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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为《胡雪岩破产事件真相》
为避免社会动荡，清廷最初以密谕的方式发布阜康银号倒闭的消息。诸多高官是银号的客户，他们急于保全私款以及公款。
光绪九年（1883）底，胡雪岩破产了。
这年12月6日，兼管顺天府事务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毕道远和顺天府尹周家楣，联名上了《阜康商号关闭现将号伙讯究各折片》，告知朝廷京城阜康银号倒闭，这是目前在清宫档案中查到关于胡雪岩破产的最早记录。奏折说阜康银号伙计汪惟贤前来自首，供认银号已经倒闭，负责人已经弃店逃跑。
银号的老板即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五年前经左宗棠奏请，清廷刚刚赏给胡雪岩黄马褂。按清制，黄马褂向来只赏有军功之人，胡雪岩为清代唯一获得此赏的商人，可谓异数。
京城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已经知悉阜康银号倒闭的消息。12月5日，时为工部尚书的翁同在日记中记述：京都阜康银号，大贾也，昨夜闭门矣。清廷接到奏折后，当日立即下旨，要求毕道远、周家楣将阜康银号所经手的公私款项逐一查明登记备案；令闽浙总督何以及浙江巡抚刘秉璋查胡雪岩在浙江原籍的资财，以备抵债；还要求各省督抚将辖区内的胡雪岩产业先行查明。
清廷采取密谕的方式，只有军机大臣以及接到谕旨的有限几个人知晓此事，这是为了避免引发社会动荡。一个民间银号的倒闭让清廷如此紧张，密旨中透露了原因，“该号商经手公款及各处存款甚多”。清时日本人大桥式羽所著的《胡雪岩外传》中所引户部尚书阎敬铭奏折，京城阜康银号倒闭后，“光绪九年十一月间，（胡雪岩）将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处所开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人心浮动，道路嚣然。”翁同12月26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阜康银号的倒闭引发京城不下百家钱铺闭歇的关店潮，“迩来九城钱铺闲歇者不下百家，街市萧条，小民愁苦，恐酿事端也”。
鉴于“胡光墉所开阜康及胡通裕票号倒欠公私款项极多，尤为可恶”，1884年10月23日，清廷下旨对银庄开设分号进行规范：京外票号开设分号，必须先到户部等申请执照；各省要将开设票号商人的姓名、住址造册送部，以备核查；开设票号，必须由地方官证明确为殷实富商，各票号间需共担赔偿责任；经营私款汇兑者，每个票号每年需向户部缴纳税银600两。
12月27日，清廷给时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下旨，要求缉拿胡雪岩，并勒令胡迅速还清亏欠的公私款项，否则将从重治罪。谕旨口气之所以如此严厉，一个原因就是高居庙堂之上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中不少人是阜康银号的客户，自然急于保全自己的存款。
尽管清点是秘密进行的，但达官贵人在阜康银号的存款还是逐渐为外界所知。12月18日，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上奏说文煜在阜康存银有70多万两，要求查清这些巨款的来源。文煜时为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此折惊动了病中的慈禧，当日她即下旨让顺天府究查。
顺天府清点的结果：阜康银号的账簿中，有“联号开列银四十六万两，第一号上注明文宅字样”。这四十六万两中，文煜的哥哥、曾任江西布政使的文祥承认十万两为自己历年养廉银的结余。至于其他36万两，慈禧在12月25日要求文煜如实交代来源。
文煜不敢怠慢，当日上折告诉慈禧：自己从道光年间即出任地方官迄今30多年，加上还担任过管理海关、崇文门税务等“优差”。存在阜康银号的36万两，都是历年养廉银、薪俸结余。同在12月25日这天，慈禧发布了对文煜巨额存款的处理决定，承认文煜所言非虚的同时，为平息舆论，要文煜拿出10万两充公。
此事对文煜的仕途没有什么负面影响。1884年6月6日，文煜由协办大学士补授大学士，这表明77岁的他依然受到慈禧的礼遇。同年12月13日，文煜病逝。据说，胡雪岩在杭州的宅第（今胡雪岩故居）日后就以10万两银转让给文煜抵债。曾有人估计，不含地价，胡雪岩故居仅材料和建设费用应该在50万两至100万两之间，可谓物超所值。
在阜康银号存款的官员还有很多。12月21日，邓承修上折参劾顺天府尹周家楣同阜康银号、胡雪岩来往密切，不适合查办文煜案。其中提到，阜康银号倒闭后，周家楣连夜带亲兵去查封银号，抬走“衣物八大箱”用以资抵自己存在银号的七万余两银子。翁同在日记中记载阜康银号倒闭的同时，还说“其票存不可胜计”。有他自己经手的，也有“圆通观粥捐公项六千两”存在阜康银号。如今，银号关闭，他只能徒呼“奈何奈何”。时任户部尚书、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的王文韶，曾接到朋友来信，要他帮忙从阜康银号中索回所存的近2000两银子，但王文韶觉得希望不大。
