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希望这只是一个故事：她不死，我也死不成。

本文来自：成都职工。

蒋贵英今年八十一岁，她忽然觉得，这辈子活得有点累。

前段时间，她花了12块钱，这是她两三天的收入，找人算了一命。

两个问题，为啥活着这么累？还要累多久？

蒋贵英五姊妹，她排老四，死得剩她一个了，偶尔也会有些孤单。

算命的翻来覆去，总结成一句话，人各有命。

19年前，蒋贵英62岁，从资阳老家回到成都，提了一个竹编菜篮。

篮子里盛着一个男婴，是她刚满月的外孙唐郑。

唐郑体弱，出生只有3斤，3天没哭出声。医生说，多半带不活了。但蒋贵英不信。

唐是父姓，郑是母姓，取这个名，意思是让他将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父母。

这孩子不是孤儿，但和孤儿也差不多。

19年后，蒋贵英一家四口在成都生活，当年“养不活”的男婴，也已成年。

丈夫郑明知，88岁，被肺病折磨多年，呼吸声越来越重，最近睡不着觉，靠墙上喘气到天亮，像是拉风箱。

女儿郑淑兰，58岁，唐郑的母亲，6岁时患脑膜炎，“抽了脊髓，后来人就傻了。”

早出晚归捡了十几年垃圾，蒋贵英把一家四口都养活了。

这张照片，拍摄于几年前，蒋贵英在春熙路捡瓶子。因为这张照片，她曾被称为“口袋婆婆”。

后来，她从春熙路消失了，和所有的小人物一样，再没人提起。

但有一个人还一直记得她，这个人叫“弹簧”。寻找蒋贵英，从弹簧给我的两个门牌号开始。

弹簧人精瘦，按成都话讲，有点“干歇儿”，说话时身体摇来摆去，像说唱歌手，很有节奏感，大概就是这外号的来由。

但弹簧心好。几年前认识蒋贵英后，她搬了几次家，他依然隔三岔五去看望。

最近他又要去一趟，送点棉被和衣服，这是第九十八次。

弹簧说，蒋贵英住在马鞍北路附近，一个菜市场里。

他给了我两个门牌号码，第一个“一环路北四段136号”。他说，到这里，你会见到一个消防队，右边第一个巷子，直走，注意左侧有一个通道，只够一个人通行。

通道口第二个门牌，“马鞍北路73号附71号”，一直走到尽头，就到了。

我到一环路北四段时，不到早上6点。

据说蒋贵英早上6点左右，会在附近捡垃圾，这时清洁工没上班，垃圾桶还有隔夜的瓶子。

早上大街车少人稀，如果她在，应该很容易遇见。

我到马鞍北路走了半圈，没有遇到蒋贵英。等到清洁工人上班，我还是没见到她。

工人从垃圾里把瓶子清出来，装进随身的口袋，作为一点微薄的早班补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的源头，可能只是几个瓶子。

按弹簧的地址，我找到一条潮湿的巷子，巷子旁是一排低矮的平房。

下水道散发出腐朽、发酵的味道，有点冲眼睛。

巷子尽头，是两个房间，各10平米左右，房租300元。

一个房间住着蒋贵英、郑明知夫妻，女儿郑淑兰；另一个房间住着唐郑。

屋子堆着各种杂物，只容转身，但收拾得还干净。

听弹簧说我要来，蒋贵英今天在家等我。

她打开靠墙的柜子，翻了很久，掏出一个扎得严实的口袋。

打开，是半袋生花生。这可能是家里唯一能待客的东西。

她说，资阳亲戚送的，“没用过化肥，好吃得很。”

我尝了一个，花生放太久，壳软了，连仁都软了，咬着一股霉味。

她期待地看着我，我假装嚼几下，囫囵吞下去，给了一个回味悠长的好评：

“城里难得吃到这么好的花生了！”

她说，好吃那就多吃点！我又拿了一个，剥了半小时。

她继续翻箱倒柜，最后只找到半瓶白酒，说，我给你倒一点！

我说，不不不了，我肝不好，早上不喝酒。

她悻悻地放下酒，我们继续用这袋花生表演太极推手。

终于，大家都累了，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客套，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从哪里讲起呢，那就从我女儿开始吧。”

蒋贵英很久没说过这么多话了，她花了一上午，给我还原了一段平凡的人生。

6岁，因为脑膜炎，郑淑兰傻了、瘫了。

这是命运对蒋贵英的一波打击，一夜之间，“我一下老了十岁。”

