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角色代偿理论对东德文艺审查现象的分析（上）|作者专栏

本文试图以 社会角色代偿理论 作为 理解东德时期文艺审查现象 的重要工具。结合《窃听风暴》和《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本文揭示了 文艺审查对个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通过对不同角色类型的分析，如掌权者、野心家、随大流者等，展示了东德社会中的心理动态。文章结合电影内容探讨了“斯塔西”文艺审查现象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影响，并以片中角色为例分析了艺术家的困境和适应策略，进一步通过案例讨论了掌权者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角色代偿来填补情感堵塞。最后，文章警示 监控国家 和 数字极权主义 对 个人自由和隐私 的威胁，呼吁人们警惕并采取行动，以避免失去自主性和清醒认识。

《窃听风暴》（原名为：Das Leben der Anderen）由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执导并编剧。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84年的东德（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DR），描述了东德国家安全局斯塔西（Stasi）对艺术家高压的监视状态。

斯塔西，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多达28万名合作探员，在国家内部编织了绵密有效的情报网络。几十年中，它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全国3人之中必有1人遭受监控。

影片主要讲述斯塔西的军官卫斯勒（Gerd Wiesler，由乌尔里希·穆埃饰演）被指派去监视一位著名的剧作家德瑞曼（Georg Dreyman，由塞巴斯蒂安·科赫饰演）及其演员女友克丽斯塔-玛丽亚·西兰（Christa-Maria Sieland，由马丁娜·格德克饰演）。起初，卫斯勒的任务是寻找德瑞曼不忠于东德政权的证据。

然而，随着卫斯勒通过窃听对这对情侣生活的深入了解，他逐渐对他们产生了同情，卫斯勒的立场开始发生转变，他从一个无情的监听者逐渐变成了这对情侣的保护者。

电影中，德瑞曼的老搭档、导演杰斯卡（Albert Jerska，由沃克马·克莱纳特饰演）上了斯塔西黑名单七年，德瑞曼向文化部长争取是否可以放松管制却无果，最终选择自杀明志。此后德瑞曼开始秘密为西德《明镜周刊》撰写揭露东德艺术家自杀状况的报告。卫斯勒在监听到这一切后，选择冒险保护他们。

随着德瑞曼的文章在西德匿名发表，斯塔西经过一系列动作最终直接抓走了克丽斯塔，对其进行要挟，并供出了德瑞曼的秘密。得知后的卫斯勒利用自己的职权隐藏了证物打字机，使得德瑞曼免于被捕。最终，卫斯勒因违背命令而被降职。东德政权崩溃后，他成为了一名普通的送报员。多年后，德瑞曼发现了卫斯勒当年所做的事情，并以匿名方式向他致敬，将他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影片在此戛然结束。

《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是德国心理治疗医师马茨（Maaz, Hans Joachim）对民主德国民众心理故事的记述，也是作者本人在民主德国的生活和情感史。书中通过东德国家安全局的权力、司法压制、国家教育压制、家庭压制、医学压制、分娩权威等角度详细记述了民主德国民众在冷战时期下备受高压极权体制摧残和扭曲的心理状态。作者认为，东德被定格在“童年”期，缺乏独立自主、自我意识、责任感等特质，导致民众面临严重的身心问题。此外，马茨还探讨了转折期民主德国民众的心理状态，以及两德统一所带来的心理问题。马茨强调，转型期的人们需要的不仅是制度的变革、物质的富足、环境的宽松，更重要的是“心理革命”。基于数千个病人的心理治疗经验，马茨提倡一种鼓励健康生活的“治疗文化”。他强调，通过心理治疗和自我救赎，人们可以克服心理障碍，实现自我成长和发展。总之，本书对于研究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型前后的历史、社会和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心理学上认为，盲目的角色代偿破坏了⼈格的协调统一，反而加剧心理冲突。

根据社会角色代偿理论，马茨指出，在民主德国的压力性体制下，人们由于制度的限制和压迫，很难实现个人的真实愿望和表达。因此，他们往往会采取一种社会角色代偿的方式，即通过扮演符合社会期望的角色来弥补内心的缺失和不满。这种代偿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但却导致了人格的扭曲和分裂，使得人们难以体验到真实的自我和生活的意义。

笔者认为，将社会角色代偿理论应用于分析东德的文艺审查现象，具有以下优势：

首先，深入理解个体与制度的关系 。通过社会角色代偿理论，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在东德“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如何通过与制度的互动来塑造自己的身份和角色，以及这些角色如何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选择，进而明确地分析极权主义制度如何塑造畸形的国民性，导致东德人民自我认同的危机及政治参与的匮乏。

