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
多年以来,这个为劳动欢歌的日子,已经淡化了其劳动特性,演变成了旅游、消费、睡觉和追剧。
就在此时,《我是范雨素》一夜之间走红大江南北。
文 | 瞭望智库特约文化观察员 张慧瑜 吴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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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诗篇》到余秀华,再到如今的范雨素,他们是我们身边最不起眼的人——清洁工、家政工、搬运工。我们从前看到的,只是他们用辛劳汗水,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却没想到这些朴实的双手,也能创造出沁人心脾的文字,这是一派全新的文化图景。
范雨素,这位毫不起眼的工人的文学创作,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化表达?最为普通的劳动者的一次次悄然走红,对我们的社会思想发展有什么意义?
1
走红:网友的“魔幻”只是范雨素的“现实”
范雨素的文章,引起广泛的关注。
网友们说这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又一力作”。
“没有激烈言辞,甚至没有突出的感情色彩,作者是自己人生的亲历者,也是周围人人生的记录者。大社会,小人物,跃然纸上。”
而正是因为其“举重若轻”,在她坚强的内心与轻灵的文笔之中,苦难得到了消化和升华,被孕育成闪亮的珍珠。
所谓“魔幻现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四个兄弟姐妹无一健康、十二岁从湖北逃票去海南岛旅游,独自抚育两个女儿还能读遍中外名著是“魔幻”,但对范雨素来说,这是她生活的常态,是“现实”,毕竟“地里赚不出奶粉钱”,“我做了别人家的保姆,我的孩子成了有妈的孤儿”。
而媒体对她的关注,恰如之前对工人诗人群体的关注一样,不会去探讨她的苦难,更不会借此去深入整个群体的苦难。相反,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学”,投向他们的写作,他们的才华,实际上,写作的时间,只是他们生活中非常短暂的部分。
突如其来的关注显然打乱了范雨素的工作节奏,她不想做网红,不想做文字营生,不想面对媒体。
最后甚至躲进了深山里。
2
时代:工人文学中的喜悦、艰辛与自我表达
掠过皮村上空飞机的噪音
也很肮脏。
每隔几分钟
便会犁过这里人的头皮一遍
——魏国松(工人诗人)
从北京城里到范雨素生活的皮村,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城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两个世界很像当下的隐喻。皮村处在北京东五环外面,靠近顺义国际机场,每天都有几百架即将降落的飞机从皮村上空飞过。这是一副魔幻现实的场景。
30年多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里一座座楼宇拔地而起,现代化的建设速度,达到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当世界为这伟大的中国奇迹惊叹之时,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飞速发展背后,正是无数工人的辛勤付出。
90年代,国企改革与招商引资,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成为中国制造的最重要劳动力,他们制造着中国,也为中国制造着世界。但异乡生活,他们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喜悦与艰辛。
他们有着在城里安家的梦想,却也饱尝着无法与妻子、孩子生活团聚的思念之苦。他们在城里有工作,可以保证自己和一家的生计,却在满足温饱之余,更期待一种文化表达和实现——特别是在网络文化纷繁复杂、娱乐八卦天天都是重磅头条的今天,他们就像河边的卵石,渴望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大潮里,找到自己的位子。
3
表达:在“别人的森林”里找到自己
灰色里的泪痕,和汗水
那些胶水味,机油味,酸楚味
线缝里的乡愁
——《把那件工衣藏起来》唐以洪(工人诗人)
重复的流水线工业经验,让打工者对工业和城市产生困顿和厌倦,对自身工人身份的肯定提出了诉求。这件工衣承载着“我”打工的历史和记忆。在工衣里面包裹着“一只发不出声的蝉子”和一个“闷头干活”的“哑巴”,这份“噤若寒蝉”的屈辱使得“我”要把灰色的工衣“藏到最深处/藏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因为“我担心从记忆的深处/又把它们揪出来/再一次受到磨难/和伤害”。这首诗表现出对工人文学能够得到重视表达的渴望。工人文学正在于把隐藏的、被压抑的工人经验和记忆掀开。
孩子,别离我太近
咱们都像一颗颗
孤独的树
生活在别人的森林
我的枝叶会阻挡
你吸收阳光,甘霖
——《写给孩子》郭福来(工人诗人)
确实,对于打工者来说,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不只是陌生人的海洋,还是一座“别人的森林”,不属于自己,他们渴望找到主体感。因而能够和热爱文学志同道合的工友,一起学习诗歌共同讨论创作,对他们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欢愉。而像范雨素、余秀华这样的诗人被发现、被肯定,对热爱创作的工人来说,有着莫大的力量。
思维超前的公益先锋
千万农民工的需求
亿万打工者的呼声
让我们来担
——《公益时代》王春玉(工人诗人)
4
创造:大众文化权利背后的身心解放
我想知道它的爱人是谁?
是它见证的那些有缘人,
还是那密密麻麻的脚印?
