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导读｜隔离的空间和种族：国家认可的暴力，空间与黑人身份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美国社会发生了多起因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死亡的社会事件——布里奥娜·泰勒、阿莫德·阿贝里、乔治·弗洛伊德等人的死亡，引发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这些事件不仅暴露了警察权力的滥用，也促使公众和学界关注执法中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本篇文章探讨了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的种族歧视和暴力对当前警察暴力的深远影响，假设并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了影响警察行使暴力的因素，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建设平等和公正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执法部门对有色人种的暴力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种族隔离政策，特别是普莱西案的影响。该案的判决在1896年确立了“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为居住空间上的长期种族隔离奠定了基础，并为黑人社区的不公正对待提供了合法性。

1892年6月7日，具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路易斯安那人权组织公民委员会成员荷马·普莱西（Homer A. Plessy），故意登上东路易斯安那铁路的一辆专为白人服务的列车，根据路易斯安那州1890年实施的吉姆·克劳法，白人和有色人种必须乘坐隔离但平等的车厢。根据该条法律，普莱西看上去像白人，所以不会被拒绝上车。但普莱西事实上被认定为“有色人种”，公民委员会还特意安排了一名有拘捕权的侦探，在车上将普莱西拘捕，罪名是他违反了种族隔离法律，坐上了白人才可以坐的火车，而普莱西对此并不认罪。该案由法官约翰·弗格森（John Howard Ferguson）来处理。弗格森判决铁路公司有权按照州的法律分隔白人与黑人，普莱西被判罚款25美元。普莱西接着向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控告弗格森法官的裁决，但该法院维持了弗格森的原判。

普莱西案的判决开创了一个国家允许基于种族的暴力的先例。它将有色人种与“法律认可的劣等地位”相关联，允许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利用种族等级制度作为一种工具去分隔公共空间，使得对于“劣等种族”的暴力不仅能够被宽恕，而且还受到警察官员和机构的领导。

种族隔离导致了黑人社区的经济和政治的系统性剥夺，使得黑人社区面临着失业、就业机会不足、经济剥削和政治权利被剥夺等问题。

普莱西案批准的合法隔离使得黑人社区比白人社区获得更少的政府资源和服务，生活在这些社区的黑人居民被视为劣等人种。由经济，种族和居住隔离引发的刻板印象扩大了美国的种族污名，将黑人和黑人社区与破败、贫困和犯罪联系在一起，黑人与高犯罪倾向和犯罪率相关联的指控和控制非法活动的指令相结合，导致了对被认为与高犯罪率相关的社区的过度监管。

自美国建国以来，刑事司法体系存在显著的种族差异，黑人和白人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执法和司法待遇。黑人经历了正式的警察执法以及非正式的种族暴力，如三K党和私刑暴徒的攻击。私刑不仅针对个体黑人，更是对整个黑人社区的恐吓和控制，表明美国的刑事法律制度未能保护黑人权利，反而强化了种族压迫。

黑人社区与执法机构的紧张关系源自种族隔离和系统性种族主义，这些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在美国，警察与黑人社区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张，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问题持续存在，并导致了对执法部门信任的下降。历史遗留的奴隶制、种族隔离、歧视和大规模监禁等问题加剧了这一紧张关系。

为了验证命题，本文采用混合效应泊松回归模型，通过分析2013年至2017年之间美国人口最多的100个城市中的数据，考察了黑人空间的创造和维护与黑人在这些社区中被警察杀害人数比例的情况。

主要数据来自“警察暴力地图”，该地图汇总了FatalEncounters.org，美国警察枪击数据库和killledbypolice.net三个众包数据库的数据；辅助数据则来自2013年至2017年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社区调查和联邦调查局统一犯罪报告。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研究者通过多种来源（社交媒体、新闻报道、警方报告等）确认并补充杀人事件的信息，进行数据验证。