其次，揭示文艺审查的心理后果 。显然，严苛的文艺审查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压迫手段，限制了人们的创作自由和表达权利。通过社会角色代偿理论，我们可以揭示这种压迫如何导致受审查影响的个体采取代偿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心理平衡，以及这些代偿机制如何进一步加剧集体的人格扭曲和分裂。

最后，提供批判性视角 。社会角色代偿理论不仅揭示了问题的存在，还使我们能够看到在看似稳定和有序的社会表象下，隐藏着个体内心的挣扎和痛苦，以及制度对人性的压迫和扭曲。这种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东德文艺审查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

角色理论如今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旨在从个体的社会角色属性出发，深入解析社会心理与行为的产生、发展及变化。它最早起源于戏剧文学领域，后被应用在人文社科学科中。 默顿（Robert K.Merton）提出了角色集（role set）的概念 ，强调个体在不同社会关系中扮演多重角色，这些角色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角色冲突。 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确立的“拟剧论”也是角色理论的典型代表 ，他认为，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表演。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角色理论大致分为五大研究视角，分别是功能主义、符号互动主义、结构主义、组织主义和认知角色理论。此外，角色冲突、角色扮演理论也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

目前角色理论的研究比较分散和混乱，且大多集中在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单一领域内，缺乏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例如将角色理论应用在政治学、历史学的研究罕见。这限制了我们对社会角色代偿现象的深入理解。此外，角色代偿理论与民族学、人类学高度相关，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社会角色代偿的表现和机制可能有所不同，但目前的研究对此关注较少。鉴于此，本文旨在透过社会角色代偿理论这一理论工具，分析民主德国在冷战后期文艺审查现象以及其所涉及的不同群体（文艺工作者、国家安全局）分别扮演的角色，对于理解其他历史时期和地区中类似的文艺审查、意识形态控制现象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代偿，生理学上的意义是指人体的一种自我调节机能，当某一器官的功能或结构发生病变时，由原器官的健全部分或其他器官来代替、补偿它的功能。当个体或群体在特定情境下无法履行其预期角色时，会通过角色代偿来维护系统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马茨在书中对“社会角色代偿”作出了充分的定义，总的来说，这是一种 被动的人格扮演 。他定义道：社会角色是指由于职业、职能和分工不同而应具备的综合性行为规范以及行为主体特殊者的性格特征，而这一行为主体则要很好地迎合这一角色的期望和要求。 在东德的极权体系下，社会角色不仅是个体身份的体现，更是社会控制的工具 。通过严格规定和管理社会角色，极权主义能够有效地限制个体行为，确保集体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然而，人们因为公式化的行为模式失去了本能和作决定的自由，这一损失通过在固定轨道内相对安稳的生活和有条不紊的秩序得到了弥补。通过这种方式，已经丢失或受到压抑的生命力将不再被视为缺陷，而业已存在的⼈格扭曲和受限倒成了担任某种社会角色的必要前提。这些角色要求⼈们佩戴社会面具，并以此深化他们的人格分裂。

这些社会面具不仅限制个体行为，还被用作适应和控制社会环境的手段，笔者对此进行了总结归纳，发现 社会角色代偿能够解释统治者的四大目的 。

首先是减少被统治者的认知失调 。个体在适应压制性环境时，常常面临认知失调，即个人理想信念与所见行为之间的不一致。通过扮演符合社会期待的角色，个体能够缓解这种失调。例如，书中谈到，一个野心家可能内心不认同党的政策，但通过表现出对党的忠诚，他能够减少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从而达到心理平衡。

其次是内化被统治者对权威的服从 。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S.Milgram)著名的权威服从实验揭示了人们在权威面前的顺从行为。在东德，个体通过扮演追随者的角色，内化了对权威的服从，接受了党的统治和指令。这不仅是出于恐惧，更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使服从权威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模式。

再则是维系长久的社会稳定 。通过制度化的角色安排，国家能够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民众，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例如，通过鼓励野心家追求个人成就，国家可以在不破坏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利用他们的动力和才智。

最后是构建集体心理防御机制 。马茨认为，在面对压制和无力改变的现实时，个体将下意识地通过扮演社会角色来进行心理防御。这种自我保护机制能帮助个体在极权环境中找到心理上的安全感。例如，追随者通过完全接受党的意识形态，避免了因为质疑和反抗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现实风险。