郑淑兰快40岁时，有人给她介绍婚事，对象叫唐忠秀，孤儿，个矮，年纪大，家穷。

蒋贵英没同意，她说，女儿有病，我把她养到死就对了，不要去拖累别人。

“你都60多了，万一你死了，她连个家都没了。”别人说，她的病不遗传，留个后，以后老了也有口饭吃。

这句话打动了蒋贵英。她默认女儿跟唐忠秀走了，没有婚礼。

送走女儿后，蒋贵英和郑明知去了成都。

“老了，做不动庄稼了，水井打水浇地，桶都拉不上来，拉一半，歇一会儿，倒掉一半，再拉。”

“村里过不下去了，想在成都打份工，求个活路。”

第一份工作是在饭馆帮工，这份工作只干了一个月。

有一天，老板看了她的身份证，说，你都60多了，我不敢要你了。

她说，我能干，我有力气。

老板说，我知道你能干，但万一你摔了撞了，我负不起责。

离开餐厅后，她到处找过工作，因为年龄太大，都没有成。

“我们两个要吃饭，老头子要吃药，我也是没有办法。”无奈之下，蒋贵英开始上街捡垃圾。

一开始偷偷摸摸，最怕遇到老乡，毕竟，捡垃圾太“掩人”（方言，丢脸）。

“在老家，只有叫花子才去捡垃圾”，一方面，她又告诉自己，这又不是去偷，没啥掩人的。

“但一家人要吃饭的嘛。”说起往事，几滴浑浊的泪水，从蒋贵英深陷的眼窝中流了出来。

与此同时，在老家的郑淑兰怀孕了。

女儿临产，唐忠秀没钱，蒋贵英赶回老家，用捡垃圾攒的钱，把女儿送去了医院。

唐郑满月后，蒋贵英用菜篮子提着唐郑，带回了成都。

买不起奶粉，蒋贵英用米熬成浆，加一点红苕调出甜味，居然把唐郑养活了。

她还是每天上街捡垃圾，只是身边多了一个伴。

前胸抱一个娃娃，后背扛一袋垃圾，行走在城市间，蒋贵英瘦小的身体，像是一架天平的支点。

她在树荫旁、屋檐下把外孙放下，就在周围捡垃圾。

“大人造孽，娃娃也造孽，我好多次捡完回去，他耳朵都被蚂蚁爬满了。”

女儿生病后，下地干活，蒋贵英都把她带上，放在田边、拴在树旁，一大一小，遥遥相望。

三十多年后，相似的一幕又发生在蒋贵英和唐郑之间。

只不过场景从乡间地头，换成了城市的街边巷尾。

蒋贵英也从一个年轻的农妇，变成了拾荒的老人。

这也是蒋贵英去算命的原因之一，她隐约觉得自己在一个圈里打转，走不出去。

唐郑一岁时，回老家见了父亲一面。那时，唐忠秀离去世只有半年了。

在胃癌和贫困的折磨下，这个矮个子男人，身体蜷缩得像个小孩儿。

唐忠秀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他托人告诉蒋贵英，想要见儿子一面。

“见面时，他有没有托付你，要把唐郑照顾好？”

蒋贵英想了一下，说，没有。

她说，那时唐忠秀已经说不出话了，“就是看着儿子，一直哭。”

蒋贵英背着唐郑，离开唐家时，唐忠秀忽然有了一股劲，从床上滚下来，从屋里一直爬到院子外，“说不出话，一边爬一边哭，哭着送我们走。”

第二年夏天，唐忠秀去世了。蒋贵英又回了趟老家，这次，她带走了女儿郑淑兰。

两个病人，一个婴儿，四张吃饭的嘴。回到成都，蒋贵英并没有感觉到团聚的喜悦。

“那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一天要捡3斤米钱回来，才够一家人吃。”

每天的伙食一成不变，两顿稀饭，一碗泡酸菜，“我现在一闻到酸菜味，都要打个颤。”

“爷爷不能挣钱吗？”我问。

郑明知离90岁只差一个门槛了，但他不一定能迈得过去。

因为肺病，他很早就失去了劳动能力，“不要说做事，多走几步都喘不过气。”

刚到成都时，他帮人扫过地、刷过皮鞋，但身体不好，都不长久。

相似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早上，蒋贵英做好饭，把女儿放在室外的凳子上，喂饭、吃药，带着外孙，出门工作。

下午回家，清理女儿的粪便，洗衣服，清扫家里…

唯一的变化，就是外孙上学后，不用跟着她到处跑，可以少操一点心。

每次弹簧来看她，都要给她买一袋洗衣粉，“她连洗衣粉都舍不得买，冬天时手搓得通红。”

蒋贵英越来越瘦了，上次卖废品，她称了一下自己，68斤。

背着女儿，从床前走到屋外，她扶着床架，攥紧了手，一点点往前挪，走几步，歇一下。

就这几步路，她花了快2分钟。

这张椅子，是蒋贵英捡回来的，在底部打了一个洞，垫上了垫子。

女儿一天的吃喝拉撒，都在这张椅子上。

走回屋里，蒋贵英的脚在打闪，她扶住床架，费力稳住。

她头晕越来越严重了。前几天，在家里拖地时，晕倒了，在地上躺了不知道多久才醒来。

“老头子（郑明知）想扶我，又扶不动，急得哭。”