私款之外，还有不少公款存于阜康银号。左宗棠在1885年4月的一份奏折中就说：“该号商亏欠各省官项甚多。”1884年2月3日，左宗棠奏报朝廷，已经遵旨将胡雪岩的阜康商号查封，以便将来偿还户部和江苏在阜康银号所存的公款，这表明户部在阜康银号有存款。
根据清宫档案，至少还有福建的公款。1884年9月，邓承修就曾奏参福建布政使沈葆靖，将福建藩库公款私自存于胡雪岩阜康银号收取利息。阜康银号还负责给左宗棠西征军汇解军饷，浙江支持陕甘的协饷、给海关的洋税、应还洋商的借款，都通过阜康银号汇兑。1874年以来，胡雪岩帮左宗棠所借的洋款和华商款项共1710万两，无疑也是经由阜康银号。
由于属于私人经营，没有国家储备作担保，当时将钱存入银号生息是风险挺高的事。好在胡雪岩除了钱庄还有实业，因此追偿起来相对而言更有保障些。
沈葆靖曾被参将福建藩库银23万余两存于胡雪岩银号套利。1885年4月，经左宗棠、杨昌查明后奏报：沈虽将福建藩库银存入阜康银号，但并无有私存公款套利的行为。得知胡雪岩破产后，沈葆靖立即派人前往浙江专门负责追款。在浙江方面的配合下，迄今已经追回19万两，其余的四万多两将通过变卖胡雪岩的资产抵扣。翁同存于阜康银号的六千两，经顺天府尹周家楣的照拂，也于1884年3月1日完璧归赵。
据《胡雪岩外传》，阜康银号亏欠的公款中，欠浙江161万多两，欠江海、江汉两关及两江78.6万多两，而各省自行追偿的欠款还不算在内。至于所欠的私款，据两江总督声称，仅京城就8000万两。清宫档案中并未发现该书所引阎敬铭奏折，《胡雪岩外传》所说尚存疑窦。同是该书所引材料，户部声称经过从1883年到1885年3年的追索，胡雪岩欠浙江的公款还有49.8万多两，欠两江公款20.8万多两。两江总督曾国荃的咨复中却说，“胡光墉在日，统计欠缴京外各款，共银一百五十九万二千余两”，而今除了5万多两的行用水脚银外，已经用各地阜康银号的地产、资产等抵押偿清。
众所周知，胡雪岩与左宗棠关系密切，除了帮着左宗棠借款以作军饷，他还帮忙购买和转运枪械、军需，收集情报等等。1878年新疆平乱后，时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联名陕西巡抚谭钟麟上折，夸赞胡雪岩之功，“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并最终为胡雪岩请到了黄马褂之赏，成就了一段传奇。
令人奇怪的是，关于胡雪岩破产一事，《左宗棠全集》所收的书信无论是家书还是给朋友、同僚的信，左宗棠都没有只字记述。这并不意味着左宗棠超脱于胡雪岩破产案之外。清廷1883年12月27日的谕旨中，就要求左宗棠勒令胡雪岩迅速偿清亏欠的公私款项，同时还要左宗棠给相关各省发咨文，让各省配合查清胡雪岩的财产。这表明，负责胡雪岩破产案者，已由闽浙总督何转为两江总督左宗棠。
最早在密查胡雪岩欠款和财产时，清廷并没有通知左宗棠，追偿时却让左宗棠办理。胡雪岩家产主要在杭州，按理应该是浙江巡抚和闽浙总督负责。两江辖境为江西、安徽、江苏，并不包括浙江。朝廷深知左宗棠与胡雪岩的紧密关系，当初查访时没有通知左宗棠，或许是怕他向胡雪岩通报。而让左宗棠追偿，则有袒护老臣左宗棠和宽免胡雪岩之意。毕竟，朝廷只是将胡雪岩革职、清偿欠款，而没有治罪和抄家。
行用补水案中，也活跃着左宗棠的身影。1884年5月，经户部奏请，清廷下旨拍卖封存浙江的胡雪岩资产，充抵胡雪岩所“侵吞”的行用补水银106784两，用于修建南疆衙署。1881年，应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护理陕甘总督杨昌一再请求，左宗棠出面通过胡雪岩，由德国人福克引荐，向汇丰银行借款400万两。之后，胡雪岩报销了水脚行用等106784两。这其中，福克中介费2万两，水脚行用花费30200余两，结余4万多两。由此可知，所谓“水脚行用”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差旅费。
虽经左宗棠多次上折求情，以及刘锦棠、前陕甘总督谭钟麟上奏，证明此银两为因公支出，但户部以在借款之前没有先奏报为由，始终不予报销。这笔“欠款”，最后经浙江方面追齐解往新疆。根据浙江巡抚刘秉璋1886年7月的奏报，此笔10.4万多两汇至甘肃，手续费为2135多两，也就是说每100两的手续费约为2两。而当年胡雪岩押解370多万两（借400万两，汇丰扣除相关的手续费后，实际上只支付370多万两），由上海至西北，平均下来每100两开支银才9钱！
客观来说，胡雪岩没有侵吞这笔钱。但借款已办理完毕，剩余的4万多两银子迟迟没有上交，操作实在不够规范。当然，只认条文和程序，不看实际效果，晚清政府的颟顸由此可见一斑。
一番追偿、查封、抵押后，胡雪岩的商业帝国只剩下胡庆余堂的若干股份，他本人于1885年12月6日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
文/刘江华
编辑/陈祥 美编/黄静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本文节选自《胡雪岩破产事件真相》，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34期，总第5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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