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逆全球化的“互补效应回归”：对于逆全球化趋势，目前仅停留在发达国家层次，以“次贷危机”为引而导致的全球资本收缩，直接摧毁了欧盟制度框架下的“全资本流通愿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在资本扩张周期下，制度设计虽然能够缩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沟壑，但是在资本收缩周期下，制度设计的优越性仍存在天花板。所以，综合制度、技术两个视角我们认为未来能通过实现新全球化破局的主要变量应该集中在技术创新上，而国家竞争力的在构建也是建立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

2、新全球化的“技术驱动换挡”：我们对比了全球技术研发的不同指标增速（整体技术研发包括了政府院校技术投入和商业技术投入），由于缺乏详细数据，所以很难进行GDP增速的相关性分析，但是从整体周期数据来看，全球技术研发的支出增速已经回归至前期（2005年）低点。结合2016-2017年全球各国在技术创新政策性支持的集中爆发，单纯依靠传统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量需求很难对全球经济产生本质性的增速提升。所以，我们认为当下全球经济换挡期，以技术研发为前瞻指标的技术创新正在蓄势待发。

3、全球技术专利的“相对结构变化”：2016年全球PCT专利申请国家排名中，中国申请总量位居第三，同时以44.7%的年增长率远超其他国家。在企业分布上，PCT技术专利表现出很强的头部效应。在行业分布上，信息技术仍是整体的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但是通过对比专利数量的同比增速，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家电（智能物联网）、医疗器械（体外诊断、医疗信息化）的专利均保持了20%以上的增速。

4、全球政策的“一致性出发点”：通过对美国、欧盟、日本三个国家/经济体的技术创新政策环境和框架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虽然因为制度结构和国家文化的差异，在政策重心和细节上存在差别。但是在出发点上存在一致性，既为经济增长寻找和打造新的驱动引擎。

5、国内双线资本的“投资转折”：根据科技创新企业所处的环境，我们可以在资本属性上，将资本力量分为两个方向进行观察，一是政府资本，二是市场资本，两者在投资阶段和投资方向上均有一定程度重合，并且以中央企业主要的产业投资基金横跨两者。但是，我们可以以基金主导者为分类，从两个维度对一级资本市场进行分析：前者目前主要存续的形式为政府引导基金。后者因为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形式，长期运行存续，所以运作模式和制度设计相对成熟，并且是目前科技创新企业的主要投资者和推动者。

  ● 政府引导基金爆发式增长：2016年全国政府引导基金延续了2015年的爆发性增长态势，在设立数量和披露的总目标规模上超过2013年-2015年全国引 导基金的总和。根据投中数据终端CVSource 显示，截至2016年底，国内共成立901支政府引导基金，总规模达23960.6亿 元，平均单支基金规模约为26.6 亿元。

  ● 市场资本的“投向换挡”：单纯从规模上来看，可以预期到2017年无论是基金募集规模上将小幅超过2015年，基金募集数量上将仍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在实际的资本层面，以2017年为转折点，由于以“商业创新”为主导的“互联网+”开始进入边际收缩期，导致在整个新兴产业投资中，基数最大的部分增速也相对放缓。而相对应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的技术创新驱动的细分方向大多仍处于前端风投环节。

我们本着“追本溯源”，“去伪存真”的目的，以“技术创新”为题，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逻辑视角和梳理框架，去了解当下时点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因，去预判真正能够驱动经济增长的技术方向和实现路径。作为“全球技术创新系列”的开篇，我们选择了经济环境、政策环境、资本环境（国内）三个方向对技术创新进行观察剖析，明晰了技术创新是未来新全球化的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优势体现，而全球各个国家的政策建设除了“短期诉求的差异化”(美国更多倾向于“创造就业”、“国家安全”，欧盟倾向于“区域创新协同”，日本则迫切的希望借此来改变“老龄化”)，在长期方向上是一致的。同时回归至国内资本视角，我们也可以明晰的看到，近年资本从“商业创新”向“技术创新”的转移正在加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基因测序”、“物联网”三个方向，所以可以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二级市场对于新兴产业的估值溢价也存在类似的结构变化。

风险提示：

  ● 基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风险爆发，对全球技术创新环境的影响

  ● 资本传导的行为一致性，导致部分新兴产业泡沫化严重

  ● 在企业层面围绕技术专利，所存在的排他性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