“晕起来还是吓人，眼前花花绿绿，房子都在转。”

现在，只要感觉头晕，她就抓住能抓的东西，往床前走。

因为头晕，这段时间早上她没出门，她说，冬天天亮得迟，路上走的人少。

万一晕倒在路上了，没人看见。

医生说，这晕病是累出来的，“平时少累点，吃好点，就对了。”

“有得做才有得吃，我少做点，我们一家人咋办？”

她说，有时候她也想，送走了老头子，等女儿也死了，“我也可以无牵无挂地死了。”

“我已经80岁了，是完全有资格去死的人了。”

她指着女儿，“她没有神经，不焦不愁，没有烦恼，她是不会死的。”

“她不死，我也死不成。”她的语气中，有一点无奈。

墙角，放着一个铁皮箱子。

我凑上前，半箱大米，半把挂面。蒋贵英说，这是弹簧上次来买的。

弹簧来的那天，厕所堵了，粪便漫出来，巷子里臭得辣眼睛。

弹簧还带了几个小孩过来，“小孩都没进来，捂着鼻子就跑了。”

弹簧来时，蒋贵英正拿根棍子，弯着腰，捅了半天，水一点没下去，急得跺脚。

后来弹簧找人来，拿钻头把厕所打通了，“他又去找物管和社区，要帮我们改造阴沟。”

临近中午，蒋贵英准备做午饭。

她把电饭煲里的稀饭捞出来，再煮一锅新的。

孙子不在家，一家三口就吃稀饭，一是省钱，二是大家都嚼不动。

每个星期割一斤肉，“下午去买，买撇一点的，便宜，有个油味就行。”

一个卷心白，三根芹菜，是家里全部的蔬菜。

家门口就是菜市场，蒋贵英没敢在上午去买过菜。

早上菜贵，晚上收摊，价格就便宜了，再捡一些剩菜叶，洗干净，够一家人吃几天。

她说，这个卷心白上午卖3块5一斤。晚上收摊，老板1块钱就给她了，还送了几颗芹菜。

蒋贵英家的午餐，一人一碗半干稀饭。

她招呼我吃饭，我说我不饿，我早上吃得饱，在减肥。

其实我是嫌太素。

来回劝了几次，她声音发颤，眼泪汪汪，把手伸到我面前，翻转给我看：

“你看嘛小匡，我仔仔细细把手洗了的，碗也洗过了，干净的，不脏。”

我去找凳子，准备吃饭，一转头她就不见了。

我追出去，她已快步走出巷子，到了对面的小馆子，让老板打一碗毛血旺。

毛血旺便宜，多少带点荤，大概是招待客人才会来点一份。

我拦住她，又买了些熟菜，抢着给了钱。

老板打了两碗米饭给我们，蒋贵英很高兴，回来一路都在说：

“这个米饭是不要钱的。”

干饭我吃了一碗，剩了一碗，蒋贵英说，给外孙留着，回来吃。

蒋贵英把毛血旺留了一半，拌在稀饭里，喂给女儿。

蒋贵英说，唐郑还小的时候，“我一顿饭要吃三次，我一次，他一次，她一次。”

喂饭、喂药，帮女儿排便、盖好衣服，是蒋贵英出门前的准备工作。

我问，什么药。蒋贵英说，苯妥英。我回去查了一下，大概是一种抗癫痫药。

她说，也不是一直吃，没钱就断了，有时弹簧来，也买一些。

只要不是抗不下去，蒋贵英不敢去医院。

她说，一个月多前，她带丈夫去了医院，“嚯哟，花了一百多呢。”

她说话的口气，像是去看了一套房子。

我大致也猜到了，她说的“医院”是哪里。

喂女儿吃过饭，蒋贵英出门了。

这是一条固定路线，穿过农贸市场，顺马鞍北路附近走一圈，从后门回去，大约两个小时。

捡垃圾分几个时段：

1、6点之前，清洁工还没上班，能捡到隔夜的垃圾；

2、早上8、9点钟，上班高峰，车多人多，丢的垃圾也多；

3、中午到下午之间，看运气。

今天出门迟了，翻了几个垃圾桶，蒋贵英一无所获。

拾荒这一行，也分口岸，分淡季和旺季。

冬天是生意的淡季，因为喝水的人少了，瓶子也少了。

而饮料瓶子是收入的大头，16个一斤，卖8毛钱。

“现在一天能捡几块钱就不错了。”

