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之一的陶然教授，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
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
陶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汉青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国发院研究员。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他近年来的研究集中在中国经济转型中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发展，地方治理及公共财政等领域。近年来在知名国际期刊发表了超过50篇英文论文，同时中文社科权威与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超过50篇。目前他关于中国增长模式，中国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农村基层治理和政府公共财政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产生较大影响。
简要概括
在刚刚上线的最新一期《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Yao Lu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合作发表了一篇题为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ollective Action: Lineage Networks, Semiautonomous Civic Associations,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的研究。
这篇文章的
主要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涉
是组织的结构特征如何影响抗争政治／集体行动，在方法上以基于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为主，辅以访谈材料，有一些混合方法的意味。
理论框架：组织学的农村研究
就理论框架而言，两位作者的创新点在于重点关注了
组织的外部结构和纵向联结(vertical linkages)，而非已得到大量研究的组织内部动员网络和横向联结。
同时，与传统上认为社会组织通过加强团结和动员而推动抗争不同，作者着重揭示了有着不同结构特征的社会组织对于集体行动的促进和抑制两方面的作用。另外，作者还发展了一个同时将行动发起和行动成功这两个阶段纳入考虑的理论模型，
强调了集体行动的动态过程，以及组织在这一过程中的策略变化和适应性(adaptability)。
具体到研究假设的层面，
这篇文章以当代中国农村为背景，提出了两种社会组织在集体行动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宗族网络
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可能会增强草根动员的能力，提升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但却难以有效促进集体行动达致成功。同时
，
老人协会
与国家保持着日常的合作关系，为村民提供了一个无需抗争的发声渠道和调解机制，因而可能会抑制集体行动的发生；另一方面，老人协会与国家代理人之间有着制度化以及私人性的
“纵向联结”
，亦有着官方地位和组织合法性，所以可以影响国家代理人作出的决定，增强集体行动获得成功的可能性。
数据来源与定量设计
作者使用的数据是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04年到08年收集的一套追踪调查数据，调查过程中产生的访谈材料也被用以对定量分析的结果做质性的补充。对于集体行动的发生阶段，作者用
线性固定效应模型
中“征地”变量与两种组织的存在或强度的交互项来反映两种社会组织在征地事件后对抗争的影响（这一操作也是为了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保留不随时间而变的自变量的效应）。对于集体行动是否成功这一阶段，作者同时使用了
Logit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
来拟合两种组织对抗争成功的作用（后一种方法用于应对自选择效应导致的估计偏误）。
发现与假设是一致的，宗族网络有利于激起集体行动，却无助于其成功；老人协会显著抑制集体行动的发起，但一旦抗争已经开始，老人们便会利用自己的关系、经验和信息强力推动行动的成功。
实质上，老人协会作为半自主
(semiautonomous)
、半官方民间组织的独特结构特征赋予了其摇摆适应的灵活性。这样的半自主社会组织一方面保持着足够的自主性，能够在必要时代表社区利益，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它们又镶嵌于与国家代理人的纵向联结中，帮助后者平息村民的不满，与后者形成合作关系。这两方面的特征又是相辅相成的。
评论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颇具理论雄心，方法上也有新颖之处，确实值得品味学习。近五年来（12-17），包括本期的两篇在内，AJS总共发表了9篇研究中国的论文，其中至少5篇都可以被明确划分入抗争政治或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的范畴。但是，其中的定量研究只有两篇半（除了这一篇，还有上上期
Andrew Walder
的一篇和
14
年谈文革对取名风尚之影响的“半篇”），而且，这两篇半在数据来源或者分析方法上都有一些不太像传统的定量研究的地方，论述重心又都非常偏向理论对话。把市场转型／分层流动研究在前一时期的优势地位作为参照点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