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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是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是道家哲学和道教思想的源泉，其中精深的哲理，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智慧，对当今世界也具有重要的启迪。《道德经》虽然只有不到五千字，但是因为其蕴含了深邃的思想，成为了注释版本最多的经典之一。
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帝王注释《道德经》的先例。如梁武帝撰《老子讲疏》六卷，梁简文帝撰《老子私记》十卷等，但这些御注《道德经》没有流传下来。现存的御注《道德经》有四部，即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的御注《道德经》。探究四部御注《道德经》产生的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御注《道德经》的产生与帝王的个人偏好和时代背景有关。
四部御注各自的产生背景
唐朝皇帝是李姓，所以尊名为李耳的老子为祖先。在李氏王朝的推动之下，道教的地位超越了儒教和佛教，位居三教之首。唐玄宗李隆基对道教和老子的推崇更达到高峰，他在登基之初撰有《玄无皇帝赞》一文，称赞老子为“万教之祖，号曰玄元。东训尼父，西化金仙”，是对老子加封次数最多的皇帝。
宋徽宗赵佶对道教的喜爱比唐玄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曾令道士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宣扬“君权神授”，相信自己就是天上的长生大帝君。他对道教最大的贡献是下令于政和年间编成了《政和万寿道藏》，这是第一部完整雕印刊行的《道藏》。如此热衷于道教的宋徽宗自然对老庄有所钻研，其《御注道德经》和《南华真经逍遥游指归》的水平是比较高的。
明太祖朱元璋在明朝初建之时崇尚重典，但是效果不佳，让他对政策产生了反思，大臣桂彦良指出“用德则逸，用法则劳”，获得了他的认可。之后，明太祖反复揣摩《道德经》，从中感悟了治国之道，并撰写了御注《道德经》。可以说，明朝初期生产凋敝、社会动荡的局面是激发明太祖从《道德经》中寻求治国理念的直接原因。
清世祖顺治帝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第一任皇帝，当时清朝的统治基础还不是十分牢固，各地反清活动不断，满汉民族冲突依然激烈。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需要尽快恢复生产，强化统治，增加文化认同。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顺治帝推崇《道德经》了。
正如清世祖所说：“《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徼。以之求道则道得，以之治国则国治，以之修身则身安。”四部御注《道德经》是帝王求道、治国、修身的指南，其中很多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但每个帝王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理解，进行了富有特色的诠释，这些注释所体现的治国理念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四位君主的共同认识
从共通的方面来看，四部御注《道德经》都认同老子的民本思想，这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一致。如唐玄宗注解“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一句时说：“侯王贵高，兆民贱下，为国者以人为本基，当劳谦以聚之”，强调了治国者要以人为本。《道德经》还有一些思想以利民为目的，如“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宋徽宗就表示赞同，曰：“圣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绝而弃之，与道同体，则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其中认为抛弃圣智，与道同体，才能广利天下。明太祖则曰：“治国务欲民实，无得重敛而厚科，若重敛而厚科，则民乏用矣。民既乏用，则盗贼之心萌，盗贼之心既萌，将必持戈矛而互相戕，是谓难治。”认为要让百姓生活充实，否则会引发盗贼之心，一旦这样国家便难以治理。
以民为本的统治方法必然需要与道合一，实行无为而治。《道德经》中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就是对这种政治之道的概括。无为而治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不进行过度干预。唐玄宗注曰：“人谓王也，为生者先当法地安静。既尔又当法天，运用生成。既生成已，又当法道，清静无为，令物自化。人君能尔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宋徽宗曰：“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耳。无以扰之，民将自富。”如果君主治国以统治者自居，肆意妄为，则国家将会危亡。
老子说其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简朴是《道德经》推崇的理念，这种反对奢靡的观点也影响着帝王的治国理念。虽然宋徽宗后来在蔡京的引导下生活逐渐走向奢侈，但是在张商英任宰相时期，他还是注意节俭的。宋徽宗也注曰：“天地常俭，能常侈常费，而况於人乎?”
《道德经》还有个特点是贵生而恶杀，指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这促使帝王谨慎地看待用兵，不到不得已之时不诉诸武力解决。宋徽宗注曰：“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务本而已，故不以兵强天下。”认可不能优先用武力统治天下。清世祖则注曰：“用兵乃王者之不得已也。夫兵者，不祥之器，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实际治国中的得失
除了上述共通之处，不同的御注《道德经》也各具特色。宋徽宗的文学修养很高，他的《道德经》注释不仅思想内涵丰富，而且文字流畅，唐玄宗的注释也颇有见地。相比之下，明太祖文化修养一般，其注更侧重有感而发，而清世祖作为少年之时注《道德经》，其感悟似乎还不够深刻独到。
此外，四部御注《道德经》结合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形势。北宋中期之后，代表革新势力的王安石和代表守旧势力的司马光围绕变法引发了广泛的党羽之争。宋徽宗时期独揽大权的蔡京等也以推行新法的旗号卖官鬻爵、增税加赋。因此，宋徽宗对变法产生反感，注曰：“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是以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认为治国不能经常变法，要崇尚清静，这显然是与北宋当时混乱的政治状况有关。
虽然四位帝王注释了《道德经》，但是很难说他们完全实践了其中的治国理念。唐玄宗时期发生了安史之乱，成为了唐朝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宋徽宗在后期也沉湎于腐化奢侈的生活，直到宋钦宗时期发生了靖康之变，金兵攻占东京，徽钦父子和大量皇族、大臣被金人俘虏，北宋灭亡。而明太祖和清世祖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则巩固了其统治基础。因此，最重要的是做到“知行合一”，对于《道德经》中的治国理念，不仅要注释，更要真正实践。同时，还应该看到王朝的兴衰受历史发展的制约，并非完全由帝王个人的治国理念所左右。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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