口岸也很重要，蒋贵英拾荒事业的巅峰，就是在春熙路度过的。

初入行时，无意听同行聊起，春熙路瓶子多。

蒋贵英记在心上，打听路线，那时她住关家堰，6路车到红星路二段，离春熙路不远。

她去了一趟春熙路，发现一片新天地：人多、垃圾桶多、瓶子多，一天顶过去几天。

另外，这里是步行街，车开不进来，带孙子不怕被车撞。

之后七八年的时间，蒋贵英都在春熙路“上班”。

早上，坐6路车去春熙路，下午再坐车回来。

她没有公交卡，来回要给4块钱，6路车王师傅住关家堰附近，了解她的情况。

“王师傅不要我的钱，后来，所有6路车师傅都不准我投钱了。”

“我说，我还是要名誉的人，我要给钱，不能白坐。”

“师傅说，他们是帮国家在开车，国家不要你的钱。”

“一开始有乘客投诉。”他们嫌车脏，“车是用来拉人的，不是用来运垃圾的。”

起先司机们都闷起不开腔。“后来有人说，不要我上车，王师傅就毛了。”

那次，王师傅在车里吼了起来：

“人活一辈子，命是哪个都算不到的。这个婆婆家里四口人，老公生病女儿瘫痪，还带个小孙子，都靠她捡垃圾活，你们闹啥子？我就是要载她，你们不坐就请下车，不满意可以投诉我。”

了解蒋贵英的情况后，乘客都没说话了。

“之后，乘客对我都很客气，上车给我让座，帮我拿袋子。”

有时候，王师傅还带同事来蒋贵英家帮忙。

“一来就是好几个人，送东西、打扫卫生，不歇一口气。”

“我喊他们吃饭，他们都说，哪个吃你的饭哦！干完活就走了。”

对蒋贵英来说，在春熙路讨生活的那段日子，有苦涩，也有温暖。

餐厅的老板，让蒋贵英去吃饭，免费。

“给我打的饭菜，都特别多，他们说，吃不完可以带回去吃。”

“去吃过几次，我怕我脏，影响人家生意，就没去了。老板再问，我就说吃过了。”

附近超市、小区居民常把瓶子给她留着；“我经常捡完垃圾回来，看唐郑在吃东西，他说，是叔叔阿姨们给的。”

我说，你被城管撵过吗？

她说，没有。她只记得城管常给她说：

“太婆，你还是买点啥东西吃嘛，你这样一天天的饿，你遭得住哇？”

“我舍不得买来吃，城管就给我端了碗面。”

“有好多年了，一年到头没有休息过。”蒋贵英说，不管是除夕还是初一，不管刮风还是下雨。

有一年除夕，她还带着唐郑在春熙路捡瓶子，有两个人过来问她，太婆，都过年了，你咋还不回家？

“我说，过年了，捡瓶子的都回家了，没人跟我们抢，可以多捡点。”

“他们说，不管咋样，年还是要过的”，“大人不过，娃娃也要过噻。”

他们帮她把垃圾袋提着，开车把她送了回去。

在春熙路拾荒的日子，蒋贵英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

“免费的我不愿去吃，自己吃又买不起，就将就饿着嘛。”

“有时背一大包垃圾，饿得走不动，就坐下来歇一会儿嘛，歇一会儿，就好了。”

说话间，她捡到今天第一个瓶子，很高兴。

蒋贵英说，捡垃圾也是有学问的。

一开始捡垃圾，不管能不能卖的，她都捡回来。到废品收购站，被老板清出一大半，都是不值钱的。

几次之后，她摸清了门道和行情：塑料瓶8毛钱一斤，纸壳4毛一斤，易拉罐最贵，3元一斤。

春熙路，生意好一天能捡几十斤瓶子，挣二十多块钱。

现在这里，夏天也只能捡7、8斤瓶子，冬天就更差了。

关家堰拆迁后，蒋贵英搬到了马鞍北路。

她找不到去春熙路的车了，“有时候人家也不要我上车。”

加上年纪大了，体力差，经常头晕，不敢走太远，她从春熙路消失了。

到现在，蒋贵英还很怀念春熙路，不光因为生意好，还有“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好人。”

餐厅老板、城管、6路车的师傅…“年纪大了，记性越来越差了，但他们我还是记得的。”

街头的垃圾桶，是蒋贵英一家的衣食父母，但也藏着无数的危险。

刀片、碎玻璃、钉子…蒋贵英手上细小的划痕，都曾是一个流血的伤口。

小拇指受伤后，关节的肿块至今未消。

手上一些硬块，是留在体内的玻璃纤维。

仔细搜完附近所有的垃圾桶后，蒋贵英回家了。

口袋干瘪，这一趟收获并不多。

回到家，女儿又把屎拉在了地上，郑明知手足无措地在旁边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