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意识为集体行动奠定了相应的心理机制，但作为仪式性互动的集体行动，还有其特别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网络空间聚集与集体兴奋的产生
仪式的发生需要情境共同在场的条件。仪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形成集会，与外界有界限、空间的物质安排，设计行动，以及引导对共同目标的关注，仪式使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同一件事情上，并使其意识到他们正在做什么。
网络空间没有基于身体在场的人群聚集及交互感受，但它仍提供了一个近似的互动情境。网络空间的人群聚集性是一种常态，而非特殊状态，它可能没有现实中人群聚集那种预先设定的心理和情感基础，但它具有同样的唤起集体行动的心理结构。虽然视觉焦点大为弱化，但通过想象和日常经验可以弥补，以建立起高水平的关注焦点和情感连带。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获取信息，而在于一种戏剧性的行为，以这种传播仪式观来理解，把读者替换为网民，那么，网络行为也主要在于一种确定身份、获得承认、共享意义的仪式过程。米勒认为，交网站的要义就是建立和展示自己的关系网，而不是进行对话性沟通。
在帝吧出征前，“周子瑜道歉事件”和台湾选举结果是热点新闻，自然引发了大陆民众的普遍关心，但如果不是借助网络空间本身的聚集特性，此类事件很难形成现实生活中的集体行动。
在贴吧发出告示后，很快就产生聚集效应，原来松散的关注点立刻聚焦，国家作为神圣的象征物得以彰显，它也成为群体的符号。
在网络集体行动中，这种集体兴奋几乎是立刻产生的，出征告示直接将此一事件上升到群体仪式的高度，它不需要经过身体聚集后的情感互动和酝酿过程。
此前的多次爆吧行动提供了本次“出征”的仪式样板。
（二
）群体象征性团结的生产
社会团结是社会仪式的要义所在。仪式往往超出事件本身的意义，而产生社会聚合及群体团结的作用。涂尔干对此有详尽分析。
帝吧的集体仪式似乎经历了这样三个变化的过程：
首先是在反叛式表达仪式中获得群体团结。
帝吧本以嘲讽足球运动员李毅的“大帝”称号而得名，也由此发展出突出的嘲讽式“内涵”文化特征，吧民创造的诸如“屌丝”“女神”“逆袭”等网络词语的流行，就成为了吧民的团结性互动仪式。这种仪式难以体现为具体的集体行动，而以网络话语的互动狂欢来表现。
其次是以暴力式集体行动获取群体团结。
随着大量更年轻的90后加入，“内涵”式嘲讽文化特征逐渐瓦解，帝吧的草根特性更加突出，无名的大众往往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使参与的个体从中获得承认感和力量感，如用保持队形、重复盖楼的形式表达意见。由此，帝吧就具备了以集体行动来处理群际冲突的内在机制，也就是通称的爆吧行动。这类行动不再具备此前的文化反叛特性，而是以群体认同为心理动机。
由此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第三个阶段：把群体的社会互动仪式上升为政治仪式。
在这里，国家与贴吧的唯一区别是，国家是更大的身份符号，也能够产生更大的集体行动效应和更强的心理归属感。
这是一种普遍化的个体心理机制，但它也反映出社会政治观念投射出的社会心理：
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与面临分裂危险的现实认知。
式无须表明人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或是对仪式抱有一致的观念，就可促进社会团结。
由此，集体行动成为帝吧的力量象征，是维持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神话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增强集体认同和群体团结必不可少的互动仪式。从群体团结的角度来说，重要的不是表达反台独的意见，而是一起行动的仪式本身。
但此类仪式绝不是自发性的。从出征的组织和发起过程来看，这是一次组织性极强的活动。吧主是行动的直接动员者。整个活动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组织。仪式具有双重的分层作用：在仪式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分层；也在仪式内部，在仪式的领导者和仪式追随者之间分层。而以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来看，作为表演的后台并非透明，由帝吧吧民的群体性团结仪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团结仪式，帝吧剧班的后台应已延伸到更高级别的剧班层面。
在这些仪式中，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与他人行为格格不入者则会被群体抛弃。由此，从群体的角度看，团结仪式也是群体共识的再生产和再确认。共同知识才能解决参与者的协调问题，唤起集体参与的仪式。这类仪式由此强化了网络群体的群内一致性与群际差异性。对帝吧来说，伴随此类集体行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如同潮汐般的原有吧民的退出与新吧民的加入。
就个体而言，情感可以形塑我们存在于世的本性和经验。就群体而言，情感是社会团结的黏合剂，社会身份就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情感关联。仪式通过集体力发挥作用，而集体力也通过仪式产生作用，聚集起来的情感往往会变得更加强烈。人们为了确认自身，将自己激发和煽动起来，以致达到了暴烈的程度。
对涂尔干来说，仪式是比信仰更为有效的社会活力的来源，因为它基于集体行动的情感唤起。柯林斯认为，情感能量是互动仪式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的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情感连带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从事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活动。
帝吧出征体现了情感互动的过程图景。
首先是帝吧吧民的接近性以及作为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网络生活，使其具有群体团结与身份依赖的情感基础，这是储存式的情感能量。在这个群体中，国家作为神圣符号与群体认同具有高度一致性。当台湾选战被建构成一种受挫的集体情感，它就具备转换成某种行动性表达的心理机制。随即便因“周子瑜事件”的诱因而转化为神圣物受到亵渎的正当愤怒。而这种情感，“唤起了先前所建立的运用暴力的有组织的网络” ，惩罚的冲动付诸实施即形成“圣战”的集体行动。这是一种仪式性报复，也是个体参与其中所体验的情感高峰。
与情感相关的是互动仪式中的道德感。
因为情感能量对于群体而言，具有控制的属性。它也是涂尔干所称的“道德情操”。这种道德感赋予参与者以行动能量，使每个人感到不仅是好的，而且是高尚的，觉得自己所做的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事情。
在集体互动仪式中，这种情感既是个体的主观形式，也涉及集体所加于个人的责任和道德感。比起实际内容，它的形式更重要。仪式对于我们道德生活的良性运作是必须的，就像维持我们物质生活的食物一样。只有通过仪式，群体才能得到巩固并维持下去。对个体来说，仪式也是重要的。Bellah说，只有仪式才能把我们从自我利益的利己追求中解脱出来，并具备创立一个社会世界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