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北大博雅讲坛第79期对话实录
"我有时候很生气，他们说所有看艺术电影的都是‘装某某'，所有看艺术电影的都是‘精神手淫’，最好听的说法是都是‘精神俯卧撑’。后来我觉得，你恶俗是你的权利，你凭什么以你的恶俗之心推己及人？这当然是我的激愤之语。我有一个想象就是说，这本身才是一个非常独断的和非常暴力的一种东西。"
——戴锦华老师
本文节选自北大博雅讲坛第79期实录
读者提问：我想请教戴老师一个问题，我在一篇访谈中读到您的一种态度，对待娱乐片和文艺片的态度，您在访谈中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完全是拥护文艺片、批判娱乐片。当然您也知道，有很多所谓的娱乐片也是很优良的。另外娱乐片和文艺片本身的界限就很难界定，所以您对这种文艺片的支持态度是不是针对中国的文艺片比较没落的这种环境的一种批评策略？
戴锦华：首先你的前提我不大认同，因为我自己在所有研究和讨论当中的基本观点是，我拒绝你给我二选一，因为当你给我二选一的时候，我一定拒绝，因为当你给我二选一的时候，我一定说其实有第三个。我不知道，因为我原来一直坚持所有的访谈我都必须看过，有一些甚至你们看到好像是访谈，其实我每一次都重新写过，但是后来太多了我做不过来，所以我不知道你看到的是哪篇访谈和那个访谈当中，我有没有表述的疏漏或者是记录的疏漏。如果我在艺术片和商业电影当中，如果我做了“支持艺术电影反对商业电影”这样的表述，那大概有一个很强的上下文，和一个被逼到墙角被迫表态的状态才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一贯说的是，有太多的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对我来说是两个最大的基本的电影类型，而在我看来它们的差异性非常清晰的。
当然所有的分界、所有的界限之间都会有含混地带，都会有暧昧、越界的作品出现，我说它们是两个大类型是指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形式系统，要求有不同的观众、不同的评价标准。然后我也会不断地说，仅仅说它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其实根本没有完成评价，就是像你所说的，有优秀的艺术电影，有恶烂的艺术电影，有优秀的商业电影，有恶烂的商业电影。但是我总体地支持艺术电影，如果一定让我选，我总体地倾向和支持艺术电影，一方面是非常个人的，那就是我爱电影艺术，我所最爱的电影都是艺术电影当中的佳作，某些商业电影当中的佳作也可能感动我，但是总的来说它不能给我提供愉悦，这首先是非常个人的，是个人趣味。
我有时候很生气，他们说所有看艺术电影的都是“装某某”，所有看艺术电影的都是“精神手淫”，最好听的说法是都是“精神俯卧撑”。后来我觉得，你恶俗是你的权利，你凭什么以你的恶俗之心推己及人？这当然是我的激愤之语。我有一个想象就是说，这本身才是一个非常独断的和非常暴力的一种东西。因为我每个人的趣味不一样，而形成每个人的趣味的历史和条件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本身这两者确实是——有优秀的商业电影、有恶烂的商业电影，有优秀的艺术电影、有恶烂的艺术电影，但我自己所喜爱的大部分都是优秀的艺术电影，只有很少的所谓优秀的商业电影，这是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我确实认为，我可能是从传统艺术当中走出来的，我带着传统艺术的惯性，可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衡量所有艺术作品的两个标准，我觉得电影不例外，一个东西是我们说，有没有形成某种风格，一个东西就是，有没有原创性的表达。而原创性的表达和鲜明的风格通常只能在艺术电影当中找到，而很难在商业电影当中找到，比如说希区柯克是个例外，他的电影序列是有风格的，而且他是原创的，所以他就变成屈指可数的一位体制内的天才。
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渴望这样的东西，我只能在艺术电影当中获得，但这也就是我在社会的、艺术的、产业的意义上去支持艺术电影的原因，因为我个人的观点是艺术电影是整个电影工业的实验室和发动机，因为它是实验室，所以它的失败的几率远高于流水线生产，但是它又是绝对必需的，但是经由它的实验、经由它的发动机的力量，整个主流商业电影工业才能继续前行。
可是我觉得，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其实在今天当我们说这两个名词的时候，我们大概说的是好莱坞和欧洲国际电影节，但是从来在好莱坞和欧洲国际电影节之间存在着第三种、第四种、第五种电影，比如说曾经苏联形成的以苏联为中心的政治艺术电影，比如说广大的非西方国家的自己的国别电影，比如说宝莱坞，比如说非洲电影，比如说曾经的香港电影，比如说曾经的中国电影，我觉得这中间有太多的选择。我其实对中国电影寄予的希望是，如果我们中国能有一大批优秀的导演出现，我们能不能够创造艺术商业的二项对立之外的第三元，我们能不能创造一种中国的商业叙事的样态，不是好莱坞的复制，也不用追随和往欧洲艺术电影上靠，这是我的我觉得有点白日梦性的梦想，但我觉得以我们的工业规模我们已经有这个资格了，我们这么大的工业规模让我们有资格定标准了，可是我们还得让我们的作品印证我们的资格，如果没有作品印证的话，钱真的不是万能的，有钱这件事并不能让我们做到一切。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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