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以其独有的新模式、新组织与新理念，全方位、深层次渗透于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交互方式与生产生活形态，全面重塑了经济系统。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亟须将数字经济的独特元素纳入其分析框架，深入探究其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深远影响。而且，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路径、丰富经验以及面临的特殊挑战，相较于其他国家有着显著特点，这要求我们应从本国实际出发，构建能够准确反映中国数字经济独特规律与实践经验的理论体系，亦即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理论体系。
一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理论体系，首先应总结提炼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强劲。自2012年至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12年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长10.3%，高于全球51个主要经济体的总体增长率7.4%。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与世界各国相比较，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不仅总量领先，而且在发展模式、技术创新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实现了质量和数量的双重提升。
商业模式创新能力突出。通过不懈的本土化探索与创新经验的持续积淀，中国企业在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实现了从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的华丽转身，孕育出一系列蕴含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强劲市场竞争力的数字产品与服务，不少企业在全球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浪潮中脱颖而出，成为引领者，为中国乃至全球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创造性地将数据确立为生产要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将数据列为新型生产要素，开启了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新篇章。此后，党中央、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旨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机制，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为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也为全球数据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数实融合成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我国特别强调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化手段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在制造业领域，通过引入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技术，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农业领域，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精准农业和智慧农业，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资源利用率。在服务业领域，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和智慧物流技术，提升了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降低了物流成本。
加强监管、优化市场环境，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我国在对平台企业实施强监管的同时，平台经济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也得到显著优化，通过设置“红绿灯”，不断完善平台经济的常态化监管制度，采取更加稳定、系统和预防性的监管措施，有效促进了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
当前，数字经济理论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尚显不足，难以全面、深入揭示数字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和机制，数字经济理论在构建其系统性和拓展其外延方面尚需增强。现有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某一具体领域的特定议题，为这些特定问题提供阐释。必须看到，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冲击和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其颠覆性体现在技术变革对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数据作为新兴生产要素带来生产力重要变化等多个方面。这一系列变革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新问题新情况，形成了一些新的规律，数字经济研究应着手构建一套能够系统提炼数字经济整体特征与运行规律的理论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