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官的汇报艺术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有很多人问我，既然都司法官办案责任制了，汇报还有什么用？但是只要司法机关内部还有一点行政化的影子，就有汇报存在的空间，行政化的改革进程还需要多长时间，汇报就能存在多长时间。

五分钟能否拿下投资方，关乎创业者的成败，这是汇报之于商业的价值。能否成功的进行汇报，有时关乎公正能否有效的实现，对于一个公正的司法官来说，经过其亲历性的审查，其所持意见很可能最为接近公正的处理结果，但是如果不能成功的汇报，甚至误导上位者，从而很可能使案件的处理偏离实质的正义。能否成功的进行汇报，有时甚至也关乎汇报者自身的命运，因为汇报的对象往往就是决定汇报者体制内命运的人员，因此汇报的同时可能不仅是检验汇报的内容，可能也是对汇报者本人能力的检验，而由于汇报既有事前的准备又有即兴的表达，因而汇报对个人的能力体现更为直观，如果司法官对案件的审查，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是为亲历性，那么汇报对象的听取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亲历性”，因此汇报确为上位者了解汇报者的捷径，长此以往汇报质量的优劣必然影响汇报者的进步与发展。以上二者即为汇报的重要性。而汇报之于辩论适用更为广泛，两造的场域是有限的，但是汇报在任何细微的科层之间都是普遍存在，承办人内部之于主任、主管院领导、司法首长、检委会、审委会，外部之于上级部门、上上级部门、政法委、相关单位都要进行汇报，而汇报又不限于承办人，任何司法人员之于自己的上级都要进行汇报，因此可以说汇报就如科层制一样而无处不在，此为汇报之必要性。汇报既然如此重要和必要，可谓司法官的“生死之地、存亡之道”，自然不可不察也。

有很多人问我，既然都司法办案责任制了，汇报还有什么用？从理想化的角度来说，我也真心盼望汇报的价值越来越小。亲历性决定了汇报是一门取舍的艺术，汇报者不能将自己心中所想完全用语言表达出来，这里面有语言本身的限制，也有汇报者个人能力的限制，甚至还有汇报者个人品格的限制，即使其完全地表达出来，汇报对象也不可能完全地接受，汇报就像翻译，每一次翻译就是一次背叛，因此才有了传闻证据规则，才有了直接言辞原则。甚至汇报也不能保证案件质量，呼格案、念斌案、聂树斌案、佘祥林案等这些重大、复杂案件哪一件没有汇报过，由于决策者与审查者之间隔着亲历性的鸿沟，有些案件可能越汇报离真相和正义就越远，这是汇报的局限性，它也植根于司法体制的局限性。但是，只要司法机关内部还有一点行政化的影子，就有汇报存在的空间，行政化的改革进程还需要多长时间，汇报就能存在多长时间。

不管怎样，汇报之于司法官个人来说，确实是一门艺术，而且可能是一本贴身的艺术。所谓技不压身，当你不具备其他的优势的时候，它可能会成为杀手锏或者是救命的稻草。尤其在司法改革的过渡性阶段，汇报的重要性可能更为凸显，汇报的艺术可能很容易的转化为面试的艺术和沟通的艺术，即所谓说话的艺术，其理念本身就是相通的。既然是一门艺术，我要强调的是，它是一种体验式的、感性的知识，所谓理性的二手经验永远隔着一层皮，你必须亲身地、反复地实验和体验才能感受它的艺术性。我希望这种艺术有朝一日只是作为司法界的非物质遗产而被保留，但是现在它还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艺术，还需要我们好好掌握，去行政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