促进;但也不妨认为，也是由于对策射策入仕制度与士族的文义经术知识不相抵牾，它们才得以复兴。这是互为因果、互相适应的关系。还可以指出一个社会现象，就是南朝名士交会，每以策试争胜为乐事。……
因此一方面，南朝士族由察举学校入仕者的大量增加，反映了士族屈居皇权之下这一重大政治变迁，反映了皇权以考试选官来促成士族政治向皇权 --官僚政治转变的意向。但另一方面，士族的社会势力与选官特权已积重难返;他们垄断着文化，考试对之并非格格不入的难关;而且文辞经术考试，与士族士人之文化风习，很容易就达成了沟通。所以，南朝皇权与士族在确定选官方针和分割选官权力之上，就只能达到这样一个新的平衡之点:一方面部分士族被迫接受了考试入仕的方式，而步入了察举学校之途--这毕竟不同于“安流平进”;另一方面，士族却又凭借其社会地位和文化实力，对考试入仕之途加以垄断，使之成了士族新的进身之阶，成了“清途”的一部分。而且还须指出，步入考试之途的只是士族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依旧是凭借世资“安流平进”的。
自从东汉顺帝实行阳嘉孝廉考试制度以来，考试就越来越向察举的中心环节发展。南朝察举与学校入仕制度的复兴，也反映了这一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事实上，此期察举制及学校制的许多变化，确实也构成了察举到科举之演变的中间环节。但汉代察举自基层郡吏取人，有“试职”、法，经术笺奏之试，举后入三署“观大臣之能”“累功”之然后“出宰百里”，提供了合格的吏员。文法律令，本身就包含了主要，牧民行政。这确实为王朝行政的行政技术;在汉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经术最终也被理解为与政务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但时至南朝，文法的标准弃置已久，对策之“陈政”意图已流于形式，而主要以文采辞章论高下，成了文士显示才藻之机会;同时经术也与清谈结合而变成了“谈辨之资”，名士视讲经与谈佛论道无大不同。因此，南朝察举与学校考试入仕之途的复兴，并未能立即为政府提供了具备行政能力之吏员;考试选官，只不过是改变了部分士族的入仕方式。由之入仕之后，他们大抵依然可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以职事经心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