或许会是夜晚那一个皎洁的月亮,
月光照着它洁白的身躯,
显着更加的光亮。
——《雪的爱人是谁》赵晨(工人诗人)
文学写作不是一元的,只能一部分群体实现的。这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劳动,不管发不发表,都可以暂时逃离这种繁重的螺丝钉般的工作状态。马克思曾经描述过共产主义社会:“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如此,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最广大共识范围的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的劳动者有序自由联合。
人们白天上班工作,晚上可以唱歌、跳舞、写诗,这是劳动者身心解放的标志。工人不仅是文艺的消费者,也是文艺创作的主体。不过,在现代社会,诗人或艺术家大多成了一种表现,示范了某种个人化的生存方式,一方面进行有创作性的文化艺术劳动,另一方面又用文化艺术产品来挣钱养活自己,这是一种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既避免了从事异化劳动,又能够有较高的收入。所以,艺术家有可能成为一种有尊严的劳动者。
但在当今时代,文学创作似乎有些遥不可及。即使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空间博客或公众号里写文章,能走红内容也大多有着相似的趣味和风格——全民娱乐逐渐消解了个人兴趣,快速消费让精致的、功利的文化铺陈开来。娱乐生活同质性增强,社会也难免成为一元化的、单一的。
“大隐隐于市”曾是很多人的生活向往。
磨刀修鞋的吆喝起来能有多声部;街边下棋的大爷技术没准能和大赛冠军抗衡;乡村小学的教师,深研魏晋南北朝史……这曾是一种不难遇到的生活场景。然而,当高速现代化的节奏推进,举目尽是水泥钢铁的高楼林立,早晚高峰的熙熙攘攘变成了一群拥挤安静的低头族,拿起同样的手机看着同样的故事,在三米见方的蜗居里做着一样的梦……
每人生活如此,文艺创作又何谈出新?更不要说工人文艺了——虽然网络、电视虽然底层也能很便宜地使用和收看,但节目本身却集中在明星娱乐类,雷同度越来越高且并不是为他们准备的。
就连消费文化都变得很困难,何谈写作呢?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创作本身涉及到大众文化权利的问题。
5
兴起:让底层说话,让公义到来
对生命而言,
接纳才是最好的温柔,
不论是接纳一个人的出现,
还是接纳一个人的从此不见。
——《对生命而言》张子怡(工人诗人)
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讲述了70年代末农村青年寻找人生出路的故事,那个时候,农民、工人是社会改革的主体,最终路遥让孙少平进城当煤矿工人,也被认为是一种“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劳动者。这种工人代言以及作为底层的工人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是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所追问的“底层能否说话”的问题。
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工人是现代社会、工业文明的产物,工人文学里清晰地表达了人对机器、对工厂的态度,这种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人在工厂里劳动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以来人的普遍状态,工人恰好不需要被代言,工人是现代人类的代言者。因此,工人文学的重新出现和兴起,在这个时候显得尤为重要和合乎时宜。
一个育儿嫂以自己的文字让我们看到:即便在飞机轰鸣而过的出租房里,也还能找到不同寻常的人、遇到不同寻常的事。她的生活依旧如此,但她的思想却是丰富的。她不满于现状,想要表达,想要改变。可以说,工人,也是文学爱好者,在以语言为武器对抗现实生活的压力之时,也给予一元化的文化以深度。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工人不只是“工”人,而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人”和“人类”。工人阶级的普遍性在于工人的解放是人类社会解放的前提。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工人的这种普遍性,而不只是在差异政治、身份政治中理解工人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工人用劳动创造了整个现代社会,只是不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也是一种被奴役的劳动。这种雇佣劳动是当下大多数劳动者的普遍形态,即使更多从事脑力劳动的小白领也是如此。所以说,工人的议题确实不是只关于工人的,而是关于作为普遍意义的现代人、现代人类、现代文明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问题是工业时代的核心问题,人类的解放、现代文明的出路与工人的命运是紧密相联的。
因而在这个更大层面上,无论是范雨素这样的工人,还是更多的劳动者、价值创造者、思考者,本身进行的也是人类的整体发展事业。
如今,科技蒸蒸日上,人工智能似乎能取代大部分劳动力。人的劳动创造与价值真的被泯灭了吗?人文精神本身在对这种一概而论的唯技术论提出反抗,文学思考正式以每个创作者独一无二的诉说,定义着自己也定义着整体意义上的人类,正如人类劳动本身。我们的身体、习惯,甚至社会的伦理、精神,都可能因为科技而改变,但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人的思考与独特体验却无法取代。因而,对文学的敬畏,特别是对新兴工人文学的敬意,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文化价值。
当然,《我是范雨素》独特而好看,这种艺术化的文学表达有着对于个人、对于社会的意义与力量,但却不能因为好看,而忽略了文章指向的个体苦难和背后的社会问题。
农村卫生医疗条件还不好、农民工子女上学困难、进城打工者没有得到足够尊重……这一系列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若能通过这篇好看的文字,得以推动解决,对范雨素们来说,或许是比起成为网红更为重要而现实,这本身也是实现文学社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文内诗歌摘取自《皮村文学诗歌集》部分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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