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1986—1998年，我在编辑工作之余，逐渐从研究河北历史人物，转为研究河北古国——中山国(春秋时期建立，战国时期成为“七雄”之外第八雄)、赵国的历史与文化
，相继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河北学刊》《史学月刊》《晋阳学刊》《中国史研究》《历
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98年秋，由于担任《河北学刊》杂志社社长，后来又兼任总编辑，任务重、压力大，忙得昏天黑地，无暇再继续研究了，使得这一课题中辍至今。
近日，在整理所藏的书报刊时，找出了这些旧作，重新录入文字，拟在微信公众号陆续推出，供
微友们哂正。
今天，推出第十一篇：《对中山国都顾城的历史考察》，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2年
第1辑第201—212页。
中山进入战国
，
曾建立过两座较为著名的都城
，
对此
，
《世本
·居篇》有言
：
“中山武公居顾
，
桓公徙灵寿。
”关于桓公的新都灵寿城
，
经过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规模发掘
，
现已证实
，
其位于今河北
省
灵寿县西北十公里处
，
即今平山县三汲乡一带。然而
，
对于中山武公所居的顾的位置
，
由于缺乏考古资料及众说纷纭
，
至今未能取得共识。因撰此文
，
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
顾
”
为河北定州说之误解
定州，地处河北省中部，汉称卢奴。两汉、魏、晋四个王朝所封的中山国，治所均设于此地。由于它的西北面有春秋鲜虞国的重要城邑中人、左人，而战国时期雄踞河北的中山国又被后世不少学者误认为与鲜虞国一脉相承，因此，“顾”即卢奴或中人，亦即定州之说便应运而生。
东汉高诱首倡此说。他在为《战国策·秦策二·秦武王谓甘茂章》中“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注道：“中山，狄都，今卢奴中山也。”
北魏郦道元虽然与高氏的看法不尽一致，认为中山武公时的中山当在中人城更为确切，提出“城内有小山，在城西侧而锐上，若委粟焉。疑即《地道记》所云：‘望都县有委粟关也，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谓之中山城。’”。这与西晋张曜《中山记》中所说“城中有山，故曰中山”如出一辙。他的这一“中山”国号与都城建置相关的见解，使人们始认为，中山国名即因中人城而得。这无疑从一个侧面，为高氏的观点做了注脚，增加了“顾”即定州一带说的可信性。
唐宋两代的《括地志》《太平寰宇记》等地理著作，均以《中山记》《水经注》作为释解战国中山都城的权威之论。这样，卢奴或中人城曾是中山国都而称其为中山城、中山故城或顾的说法，也就为世人所接受了。
到了清代，一些专事春秋战国地理考据的江永、高士奇、吕调阳、张琦等人，也从未对此说提出过异议。
然而，随着中山国史研究的步步深入，中山自是中山，鲜虞自是鲜虞，两国并存的事实日趋明朗，高诱，郦道元的“顾即定州”之说就颇值得怀疑了。
春秋时期，鲜虞、中山两国同属白狄姬姓，在《左传》中出现的时间分别为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晋伐鲜虞，因肥之役也”和鲁定公四年(前506年)“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前后相差二十四年。这便是一些学者将它们视为一体的原因所在。
不过，问题的症结是，中山在春秋时期的历史，并非仅见著于《左传》一书，《吕氏春秋》《战国策》《国语》等书也有反映。
例如，《吕氏春秋·简选》云：“中山亡邢，狄人灭卫。”中山伐邢、亡邢之事发生在晋献公十五至十八年，即公元前662—前659年，《春秋》庄公三十二年记之为：“狄伐邢。”《国语·齐语》也记为：“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封之。”两书所说的“狄”与《吕氏春秋》所说的“中山”应当是一回事。
又如，《战国策·秦策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章》云：“(晋)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城濮之战发生在晋文公五年(前632年)，晋文公用狐偃之谋败楚师于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中山盗”显系指狐偃而言。
既然晋献公、晋文公两世均有中山活动踪迹的记述，那么，断言中山是因居住于鲜虞的中人城后，国号缘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显然与理相悖了。
古代大凡封疆立邦，国号多依地名、山川名而定，以城的建置特点作为国号者极为鲜见。
郦道元“城中有山”说的主要依据是，中山城内有小山。其实，这在古代筑城优先考虑军事价值的前提下，本不足为奇。
