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容：我说我不来，你非要让我来……我已经够了

2014年初，在肖容突然宣布解散脑浊乐队、随后乐队再发声明表示是肖容个人单方面 “退出乐队” 之后，这个中国摇滚乐坛上最耀眼的朋克之星就这样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中，再无任何音信。两年半的沉默过去了，我们在大风天里来到了北五环外的一个院子，与肖容聊了聊他这段时间的生活与感想。你可以点开肖容昨天刚刚发表的新单曲《马颂》，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微信断断续续聊了四五天，终于确定了采访时间。这并不是我第一次约请肖容做采访，而他则是第一次答应。出门前我一直犹豫，该不该告诉他之前我那些石沉大海的邀约，以及石沉大海后的诅咒。

肖容和脑浊乐队的爱恨情仇，如果仅出于个人趣味，我没太大的好奇。离开乐队跟球员转会、同事辞职没什么区别，只是换个环境或活法；不过从职业标准判断，一个忽然消失的著名朋克，无疑是个很好的故事。这无关摇滚，而是人生。 

采访当天，北京骤然降温，狂风大作，进院子见到肖容时，他正在修理外墙上被吹掉的灯，我帮他扶着梯子。一颗不太熟的柿子挡住了他的头，像一张荒谬主题的拼贴画。如果这个场景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离开乐队的理由，那我觉得似乎也足够充分。

先把时间拉回肖容离开乐队的节点前后，在旧的结束与新的开始尚有交集的日子里。

2013年12月15日晚，在山东东营做完专场演出后，脑浊乐队的官方微博在次日凌晨转发了歌迷拍摄的现场照片。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会是四人编制的脑浊乐队的最后谢幕；更不会有人想到，在两个多月后，乐队的官方微博发布了解散的消息。

肖容说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自己已经想了两个多月，并没有找任何人商量，最后选择在微博上公布。而据乐队前经纪人回忆，肖容在更早的时候曾和他表露过解散乐队的想法，他也曾挽留，但当时约期也快到了，遗憾难以避免。因说法不一，这个决定究竟是源于一意孤行的执念，还是协商未果的无奈，我始终无法确定；能确定的是，对肖容来说，在那个时候解散乐队的结果比理由更重要。

在早已习惯关于聚散离合与成员更迭频繁的中国摇滚乐迷心中，如果说哪个乐队有着相对稳定的基因，那么脑浊乐队绝对算是其中之一：稳定的发片频次、良好的演出市场、较少的成员变化，貌似一个稳定乐队能带来的最直接观感，脑浊统统具备。只是，局外人的眼光所及，往往与真相相去甚远。四个半小时的采访过程中，我能感觉到肖容在一些话题上，有意地控制着自己的语言和情绪。

只是当时一切却并未如肖容预期的结束。就在他发布解散乐队的消息后不久，脑浊乐队其它三人成员发表公开声明，“经多方调解无效后，脑浊乐队主唱肖容已决定离开乐队。” 肖容向我强调着这个决定的关键词：“我说的是解散，至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离队，我不知道，也没办法（干涉）。”

现实经常会酝酿出超现实的荒诞感。突然解散乐队的肖容，最后却被乐队给 “单飞” 了。 

2016年9月23日，三人脑浊在雍和宫糖果三层举办新专辑首发专场演出。演出现场，乐迷和音乐同行各一半，我站在场地后方，身边都是各个音乐节舞台上的常客，感觉这个首发专场有些像业内的汇报演出。而与此同时，肖容则过着一种完全平行于过去的生活。他正在写一个纯虚构的电影剧本，讲男女音乐人的故事。

肖容出演的广告片截图 图片提供：肖容

不做乐队以后，肖容搬到了东北五环外的某艺术区，将生活和工作都框载在一栋前身是画廊的房子内，并与过去的舞台保持着相对安静的距离。2016年春，肖容出演了一款游戏广告，制作方是和他关系不错的哥们。广告拍完后的某天，制作方哥们发了条朋友圈，大意是，公司下面的人想干点正经事，要拍电影，哥们儿们能不能一起写点虚构类的剧本。肖容觉得这是个新的好玩儿的东西。