研究评估了黑人人口百分比、黑人-白人不相似指数、空间接近指数、贫困百分比和黑人警官百分比作为自变量对于警察杀害黑人数量的影响。此外，研究还考虑了前南部邦联州的变量，以确定这些地区是否存在警察暴力的特定模式。分析使用的变量包括暴力犯罪率和谋杀率等其他潜在影响因素，以全面理解影响警察杀害黑人的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将警察中的黑人警官比例纳入自变量考察其影响，充分考虑到了警察执法实践中的种族因素，改进警察部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寻找实证依据，具有实践创新性。

首先，黑人人口百分比和黑白差异指数均与黑人被警察杀害的人数呈正相关，且具有高度显著性（p < .01）。这意味着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黑人人口比例每增加一个单位，被警察杀害的事件发生率增加0.041倍，即4%。同样，差异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事件发生率增加0.024倍，即2%。这些发现表明，在黑人人口较多的城市和社区间种族差异较大的地区，黑人被警察杀害的比例较高。此现象反映了城市内种族隔离及其对警察暴力的影响，支持了Goldsmith (2010)先前提出的观点，即 “以种族为界的社区更容易受到种族隔离和相关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影响。” 这是因为在种族隔离较为严重的社区，黑人在空间中很可能因邻居的举报而被视为可疑和不合群。黑人种族得到的这种不安感来自仍然面临的社会控制，就像他们的祖先曾经面对的暴徒和白人至上主义组织一样，这种延续反映了黑人社区在历史和现代社会中所经历的持续压迫。

其次，空间接近度指数也具有显著性，但其与警察杀害黑人的人数呈负相关，即空间接近度指数越高，被警察杀害的黑人人数越少，这种负相关关系需引起重视。这意味着在空间接近度较高的地区，即种族间接触较多的社区，黑人被警察杀害的风险较低，可能是因为增加的种族接触减少了偏见和误解，降低了冲突的可能性。

此外，贫困率和黑人警官比例也显示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贫困率和黑人警官比例分别每增加一个单位，被警察杀害的事件发生率减少0.031倍，即3%。这说明在贫困率较低和黑人警官比例较高的地区，黑人被警察杀害的风险较低。特别是黑人警官比例的增加可能带来更大的社区安全感，因为黑人警官可能更能理解和回应黑人社区的需求和挑战、减少警察暴力的发生，即 更多的黑人警官有助于减少针对有色人种的警察暴力 。

值得注意的是，前联邦州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黑人警察杀人案率高的地区并非前联邦州所特有。尽管吉姆·克劳法在前邦联各州更为盛行，但研究发现这些地区与警察杀害黑人的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种族隔离和警察暴力不仅限于南方各州，而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此外，暴力犯罪率和谋杀率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不显著，表明高犯罪率并不是导致黑人被警察杀害的主要因素。这表明黑人警察杀人案与历史遗留的地区性因素无关，而更多是与当前社会结构和种族问题有关。

研究数据分析的结果从三个角度为我们改善有色人种的未来提供了可以努力的方向：观念的修复；多样化警察队伍的建设和加强外部监督；以及社区参与和公共资源的重新分配。

研究结果表明，警察杀害黑人与暴力犯罪率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关系。尽管警察暴力在黑人社区中不成比例地高于其他社区，但这并不是由暴力犯罪率驱动的，反映了执法部门中存在的种族偏见的影响。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黑人和执法部门之间爆发的矛盾是双向观念冲突导致的。罗伊 · 奥斯汀（Roy Austin）和弘子 · 道奇（Hiroko Dodge）提出：“黑人感知到的现实影响了他们(对警察)的不满。” 这些负面看法正是源于历史和现实时的种族不平等和歧视。这不仅反映了个别警察的行为的不公，更是对整个警察组织文化的不满。地方执法机构需承认其在历史上作为国家认可暴力的执行者的角色，并通过包容性政策和实践修复这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