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日说孔子

自从写了《普及版庄子哲学》，学生就一直催着要看《普及版孔子哲学》。但是我终于没有写，原因并不是偷懒，而是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因为“哲学”并不是中土特产，连“哲学”这个词也是东洋贩来的。庄子的思想，尚可以在“哲学”的范畴中演绎，但在“哲学”的范畴里演绎孔子的思想似乎就很难了。最关键的是也毫无必要，未必将思想归结为“哲学”就显得“高级”一些。

《论语》里面记录了一次很要紧的谈话，孔子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参说：“唯”。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就此为止了——我们从这里也能够看出孔子的个性与风格，就是点到即止，含蓄蕴藉的那种。曾参后来又在其他同学那里申述了孔子的那句话，他说“忠恕而已矣”。不管这句话是不是符合孔子的说法，至少这句话说话的口气很像孔子的态度，那就是并不想将自己的思想神秘化，他不像庄子，庄子是将自己的思想神秘化的，而孔子是努力要将自己的思想世俗化的。因为孔子实在是一个行动的人，或者按照康德的说法就是遵循“实践理性”的。

孔子的不幸在于他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社会的批评者。其实这两者是一体两面的，既然有理想，就会不满于现实，而且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也的确有点糟糕，当然如果他活得再长久一些，就会发现比起后世来，他生活的时代还没有那么糟糕。中国的历史，春秋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春秋人格（这个概念是雷宗海提出来的，他是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大家）里还多少有让人动容的东西的，而这些东西在后世就越来越少了。在孔子看来，社会的动荡不安，根本原因是社会秩序的混乱造成的。要让社会重新回归安宁，就必须重建社会秩序。所以，孔子的“尊王”，不是对“王”有什么感情，而是孔子幼稚地以为确定了“王”的地位，就可以确定整个社会秩序，然后生活就能回归安宁平静。

孔子为什么有这样的自信呢？因为在孔子看来那个固有的社会秩序背后，有着两种人类可贵的道德品质，那就是“忠”与“恕”（姑且按照曾参的观点）。所以，孔子其实也不是对“周礼”有什么感情，而是看重周礼背后的那种道德品质。在孔子看来“忠”的基础是“信”；“恕”的原因是“仁”。“信”的意思固然有很多，但在孔子看来，根本问题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也就是“本分”。人人能够持信立诚，社会秩序就不会受到挑战，社会自然就稳定安宁了。为什么孔子对季氏舞八佾于庭那么生气，是因为这样的行为表面看是纵情声色，背后则是对社会秩序的藐视，而这正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当然，孔子也意识到一点，那就是如果上级乃至周王，如果残暴酷虐，大家还是过不了好日子，所以，还应该有一个因素来制约，才能让大家过好日子。所以他又提出了“恕”，也就是“仁爱”来做标准。这样孔子算是建立了一个以秩序为外在体现，以仁爱为价值内核的社会结构体系——这可以算是中国的“理想国”。并以这样的理想模型来衡量世界，结果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于是他就开始愤愤不平起来，不过他愤愤不平，不是“老子不陪你玩了”的态度，而是勤勤恳恳想用自己的一套去“挽狂澜于既倒”，当然结果有点悲剧。

结果悲剧的原因有很多，先说其一。理想的社会结构当然是“忠”“恕”并存，相互补益。但是，我们可以设想，整个社会完全要靠居于社会结构顶层的那个一尊内心的“仁”来让整个社会秩序保障大家生活安宁和顺，是不是有点危险，有点不靠谱？而且更重要的是，孔子没有讨论万一有“忠”而没有“恕”，社会是不是会更糟糕？孔子那个时代，他靠着语焉不详，闪烁其辞，还不至于被人质疑；但是到了孟子的时代，孟子因袭孔子衣钵，但因为话多，就被人抓了把柄，直接有人就用商汤对夏桀，周文周武对商纣的例子去怼他，孟子就只好用“独夫民贼”这样偷换概念的办法去糊弄了。（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 “ 于传有之。 ” 曰： “ 臣弑其君，可乎？ ” 曰： “ 贼仁者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