我问肖容，这个故事是否有现实中的原型？肖容否认：“故事完全是虚构的，跟自己，跟身边的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你看看就知道了。” 肖容走到电脑前，打开文件夹，然后播放起一首未发表的新歌……

肖容说这首新歌原本是想卖给张惠妹的，一个朋友曾提到张惠妹想要一首类似《三天三夜》感觉的舞曲，所以自己就试着写了写。不过 demo 做出来后，由于没有想急于去参与这种工作，便压在了自己手里，等着有合适机会再去完善。这是首很北京的歌，随着音乐脑补张惠妹演绎的画面，很有幽默感，也可以看得出肖容很享受如今做音乐的状态：“做乐队的时候总是照顾别人的想法，所以一直在做很大的妥协。后来我发现这个不好玩，这东西玩得太累。”

做乐队期间，因妥协而产生的不适一直都在，并于2008年开始变得强烈。肖容回忆：“之前和当时的作品编曲非常缺乏原创感，没有做到一种特自然的表达，这让我非常不舒服。但当时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这种感觉。” 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解散乐队，肖容表示自己也曾和队友们有过沟通，但他们只是负责器乐部分，不太能理解他的感受。当我随后再次问及沟通障碍的问题时，肖容补充说：“我反应比较慢，也缺少控制欲，不是一个特别会强迫别人按照我的意思去干事的一个人。他们不听我的，我也没办法。”

而作为目睹脑浊乐队整个成长过程的朋友，独立电台主持人有待至今仍认为肖容解散乐队的行为欠缺考虑：“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是一个错误的方法，这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的做法，是没有责任感的做法。” 但尽管如此，他依旧在个人微博和节目里对肖容的单曲《我说我不来》给予了推荐，同时也承认脑浊乐队音乐中一直存在的问题：“我觉得脑浊的音乐都是在玩一个套子，这个套子玩好了是一个好套子，玩的不好是一个坏套子，这是件挺无聊的事，你可以说自己是玩摇滚的，但不能说自己是做音乐的。《无聊军队》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态度，跟音乐关系不大。” 

发稿前，我收到有待私信，让我将《向大卫鲍伊学习的11条人生课程》的帖子转给肖容。

图片提供：肖容

自《无聊军队》合辑发表后，脑浊乐队被迅速认同并冠以标签。而随着这种由音乐风格和生活方式共同构成的标签日渐强势，最终却开始反噬他们的音乐风格和生活方式。肖容评价那个时期的乐队算是真实的冲动加上胡作非为，并不太懂音乐，无论创作和演奏都有问题，一切全靠感觉。而当肖容渐渐有了音乐创作上的自觉后，这种胎记般的标签已经显露出它强势的一面，以自由为旗帜的朋克精神成了他不得不去时刻遵守的僵硬规则：“从音乐形式来讲，这种音乐就不是我的个人趣味，如果我可以更准确地表达，那我的音乐并没有必要那么强硬，并没有必要非是那个样子。”

长期的压抑最终会变成一种爆发式的反弹，肖容在最后一张唱片《歪打正着》制作过程中，彰显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强势一面，这张专辑也是他在脑浊乐队期间最满意的唱片，包办了95%的词曲创作。肖容说整张专辑的编曲几乎是他靠一种掐着其它成员脖子的状态完成的，做出了自己八成的想法，但依旧还有妥协的部分，比如 “专辑的音乐还是有点重，并不完全是自己”。

我问肖容，专辑发表后你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这是你非常满意的唱片，几首歌曾让你感动流泪。肖容反驳，感动是真实的，但满意只是相对的，并将这种状况归结于自己过慢的反应：“之前是我自己的责任，我有时候我反应慢，我那个时候觉得有瑕疵，但是也算 OK；但是后来发现这瑕疵的出现，是因为它从根儿里就是有问题的，这样就会让你觉得不彻底，这种不彻底带来的尴尬慢慢积累多了，你就要把它推翻了。”