马茨在书中鞭辟入里地分析道，在东德，“上瘾地重复扮演这一角色”是人们为官僚主义国家机器和国家安全局的控制所必须偿还的“高利贷”。 每个人都同时兼有“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 。这种扮演模式衍生了一些最为常见和具有特色的角色类型，包括： 掌权者、野心家、随大流者、反对者、逃亡者、出走者和空想家 。

掌权者主要是党内高层、国家安全局人员及政府要员 。这些角色通过严格的等级制度维持权力和控制。资深掌权者常被颂扬为“反法西斯主义者”或“英雄”，他们沉湎于个人崇拜的享受中，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生活在隔离和保护之中。这种隔离不仅保护了他们的权力地位，也确保了他们的私人生活和个性中的弱点不被暴露。他们通过精心控制的公开活动维持外表的完美无瑕和崇高形象，从而在民众中保持威信和一定程度的尊敬，即使政府和党的形象受到质疑。 埃里希·昂纳克（ Erich Honecker）是典型的掌权者，作为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SED）的总书记和国家元首，他在1971年至1989年期间统治东德。他通过严密的社会控制和意识形态宣传，确保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权威。

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 德国政治家

野心家与纯粹的共产党员不同，他们的动机并非源于共产主义信仰，而是为了个人利益和权力 。这些人并未经历过真正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只是表面现象，内里空洞无物。野心家通过服从和出卖来获取地位和赏识，他们在体制内灵活变通，不择手段地攀爬权力阶梯，以确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角色使他们在高度集权和监控的环境中找到了一种适应和生存之道。马尔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在斯塔西担任了34年的间谍头目，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并在冷战期间对西方国家进行了大量间谍活动。他的成功不仅为他带来了权力，也带来了相对的安全和地位。主导了东德的外贸事务的官员亚历山大·舍伦克（Alexander Schalck-Golodkowski）以狡猾著称，利用权力谋取个人利益，通过服从和出卖来获取地位和赏识，也是体制内典型的野心家。

随大流者在东德社会中占据了大量人口，他们并不积极追求权力或挑战体制，而是选择顺从现状，以减少自身风险和压力 。这类人通常遵循官方的规定和指示，避免卷入任何形式的政治冲突或反对活动。他们的主要动机是寻求稳定和安全，尽量保持低调，以便在严苛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大多数东德公民都属于这一类，他们通过参加官方组织如自由德国青年团（FDJ）等，表明对政权的支持，从而确保个人和家庭的安全，他们通过压抑自我、无条件地服从体制以完成角色代偿。

反对者是东德社会中最勇敢的群体，他们公开挑战和批判体制的不合理性，倡导民主、人权和个人自由 。尽管面临监视、追捕和胁迫，反对者坚持他们的信念和立场，为社会改良做出贡献。反对者的勇气和言论激发了公众的觉醒，使人们在压抑的环境中仍保持对变革的希望。他们的角色代偿属性可能是最弱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贝蒂娜·韦格纳（Bettina Wegner）等都属于“反对者”。

逃亡者是那些试图逃离东德的人，他们通过教会或其他途径寻求自由 。这类人对国家和社会现状感到极度不满，认为只有逃离才能摆脱压迫和束缚。他们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与东德的体制格格不入，因此选择出走来实现自己的自由和安全感。这些人往往在“角色代偿”的过程中面临障碍。出走者与逃亡者类似，但他们可能更多是通过合法途径或在体制内找到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来逃避直接的政治压迫。这类人通常依靠教会等组织提供的“自由空间”进行自我救赎和心理疗愈，以便在压抑的环境中找到一丝喘息的机会。1950年代至1961年柏林墙修建期间，有数以万计的人通过地下通道或其他秘密途径逃往西德。

空想家主要由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组成，他们通过创作和思想传播来挑战体制，宣扬理想中的社会和人文价值 。空想家们拒绝空话和虚假的表忠心，他们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表达对和平、社会公正和人类尊严的追求。这种方式不仅保护了他们的言论自由，也让他们在社会中获得了高度的尊重和影响力。他们的作品成为亚文化群体的规范和基础，帮助人们在压抑的环境中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和清醒。《窃听风暴》中的主角之一德瑞曼便是典型代表。

通过分析以上角色类型，我们可以看出，东德社会中的个体通过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来适应和控制自己的生存环境，从而隐藏和抵消内心的缺陷综合征，获得安全感和认同感。这种角色扮演不仅是个体心理的自我保护机制，也是对极权主义体制压迫的一种隐秘反抗。