例如，《周易·坎卦》云：“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孙膑兵法·雄牝城》也云：“城前名谷，背亢山，雄城也，不可攻也。城中高外下者，雄城也，不可攻也。城中有付丘者，雄城也，不可攻也。”说明，城中有山或阜丘，不过是古人通行的一种置城特点。目的无非是，利用自然地形来加强城邑防御能力，并非仅限于中山国。郦氏把“城中有山”作为中山国号的缘起，显然是在对古代城邑建置特点缺乏考虑情势下的以讹传讹。
其实，张曜《中山记》中的“城中有山”说得很明白：“(中山)郡理中山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汉靖王受封，始移郡出山，居卢奴。”这里丝毫未涉及古代中山国号的缘起。郦氏不察，遂将《中山记》与《地道记》所述合二为一，继续重复高诱以汉中山释战国中山的错误，中山国名缘于“城中有山”说便流传开来。
张曜、郦道元所说的“中山城”，在今河北唐县境内，两汉时称作中人亭，《后汉书·郡国志》云：“唐(县)有中人亭、左人乡。”应劭《地理风俗记》也云：“唐县西四十里，得中人亭。”魏晋以后，始有中山城之说。其根据，大都来源于《中山记》《水经注》。
例如，《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县东北四十一里，春秋时鲜虞国之中人邑也。”《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则云：“中山城在(唐)县北十三里峭岭上。”
然而，事实上，据当地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介绍，除在北城子发现过两座春秋末到战国初的墓葬外，这一带并无中山国的故城遗址可寻。
当然，单纯依靠考古发现的有无来判定是非，尚为时过早。但是，如果与《列子·说符》“赵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胜之，取左人、中人。使遂入谒之。襄子方食而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之所喜也。’”的记载对照分析，出现这一事实，也是符合历史原貌的。
鲜虞国与晋国长期交恶，互有胜负，终春秋之世，亦未见消亡。此番晋国赵氏与鲜虞之战，在赵襄子本人并未率师督阵的情势下，新稚穆子初战告捷，获得“一朝而两城下”的辉煌战绩，这除了说明鲜虞此时的国力大为削弱外，恐主要还缘于中人、左人并非什么坚城固垒，不过是两个规模较小的土城所致。因此，将它与魏文侯“攻中山，三年而拔之”的都城顾相提并论，毕竟是缺乏说服力的。
二、
“
顾
”
为
河南
范县说之附会
“顾”为河南省范县说，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种新观点。
它首见于顾颉刚先生的《战国中山国史札记》一文：“武公居顾，在今河南范县东南五十里。”
之后，何直刚先生相继在《中山国史杂考》《中山非鲜虞辨》两文中阐述此说的合理性，认为：“顾应当是古代昆吾、韦、顾的顾，其地望在今河南范县东南。这个地方，不仅《世本》明确说它是中山武公的居地，而且在它的附近直到北魏时期，还流传着不少关于中山活动遗迹的传说。如《水经·瓠子水注》：‘成阳(今河南濮阳)城西二里，有尧陵……尧陵东、城西五十余步，有中山夫人祠，尧妃也……中山夫人祠，庙南有仲山甫冢’……中山夫人祠、仲山甫墓都应当是中山部族(或国家)的遗迹”。
《世本》言“中山武公居顾”，这是事实；但《世本》未言古代昆吾、韦、顾之顾就是中山武公所居之地，这也是事实。否则，此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了。
何文立论的主要支点是，先秦时期的“顾”城只有一地，即今河南范县东南五十里处，所以，中山武公所居之顾“应当是古代昆吾、韦、顾的顾”。这番推论看似无懈可击，实际上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古代汉语中一字多义、字字间通假互借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
其实，“顾”又可以写作“鼓”。例如，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下上》中，就将韦、顾、昆吾写成：“韦、鼓、昆吾。”唐人颜师古曰：“即顾国，己姓。”显然，仅据《世本》“武公居顾”四字，便认定它必是河南之顾城，是欠妥当的。
若照此推理，那么，对《汉书》中的“韦、鼓、昆吾”之“鼓”，又该作何解释呢？何况，《战国策·赵策一·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章》中明言：“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赵侯将不许，赵利曰：‘过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则魏必罢，罢则赵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赵也，君不知许之。许之，大劝，彼将知君利之也，必辍。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倘若“顾”城在今河南范县，战国时属卫，此时魏文侯根本用不着借道于赵，而应当借道于卫了。
何氏为了佐证河南中山说，特征引了《水经·瓠子水注》，以成阳有中山夫人祠和仲山甫墓作为依据。其实，除了中山夫人祠的真伪一时难辨外，仲山甫在周代是确有其人的。在他身上，却根本找不到中山人的影子。