肖容告诉我，这张全中文专辑《歪打正着》，是乐队在2008年后走完了创作上的最后一段弯路才有的。虽然可以继续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但是这一切来得太晚了，这种乐队生活他自己已经过够了。“创作音乐和演出也没有必然关系，有时在一个完全对不上号的一个状态下去演出，在舞台上边感觉就不是那个状态，但还得表演出那个状态，这是件挺悲催的事。而且我从不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 不过随后他又补充说，“倒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享受的时候也有，但是比较少。”

离开乐队两年半的时间里，肖容没有做过任何公开表演，没有接受任何一家媒体采访，没有成立个人工作室，也没有签约任何一家音乐公司。签约国外唱片公司的版税微乎其微，几近忽略不计，摩登发行的《歪打正着》他那部分版税也一次没有去领过。他的生计如今变了另一种方式。离开乐队后，他为一家国内自行车品牌创作了广告歌，歌词是老板自己写的，一个字不能改，请他只是谱曲，制作。肖容为这首歌做了两个版本，一个流行版，一个民谣版，他请朋友做评价，朋友觉得民谣版更好听，和他一样；但老板喜欢的是流行版，肖容也没有挣扎，整个2014年，就干了这么一件事。

如今，肖容帮几个朋友做一些石头和不锈钢雕塑，他把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义为打酱油的，主要是协助朋友完成作品，自己负责一些材料和运输上的事务。虽然当代艺术回冷，但好在他们也不想拓展市场，这块的收入也尚令人满意，还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肖容说崔健《混子》里有句歌词，“谁说生活真难，那谁就真够笨的”，这是句特别牛逼的话。

前些日子，肖容搬了架家里闲置的钢琴到工作室，刚刚练会了贝九第四乐章的《欢乐颂》，平时没事的时候会坐在钢琴前弹上一会。有天晚上，他带了瓶红酒回来，倒了一杯放在钢琴上，边喝边弹，这是他最近觉得比较惬意的时刻。采访中途，肖容坐到钢琴前，弹了几段简单的旋律，并不好听，肖容也不满意自己的发挥：“平时我都是先瞎弹一个小时热热身的。”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和肖容接触，对他的好奇，更多是源于他身上总带有一种严重的错位感。2013年冬，唐朝乐队在北展演出，脑浊是嘉宾乐队，我当时供职于某一家媒体，为唐朝乐队做专题片。在后台见到肖容时，他刚与丁武合作表演了改编版的《飞翔鸟》，下台后换了件呢子大衣，标志性的豹子头被帽子遮住，戴了副很民国感的眼镜，一派斯文，与台上反差极大。当时的印象，与这次采访时的感觉如出一辙：生活中的肖容，不仅没有任何侵略性，沉默时甚至有些寡淡。或许，只有在舞台上踩响失真的一刻，他的人生才会随之开启一种 “失真” 的状态。

如今，肖容似乎已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和方式，辅以一种妥当的孤独、熨贴的自由，达到最佳配置。曾经舞台上振臂高呼的朋克青年早已不再，摇滚的标志业已随风而逝，对音乐的判断标准更依从审美本能。“对于我来说，摇滚乐不需要崇拜，更需要的是好听。” 肖容说，“我理解的朋克精神是一种颓废、混吃等死，活一天算一天。那些七十年代的英国朋克乐队都是颓废且有艺术感，并不是急于反抗什么，他们更多选择跟时代不发生关系。而我们的朋克精神则完全是两码事，全都是充满理想充满正能量的东西，好像人人都要去负点责任去干点大事儿。反正现在正能量和负能量都有点过重了，像一个很好的饭馆，可惜菜里的味精放多了。”

