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渡
七十二年前的八月十五日。陈逸松在台北的律师事务所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前一天他已经听说次日有“重大放送”（重大消息要播放），所以特地抽空听一下。但他的收音机杂音很重，听不清楚，只隐约听到“一心一意”“奋战”等字眼，他心想，还不是鼓吹“圣战”而已。于是走到隔壁的山水亭去找音乐家王井泉吃饭。他很喜欢吃王井泉的“东坡刈包”。
两人正在闲聊的当下，在“东港事件”中强逼陈逸松“无罪自首”好让他升官的台北州特高警部补佐佐木仓皇的跑上楼来，一脸惊惶，急切的问道：“陈先生，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感想？”
陈逸松吃过他的苦头，怕是在套话，罗织罪名，就不痛不痒的回道：“只有照天皇陛下所宣示继续奋战而已。”
▲陈逸松
“唉！我听是日本战败宣布投降，怎么会继续作战呢？是不是我听错了？请你们两位稍侯，我先回去州厅再仔细打听，马上就回来。”
佐佐木飞也似的冲下楼去，留下他们两个老朋友面面相觑。王井泉的脸颊微微颤抖着，望着陈逸松说：“佐佐木不像是在开玩笑，你是不是听错了？日本真的投降了？”
“佐佐木说的恐怕是真的，我那破收音机根本听不清楚。”
陈逸松记得，大约有十分钟的光景，他们两个人沉默不语，多少年的心事，多少年的奋斗，多少年的梦想，竟而有这一天。恍如梦境，不敢相信。
王井泉用台语轻声说：“日本若输去，我们所期盼的较理想的社会就会实现了。大家要好好努力呀！”
过不久，佐佐木回来了。他激动的说：“陈先生，王先生，日本输去了。日本输去了。太久受大家招呼，真感谢你们！”说完放声大哭起来。他们也不知如何安慰，也不敢流露出开心的样子。沉默中，佐佐木就边哭边下楼走了。
王井泉去厨房砌了一壶好茶，坐下来静静相对，面含微笑，慢慢品尝。陈逸松永远记得那个茶香，因为几十年来，他未曾如此轻松过，此生第一次，放心，安心，静心，闻到茶香。
▲王井泉的山水亭
陈逸松的作家好友，台南医生吴新荣在那一天中午打开收音机，要听天皇广播，发现它没电，就作罢了。晚上，他的好朋友跑来找他，慌慌张张的告诉他天皇播放的内容。他吓了一大跳。但也不敢真的相信。长久的压制，让他保持警惕。他一直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年轻时候坐过的牢，让他学会不要相信统治者。
次日上午，吴新荣照常去诊所出诊后，才约了几个朋友，来到郊外，四下无人，把衣服都脱了，跳到溪水中，他们要“洗落十年来的战尘，及五十年来的苦汗”。
上岸后，在空旷的天地间，在无外人的海边，吴新荣放心对着大海高喊：“今日起，要开始我们的新生命啦！”
第二天清早，他到一个防空壕里拿出一面祖先的神位，把日本强制摆放的“神棚”移开，斋戒沐浴后，焚香向祖先在天之灵祭拜说：日本已经投降，祖国得到最后的胜利，台湾将要光复！
▲吴新荣
虽然如此，吴新荣并不放心，台湾民众在街道上张灯结彩，但内心还有隐忧。因为日本还有近十七万军人，加上日本居民，合计有五十几万。他们是要去要留，还未决定；如果留下，会不会发生变量？他们会不会大开杀戒？未来中国将如何接收？国际局势会如何演变？这谁也不敢说啊！
吴新荣为了探听消息，特地应一个日本朋友的邀约，去他的家里探望。在日本战败的气氛里，这也是一种友善的表示。那日本朋友姓平柳，主管特务工作，因为长期监视吴新荣而有交集。他把吴新荣请到了他的防空壕里。
在战争后期，美军时常轰炸的时代，许多台湾人都躲到乡下疏散，日本特务无法疏散，做一个大防空壕并不意外。只是吴新荣没想到这个防空壕点着灯，不仅灯光明亮，还备有美酒和酒菜。
“日本到底战败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变成战败国民。”平柳丧气的说。
“但台湾人也不是赢了，怎能说是胜利国民呢？因为我们一向是从顺的，在这连战连败的中间，也未曾和你们抵抗过。”
事实上，到了战争后期，军国主义横行，所有反抗都已被压制，连用收音机听大陆的广播都可以入罪坐牢，台中中央书局的庄垂胜就是因此坐了一年的牢，严厉至此，谁敢反抗呢？
“是，是，这我们也知道，所以未曾放行那个最后处置。”平柳说。
“什么最后处置？”
“这也是过去的问题了，所以我也愿意说给你听。最后的处置是日本军部的政策，于各街庄（镇、乡）将庙宇改成一个临时的收容所，至最后阶段，将所有的指导份子监禁起来。”
“什么是指导份子？”
“像街庄长、大地主、地方有力者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黑名单人物。”
“这地方的黑名单人物是谁？”
“第一名是吴三连，第二名是庄真（庄垂胜），第三名就是你了。但是这份黑名单昨日已经烧掉了。”
“可是这怎么要烧掉呢？这不是国民政府的功臣榜？”虽然这样轻松的说着，吴新荣吓出一身冷汗。
他曾听台北的朋友说，日本特务手上有一份黑名单，若美军攻台，就要把他们统统抓起来杀了，以避免和美军里应外合。幸好最后没有发生，否则自己会命丧何处都不知道，更可怕的是，这简直是台湾精英的大屠杀。
他定了定神，问道：“你想日本将来要向那里去？”
“日本人最听天皇的话，所以这次的投降，以天皇的命令一定不发生问题。但是日本已经属无产国家了，即使有一句‘天皇共产制’的话，我想这也许最适合日本的现况，我归国后也向这条路走。”平柳默然的说。
吴新荣要得到的答案已经有了。他最担心的是，在台日人会不会不甘心战败，最后负隅顽抗，大开杀戒。显然，日本人“最听天皇的话”，应该就是放弃对台湾的统治，准备回日本了。至于日本未来如何走，已经不是他关心的课题。他更关心的是：台湾未来要如何重新开始。
天皇宣布投降时，林书扬还记得“那一刻胸中的沸腾，解放的喜悦和对未来莫名的欢欣期待的心情，难以用笔墨来形容。”
▲林书扬
在嘉义的街头，开始出现教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各种教中文歌曲的知识分子。老一辈的汉文老师被重新找出来，教大家学习中文。皇民化政策之后，汉文教学被全面禁止，只能悄悄的教，现在终于可以公开了。受了五十年日本教育的台湾人，彷佛一夕之间回到自己父祖的文化，许多人像吴新荣那样，把祖先的牌位摆出来，取代那被强迫摆上去的日本神道，用古老的仪式，焚香告祭祖先：台湾光复了。
谢雪红则回到台中市，有一个月的时间，她连络朋友，找住的地方，希望日据时期被停止的社会运动团体可以重建，开始找人筹组“人民协会”。她梦想建设一个新台湾。
▲谢雪红
1945年的那一天，是台湾新希望的开始，也是命运的转折点。
记住那一天，陈逸松闻到的茶香，吴新荣对着大海的呼喊，林书扬心中的沸腾，谢雪红的志气，以及那重新摆出来的祖先的牌位。
七十二年前祖先的香火，我们是否还能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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