仲山甫，《汉书·古今人表》作“中山父”，始见于《诗经·大雅·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保兹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作为周宣王时的股肱之臣，仲山甫与召伯虎、尹吉甫、虢文公一道，为挽救自周厉王以后周王朝出现的颓势，开创宣王中兴的局面，竭尽了全力。生前食采于樊，死后谥“穆”，故《国语·周语上》也称之为樊仲山父、樊穆仲。其后，子孙遂以樊为氏。《广韵》言：“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后因氏焉。”
一是姬姓说
，
见于《通志·氏族略三》
：“樊氏，姬姓。周太王之子虞仲支孙仲山甫为周宣王卿士，食采于樊，曰大侯，因邑命氏。其地，一名阳樊，
为河南济源东三十八里皮城是也。”《路史·后纪九上》《古今姓氏书辨证·樊》均采此说。
一是姜姓说
，
见于《汉书·杜钦传》
：“仲山父，异姓之臣，无亲于宣，
就封于齐。”邓展注
：“《韩诗》以为封于齐。”《困学纪闻》引唐《权得舆集》、元于钦《齐乘》与此见解同。
一是周之苗裔说
，见于宋人洪适的《隶释》，
上载东汉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所立《孟郁修尧庙碑》云：“
仲氏，祖统新出，本继于姬，周之遗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兴，宣平功遂，
受封于齐。”
三种说法孰是孰非，限于篇幅，无意在此展开讨论。这里只想申明的是：仲山甫，与《国语·周语上》提到的“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中的“伯阳父”一样，“仲”在此意为“伯、仲”之“仲”，而不是将其连读成“仲(中)山”之“仲”。
例如，《后汉书·杨赐传》云：“内亲张仲，外任山甫。”李贤注：“《诗》曰：‘张仲孝友。’又曰：‘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皆周宣王贤臣也。”就是将仲山甫直称为“山甫”。
又如，曹操《善哉行》：“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圣贤。”卢子谅《赠刘琨一首并书》：“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弘济艰难，对扬王休。”也是同样道理。
所以，何直刚在文中以“仲”“中”二字通假，将仲山甫作为中山部族(或国家)的遗迹来看待，实属附会之论。
三、
“居顾”实为“居鼓”辨
当鼓被晋灭之后
，
他们的人并未投降
，
而是进行了一次大迁徙
，
在原鲜虞的地盘内找到一个落脚之地
，
这就是在今河北省唐县北13里的中山故城……因为中山原是从
“
鼓
”
迁来
，
所以
，
中山也称为鼓
，
后讹为
“
顾”。
说战国中山是春秋鼓国的延续，因为前面已经阐明了中山在春秋时期的历史，在此恕不辨驳；说“中山也称为鼓”，确乎有独到之见。但是，并非鼓迁到今河北唐县后讹为“顾”，而是“鼓”“顾”二字本来相通，《世本》“中山武公居顾”应当理解为“中山武公居鼓”才对。
最早注意到此问题的是清人钱坫，他在《新斠注地里志》“灵寿”条下云：“《世本》：‘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顾，即鼓也。”以后，王先谦在《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中重申此说，认为“顾，无考。顾、鼓，一音之转，或疑即鼓地，而后变文为顾也”。只是因为受传统的“城中有山”说的影响，钱、王之论被后世的不少研究者略而不提了。
“顾”“鼓”同为双声字，不仅可以通假互借，而且据《尚书·商书·微子》“我不顾行巡”孔颖达正义云：“顾，音故。徐(仙民)音鼓。”说明，“顾”“鼓”在古代也是同音的。《汉书·古今人表》将“韦、顾、昆吾”写成“韦、鼓、昆吾”，并非作者疏忽笔误，实乃古代“顾”“鼓”通用所致。
鼓，亦即《世本》中的顾，位于今河北省藁城一带。原本是春秋时鼓国都城所在。战国初年，
中山与赵国联合灭鲜虞后，迁居于此。以后，中山武公摆脱赵氏的控制，又在此立国建都，扩大规模。《史记·赵世家》将这一事件称之为：“中山武公初立。”元代吴师道对此评论道：“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势益强，遂建国备诸侯之制，与诸夏伉欤!”
近人臧励和在所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昔阳”条下云：“春秋鼓国都，隋置昔阳县，寻改为鼓城，今直隶晋县治。《左传》昭公十二年‘晋荀吴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灭肥，以肥子绵皋归。’杜注：‘昔阳，肥国都，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按，杜说即今昔阳县之地，非鼓国都也。刘炫谓肥、鼓并在巨鹿昔阳，即是鼓都。在鲜虞东南。《汉书·地理志·下曲阳》：‘应劭曰：晋荀吴灭鼓，今鼓聚昔阳亭是也。’是鼓聚、昔阳亭为一地。杜预昭十五年释鼓注不误，十二年注则误也。”
鼓都究竟是在山西昔阳还是在河北藁城？汉以后的学者众说不一，分歧较大。由于它牵涉到中山国都顾城位置的确定，故需要进一步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