肖容对很多事的看法非常平和，总给我一种接受其发生，但懒得去理会的感觉，以至于脑浊乐队曾有的叛逆精神，此刻看来更像是一种误会。

肖容觉得反抗起码要有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的知识水平 —— 那些纯口号式的呐喊，更像闲言碎语，是街坊层面的东西，既不真实，也没力量。肖容不喜欢在音乐里做政治类的表达，他表示自己并不懂这些，也不需要为别人的眼光而故意摆出一个姿态。

图片提供：肖容

在肖容今年的新歌《我说我不来》的歌词中，他提到了香港和台湾，但都只是一笔带过。原本歌词里有一句关于台湾大选的玩笑话，最后也被他自己删除了，觉得 “没有什么必要，还可能会影响发表” —— 现在的歌词中，唯一让他纠结的是 “穷困潦倒地住在破败的单元房里”，他本想把 “穷困潦倒” 改成 “随行就市”，就是一个地儿的房租涨了，租不起了就换一地儿，这才是正常的生活；而 “穷困潦倒” 这词有点惨，会给人苦难营销的错觉，这点让他极其讨厌。最后歌词没有改动的原因是朋友觉得 “穷困潦倒” 一词更生活化，而且换成 “随行就市” 后唱了几遍都不太合，但这个瑕疵在他自己的接受范围之内。

“没有必要把摇滚乐当信仰，比没有信仰更可悲的是随便找个什么就当信仰。从音乐的角度看，摇滚乐只是流行音乐的一种。” 肖容从来不排斥流行音乐，收听范围也堪称庞杂。如今华语音乐人中，他欣赏李荣浩和万能青年旅店的创作：“李荣浩的音乐里有种颓废的现实气质，我非常喜欢；万能青年旅店是自然流露，音乐完全符合他们自己，而且在他们第一张唱片出来时，完全是逆潮流的。” 

在做《我说我不来》 demo 的期间，肖容还写了俩首新歌，其中一首特别适合张曼玉的音乐定位，另一首后来怎么弄都没有感觉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编配如今被演变成了一首器乐演奏作品《马颂》。“张惠妹、李荣浩、张曼玉，挺希望能给他们作歌的，我是个挺敢想的人。” 紧接着肖容又调侃着问，“你觉得这事有戏嘛？” 

肖容出演的游戏广告 “斗战神”

三人编制的脑浊乐队在肖容离开之初，曾在某网站直播时表示，如果有一天肖容回来，主唱这个位置依旧是他。但离开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乐队和肖容都没有和对方有过任何联系。肖容说，现在没有回乐队的可能，以后也不会再做新乐队。如今他想得更多的是以怎样的形式发表自己的创作：“我不急于去当一个艺人，站在前边演唱，然后推自己，这个是完全不急于去干的事情，而且也对这个方式没有直接的兴趣。”

肖容一直没有去找新的音乐公司，他说如果想找的话，也不会太难，只是不知道哪种合作方式会比较适合。他目前以一种守株待兔的心态等待着新的发生，而至于等待的究竟是兔子还是戈多，肖容似乎并没有太过介意。“我现在的状态有点懒散，没有主动去接触（音乐公司）。如果我多做一些的话，我会去敲哪一家的门、再去试试音，再去碰碰壁 —— 因为去碰一些壁，也许才会敲开一扇门，然后就有新的东西。这是我现阶段的状态，其实是有点儿懒”。

有待曾在电话里询问肖容新的计划和打算，我转述了肖容的话。有待说，“这怎么可能？音乐是用来交流的，他应该走出去。” 

采访是在放学时间结束的，肖容要去学校接孩子。他说，如今家庭爱情才是他的支撑点，其它的真就只是玩玩。平日里，无论是记录还是制作，肖容的很多时间需要在电脑前度过。肖容有个习惯，当他打开搜索引擎时，总会下意识地先输入两个字 —— “走吧”。

作者，摄影：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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