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白人美国与多数人的身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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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务》|白人美国与多数人的身份政治

作者：内尔·欧文·佩特（Nell Irvin Painter）

译者：陈韵仪

图为本文作者内尔·欧文·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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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是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的政治学教授，也是北爱尔兰政治的专家。他把历史引入白人身份问题，并称之为“白人种族传统主义”（white ethno-traditionalism）。他的书主要讲美国，但也考察了加拿大和欧洲。他认为， 种族是一个遗传事实，是一种可识别的文化表现。考夫曼也探讨了反移民和反难民的白人心态，认为尽管他们支持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但里面的大多数人不是渴望权力，也不是反黑人的。他们只是一个感觉受到威胁的普通人，正在进行自卫。 考夫曼用几十张图表展示了数据的科学性，但图表也扭曲了背后的现实。例如，一张图表有两条线，一条与某个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投票概率有关，另一条与选民对安全的重要性感知有关。考夫曼声称已控制其他变量，但人们仍想知道这些控制变量是如何影响上述变量的。这张图表也没有反映出下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穆斯林在人口中的比例，一个人对安全的关注程度，以及该人投票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或候选人的倾向。不过，考夫曼提出了一个特殊因果关系：穆斯林引发了对安全的担忧，也进而鼓励了右翼民粹主义。考夫曼的主要论点是，白人政治认同中之所以出现右翼民粹主义，是由两种威胁造成的：一种是移民缩减了白人的规模；另一种是“反对多数的敌对文化”（anti-majority adversary culture），即“左翼现代主义”（left-modernism）。考夫曼称，“激进的左翼现代主义者”（radical left-modernists）的“反白人叙事”（anti-white narrative），将一些白人从单纯的反对移民推向了极端的“白人种族灭绝”（white genocide）理论。 为了帮助这类白人从极端中摆脱出来，考夫曼提出了短期和长期的补救措施。

多数决原则：2019年8月，新罕布什尔州特朗普集会上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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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考夫曼想拯救白人。但他的提议不是对极端主义的解决，而是对极端主义的妥协。举个例子，他处理难民问题的建议是，让他们远离白人占大多数的地方，把他们“长期”（on a long term basis）安置在“难民营”（camps），这并没有把问题永久解决。这样的难民营可以在“像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不太繁荣的非国家”建立。反对难民的西方国家愿意为这样的难民营提供资金，因为“他们更关心难民安置的文化影响，而不是经济成本”。 考夫曼阻止极端白人身份政治传播的长期解决办法是，加速“白人转变”（white shift）：出现一个包括浅肤色的新“白人”（white），同时，保留白色的“核心神话和边界符号”（core myths and boundary  symbols）。 正如考夫曼所指出的，几个世纪以来被排斥在外的群体，例如爱尔兰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和犹太裔美国人，都融入变成“白”的一种。但是，考夫曼忽略的一个问题：在一个种族主义盛行的社会里，肤色各异的非裔美国人已经在好几个世纪中被误认为是白人了。关于“谁是白人”的观点必将发生转变，这是正确的。 在考夫曼看来，这种转变将有助于保持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然而我认为，这种扩张实际上已经削弱了白人至上主义，因为它使那些不认为自己是白人的富有且受过教育的人受益。在考夫曼看来，“种族民族主义者”（ethno-traditional nationalists）对“失去他们所熟悉的国家”的担忧是合理的，因为批评者正在兜售仇恨白人的“左翼现代主义”（modernist-left）的“反白人叙事”（anti-white narrative），并将新的追随者推向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者的怀抱。如果这些批评者住嘴，白人就会安定下来，接纳其他人进入白人的世界——只要他们的肤色足够浅，愿意承认自己是白人。 但考夫曼并没有解释非白人是如何进入这个新政体（polity），更重要的是，考夫曼也没有考虑这个政体要如何捍卫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观。

与考夫曼的书相比，贾迪纳将多元回归应用于民意调查研究中。贾迪娜是杜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她控制对黑人的怨恨、党派偏见、性别、地区和政治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变量后，衡量美国白人对自己白人身份的认同程度，包括从“白人对我的身份一点都不重要”到“白人对我的身份极其重要”五个类别的变量。然后她检验考察白人身份认同是否能预测他们的政治态度。她写道，一位非白人的美国总统、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拉丁裔法官、关于种族问题的大学课程，都对白人至上主义的造成威胁。根据贾迪纳的分析，强烈的白人认同预示对移民的消极态度，和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积极态度。但是，贾迪纳争辩说，仅仅衡量白人身份认同并不能预测他们对政策的态度，反对态度与强烈的种族仇恨有关，这种仇恨感不同于仅仅把自己认作白人。

但是，贾迪纳运用的多元回归分析的局限性是众所周知的，第一个局限性是，当某些变量的影响非常小，就无法用这种方法确定因果关系的问题。第二个局限性是，无法描述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也无法捕捉到随着人口相互适应而发生的变化。此外，还存在着在可能的控制变量之间或预测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或许贾迪纳最重要的论点是“认同自己种族身份的白人也不会简单地沦为偏执者”。贾迪纳在书中写道， 很多时候白人身份认同者“表达自己的身份”时，可能就会被视为是种族主义，但这是不公平的。 她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2015年，新泽西州一家熟食店的老板贴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三月庆祝白人传统，庆祝白色历史月。“一些邻居指责他是种族主义，但他并没有恶意。毕竟，白人历史月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呢?它又不是庆祝开国元勋英雄白人或有很多有色人种的美国革命，也不意味着种族清洗。因此，只有回答白人历史月是什么后，我们才能揭示白人身份的反民主一面，才能说明为什么不能仅仅把它视为一个中立的历史事件。

当具有白人身份的公民在投票时，投票结果可能会对少数种族群体造成伤害。但是这种政治行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白人自身有利呢?梅茨尔探讨了这个问题，并指出，至少在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和田纳西州， 白人身份政治对一些白人造成了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 。梅茨尔是一名医学博士，也是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社会学和精神病学教授。梅茨尔通过调查采访，解释了公共政策如何影响特定的人，以及这些人如何处理他们的生理健康和政治信念之间的矛盾。他想知道为什么 “美国中下层白人会投票给那些不利于自己生理利益和经济利益的” 。梅茨尔从田纳西州的一个白人特雷弗（Trevor）开始讲起，特雷弗很穷，没有医疗保险，还患有肝病、丙型肝炎和黄疸。但是， 特雷弗拒绝通过扩大医疗补助覆盖范围来接受奥巴马医改 ，尽管这种拒绝剥夺了拯救他生命所需的医疗保障。“特雷弗是怎么死的?”梅茨尔问道， 答案是“有毒的教条主义”（ toxic effects of dogma）和“美国白人观念”（American notions of whiteness）。根据梅茨尔的说法，这种教条主义把奥巴马医改等同于侵入性政府造成的威胁。 梅茨尔还考察了2016年密苏里州的“宪法赋予枪支携带”（constitutional carry）法案,认为这个法案过度扩大了个人持枪权。他引述了他与一个支持小组成员的对话，对话中得知金姆（Kim）的父亲在担忧“自身安全、恐怖主义和入侵者”之后持枪自杀。对梅茨尔来说， 对“恐怖主义和入侵者”的担忧就像对移民和美国第一任非裔总统的恐惧。非白人受访者对未知的恐惧较少，对携带武器的权利也较少。 金姆和其他支持小组成员一起，拒绝了加强枪支控制的提议。“这不是枪的错，”该组织的一名成员说。“枪支对我们和我们的自由都很重要“。对此，梅茨尔的主要建议是， 白人不应该那么害怕社会变化，应该明白，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